向下凝望，向上生长：中国民营经济的奇迹不在于献媚权力
作者=庞溟
来源=2017年5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民营经济如何在夹缝中兴起
与中国经济奇迹如影相随的，是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到2015年，“狭义民营经济”（即国有、集体、各种混合经济等公有制经济之外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全国GDP总量的60%以上，而非国有经济（即“广义民营经济”）占比更高达70%以上。可以说，私营企业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非农就业的最大途径和财富积累的不竭之源。
以国家中心论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正式制度是经济绩效和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一般分析也认为，中国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主导的制度变革过程，政治精英们创造了提升效率的规则和政策。但是，“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旨在保护和促进公有制经济，而国家中心论在解释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制度的来源时，是不具有适用性的”。可以说，针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路径的一系列制度性问题，正统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并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倪志伟（Victor Nee），瑞典隆德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欧索菲（Sonja Opper）对长江三角洲超过700家制造业民营企业进行了长达六年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兴起，既不是设计出来的，也不是执政党所预期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在政府政策等正式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官僚作风盛行、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缺失、没有国家层面合同法指导商业行为”，由社会底层创业者自发地发展出的规范和网络，作为“保障、激励和引导初创企业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为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出现，提供了制度性基础。
如果合作的收益超过成本，非正式规则下的私人秩序（private orders，书中误译为“私人订单”）就能为各方提供一个持续重复交易的稳定框架，“中国转型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们正是利用他们关系网中的这种非正式规则，在竞争性经济环境中赢得信任、获取信息、实现合作共赢”。
而只有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增长势不可挡的强劲动力时，“国家才开始着手制定正式的规章制度，并逐步赋予民营企业合法性、正式的法律权利和平等性”，“最终为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创造了一个至少是法律上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如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本书译者之一阎海峰教授的总结：“这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谜底：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创造了中国的转型经济奇迹。”
不和超过三个人说他坏话的人做生意
大多数创业者把互助与合作网络的发展，排在了创业众多要素中最重要的位置。这是由于“在中国高度变动的商业环境中，很难预测地方政府的新规定、新政策和市场动态”，所以“非正式合作和生意伙伴网络内的相互咨询，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商业规范”。
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缺乏相互协助，“生意将很难做下去”，“靠一个人自己没法做生意”。一次握手就是一次交易，礼物代表个人的感激之情。在这样关系紧密的社会网络中，商业社群的合作基础就是商人的信誉。“只要有一次贷款违约，就会毁掉整个声誉”，一位生产和销售特种钢材的企业家如是说，“只要有超过三个人说他坏话，哪怕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和那个人做生意”。
于是，一个人能否从他人那里得到帮助，取决于他的声誉。就像一位温州机械生产商所说：“在温州，声誉就像是一种规范。如果你想别人帮助你，你就需要有好的声誉；反过来，如果你的声誉好，你有困难人们就会帮助你。”然而，保持好的声誉比仅仅及时偿还非正式贷款、及时按合同提供合格产品和服务等行为的内涵更广。商业网络中一个默认的规则就是不能窃取朋友的的生意，也不能挖朋友的员工或客户的墙角。正如一位宁波企业家所言：“没有太多的规范需要服从，但是你不应该与生意上的好朋友竞争。”
这种不进行正面竞争的规范和观念，在长三角地区被广泛接受。在该书的调查中，近一半的企业家表示，如果有生意上的朋友要抢他们客户，他们一定会告诉别人；有2/3的企业家更是确信，商业社群中的其他成员会制裁这种行为。企业家们更是普遍认为，通过散播谣言或负面评论把客户从竞争对手的手中抢走。
在学习和启用新技术方面，创业者们也会彼此互相帮助。宁波一位商人在访谈中提到，他会时常拓展和改善自己的产品组合，而他的生意伙伴会允许他使用自己厂子里技术更为先进的设备进行新产品开发。在商业伙伴和生意熟人之间，互相介绍可信赖的客户与供应商也很常见。如果一家公司的能力存在问题，或者其特殊的产品局限性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这些公司就会把订单介绍给其他人，“这也是地方上一般性社会规范和协议的一部分”。
合作和长期互助网络的地方性规范，从某种程度上说也通过商业环境的地方主义体现出来。在调查中，约93%的创业者说他们是在自己的家乡省份创业的，甚至有高达87%的受访者是在自己出生的城市开始创业的。
