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40岁生日快乐！

编者按
这是一个伟大时代气势磅礴的献礼！这是一个伟大国度缔造传奇的经典！大潮奔涌，风云变幻，40年弹指一挥间，深圳，从南海边陲小渔村，GDP跃升到全国前三名，甚至跻身全球知名城市。
牛拓湾区深创举，鹏翱卌载圳当红！深圳特区成立40年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一代代“拓荒牛”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离不开一批批“万里鹏”扶摇直上，振翅腾飞……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蝶变过程中，涌现了众多优秀企业与行业领军者，他们参与房改，创办企业，垒砌砖瓦，建设深圳，亲历行业沉浮，他们与深圳互相成就。
在深圳特区40岁生日来临之际，乐居隆重推出“致敬深圳特区40周年——深而不凡，圳当红！”大型主题系列报道，记录深圳成长点点滴滴，礼赞这座卓尔不凡的传奇城市，致敬这段红动世界的光辉岁月！出品：乐居大湾区  统筹：姚育宾策划：陈嘉雯      作者：罗金婷

8月开始，深圳这座本就不缺关注的城市，或许将一直处在聚光灯下。今天是深圳经济特区40周岁生日。

回顾过去40年，人们习惯于惊叹深圳所创造的奇迹。的确，从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为现代国际化都市，辉煌属于深圳。

然而，辉煌的背后，更多的是那些彷徨、犹豫、纠结与波折，那些思辨、碰撞、探索与谋划，还有那些众多鲜为人知的艰难。

千年城史

“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市”，这是描述深圳最常见的说法，无可否认，这句话非常有感染力，也让在很多人认为，深圳就是横空出世的现代商都，“一夜之城”成为深圳的形容词。

但实际上，深圳在改革开放前并不是一个小渔村。历史选择它，绝非偶然。

先从“深圳”这个市名说起。从目前所能查到的史料来看，深圳这个地名古已有之。最早被史籍记载是在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安县志》，在地里志内“墟市”条目下的“深圳墟”，“墟”是集市的意思，而“深圳”作为地名，从那时算起至少已有332年。

当年的“深圳墟”是广东省内著名的集市，其富庶和繁荣程度远超周边。这主要得益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圳正处于几条主要河流（深圳河、大沙河、双流河、清水河）冲刷的平坦谷地中心，同时，还有三条连接香港的道路（元朗至惠州、南头至沙头角、布吉至九龙）。

“深圳墟”拥有东、南、西、北四门，最繁荣的是东门一带。现在深圳的东门老街，便是经过数百年商贾集市和文化历史积淀，才形成的商业旺区。如今，当你走在东门老街上，看到那幅巨大的铜版浮雕《老东