从合作网络到产业集聚与创新
大量的模仿、自我学习和多方合作等行为，同样促成了在相同或相关细分市场上的地方性企业集聚现象和创新行为。例如，在浙江省，85%的民营企业聚集在产业集群内；即使是在2009年上半年这一全球危机的高峰期，浙江省内也新创立了45000家私营企业，“这意味着，每天有252家新的私营企业注册成立”。
运输成本的节约、人力资本的整合、源于信息溢出的获利，都让产业集群通过集聚效应带来竞争优势。但是，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中的人际交往，对于自下而上地发展出商业规范以维持信任和合作，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带来竞争优势的。社会化的过程，；而产业集群在空间上的地理相近性，为此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正是在这种关系密集的商业社群内，企业家可以获取信息、彼此监督，这对于企业之间的合作和按时达成交易十分必要。人际交往和复杂的商业关系为此提供了社会黏合剂强化了对商业规范的遵从，并促成了在稳定的社会网络中以合作的方式处理矛盾和冲突”。
调查显示，超过86%的受访企业家会用自己的生意圈子（核心供应商和忠实客户）互相推荐客户；约40%的杭州和温州民营企业以及60%的宁波民营企业依靠主要与自己同处一城的供应商；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与各自的原材料供应商合作超过6年，企业的客户网络同样表现出类似的稳定性——“大部分销售来自重复性交易，平均68%来自回头客”。
在一个高度集中化的产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对创新合作至关重要的大量隐性知识会嵌入在企业间流动的网络关系当中，这也会促成产业创新的扩散。根据调查，65%的企业家表示自己和最重要的五个业务关系中的至少一家企业保持着持续的非正式技术合作，40%的企业和两家或以上的这些重要业务关系保持技术合作；1/3的民营企业专利有正式的技术合作。
民营企业家依凭企业间的网络，有可能克服企业研发中的制度阻碍，发展出一整套研究合作关系。无论采用哪种清楚界定各方在联合研发项目中权责的合约类型，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创新活动上都投资较多，而且回报也高：44%的民营企业将新生产技术的推出归功于自己的研发活动，而国有企业这一数字仅有28%。
两位作者对“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集的研究还表明，就创新而言，国有上市公司不再享有体制优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表现均弱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不再是被边缘化的地段制造者的代名词，明显摆脱了低人一等的地位并且在创新上已经可以和传统主流经济叫板并抗衡。”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出现在2010年全球5家最具创新力名单上的四家中国企业，除了中国移动一家国资控股企业外，其他三家都是民营企业（比亚迪、联想和海尔）。
你只能骗人家一次
获取创业资本难，是创办私营企业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商业计划的不确定性、市场风险以及创建者有限的商业经验等，都是银行拒绝贷款的重要因素。两位作者指出，中国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政策和实践在事实上向国有经济部门的倾斜，“也至少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而近年来，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相伴随的是资金流向的脱实向虚，以及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门不成比例的支持力度，这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根据本书的调查，在长三角地区，几乎所有创业者在创办企业时都没有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而有2/3的企业家在成立自己的私营企业时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及亲朋好友的私人贷款。大多数企业家认为，几天内从其商业网络中筹到中小规模的贷款并不是问题。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互相借贷协议和非正式信用市场在一定时间内还将长期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通过嵌入商业社群中的关系社会，“通过社会网络对借贷方进行筛选、借贷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和多方的惩罚等机制”，中国的商人可以保障基于人际关系的非正式借贷协议不受违约行为侵害，减少违约风险，“使其远远低于正式银行体系的水平”。商业社群通过商业伙伴交流、商业协会活动和例会等场合下的信息分享，有助于识别出借贷方的可靠性，揭发违约者和违约行为，保护其成员免受损失。38%的受访企业家认为贷款方可能会告诉其生意伙伴和客户向自己借款的人拖欠还款的行为，27%的受访者相信拖欠还款会影响到与商业社群其他成员的生意关系。
要知道，作为创业的一种可靠的资本来源，非正式借贷行为通常没有书面合同或者正规抵押，就是握个手就完成了。尽管这样，企业家们也会服从规范，为还清贷款而勤奋工作，因为“当前的绩效决定了他们在未来获取非正式资金帮助所需的声誉和期望”。民间借贷创造了互惠的期望，贷款方同样希望以后可以从现在的借款方处借到钱，培养出可靠的借贷关系和正规的借贷渠道。用一位企业家的话说：“你只能骗人家一次；那下次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怎么办呢？”
当然，贷款方也会从这种脱离正式银行体系的民间借贷行为中获益。以当前的通货膨胀率为基准，放在国有银行的存款率通常难以产生正收益；而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不会低于10%”。所以，银行正规贷款的制度性障碍却产生了意外的结果，将借款方和贷款方都锁定在一种互利性的非正式借贷关系中，使他们在正式金融体制之外存活下来，并反过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成员加入民间借贷。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接受调查访谈的样本中，只有1%的受访企业家说他们曾经求助于地下钱庄或高利贷。可以说，这种非常规的引鸩止渴的民间借贷与融资方式，仅仅是不必要、高风险、小范围内的走投无路之举。
玩商业游戏，就不想玩政治游戏
两位作者认为，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和政治权力寻租者在经济领域中并非主导者。长远看来，仅仅依靠政治资本从事非生产性寻租的企业不会成为中国激烈市场竞争的赢家，因为寻租的成功并不能保证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长期竞争优势——“通过政治关联获得的收益，可能会因管理或战略失误而丢失”。
对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的调查说明，“竞争性市场不奖励持有政治资本的公司”。两位作者在控制了一系列标准的管理和公司特性后发现，较小的公司、年轻的管理者、来自不同地区的管理者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拥有更快的销售增长。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治资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反，定期财政捐赠的企业比其他企业经历了更慢的销售增长。作者推测，“销售额增长速度慢、经济实力较弱的公司更愿意‘购买’政治支持，并期望这种政治关系能够在未来帮助它们解决问题或者得到好处（如贷款担保或减税）”。
事实上，在长三角地区，大多数的企业家没有期望能够从政治网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浙江省一家计算机公司的总经理总结道：“政治只是又一场游戏。既然我选择了玩商业游戏，就不想玩另一个了。”一般企业都感受不到政治关联的好处，正如近80%的民营企业家不相信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与党政官员有良好的关系。
两位作者对公司盈利能力决定因素的分析进一步表明，政治资本对经济成功的影响是有限的。“从数据上看，任何一种政治资本——不管是党员、党政官员身份、对政党的经济贡献，还是与政府当局的私人关系——与优秀的公司也就都没有关系”。一方面，与国有机构的交易额并不是影响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也不构成企业盈利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即使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当依赖与国有机构的交易，决定企业能否通过市场检验的前提条件，依然是企业发现市场机遇并作出反应的能力与核心竞争优势。
按照两位作者的思路，市场不仅激励盈利行为，还促使企业家从非生产型的寻租人向生产型的企业家转变，为其与政治领域脱钩提供了机会。不过，书中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在一个公司的销售结构中，着重培养与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的个人关系，与签订政府合同的较高比例是不相关的。此外，党员身份甚至在得到政府合同上显示出负面的影响。……党员要接受更严格的公众监督，这就事实上妨碍了普通党员的寻租活动”。这一与常理以及生活世界观测结果相悖的结论是否可信，当见仁见智。
重新发现向上生长的力量
我们可以发现，两位作者的研究将“制度”的范畴扩展到涵括习俗、规范、信仰、规则、组织等领域，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在书中采取了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主张相一致的理论路向，即：社会行为的基本形式体现在社会互动中，并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大型社会结构的持续存在和随时间发生变化提供了微观基础。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奇迹故事，就是民营企业家群体在市场经济转型与改革进程中孕育、成长、壮大和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历程，就是紧密互联的草根商业社群中的非正式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等“微观机制”与其他宏大的、正式的、官方的因素一道支撑起“宏观经济制度”的历程。
“市场逐渐地影响了经济活动参与者，让他们自发地不再依赖于政治关联，而是自行投资于平行网络关系。”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固然愈发强壮，却难以确定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抱持宽容态度，甘心延续不作为、不干扰、不阻挠的政策，“容许处于社会边缘的民营企业在不符合制度的标准下运营”。就像何轩与马骏在《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一文中所发现的那样，执政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巩固了执政合法性。相应地，也必须警惕两位作者特别指出的某种存在于理论中和现实中的危险性，即：“国家仍然可以继续不调整正式制度，以边缘化民营企业的活动”。
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稳定性、渐进性、包容性以及双轨制，使民间行为主体基于合作博弈基础之上的生产、交易以及自我约束的均衡和秩序得以维持、强化和巩固，使民间自主创新得以在特定情境和关系网络（如家庭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政企合作关系等）中低成本地孕育、生发和扩散，使发端于民间实践中的良性规则得以保存、成长并最终提升为被官方认可的正式规则。
这种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的、漫长的“内源型”变革过程，它与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兴起的因果顺序不谋而合，也恰恰是过去近四十年民间智慧、底层经验与草根历险最可宝贵之处。
纸城。有趣，但不低俗；严肃，却不正襟危坐。这里有一些拒绝无病呻吟的文艺生活，一捧拿得起放不下的审美趣味，或者再加一点无伤大雅的吃喝玩乐。欢迎入住纸城，让我们轻盈、透明地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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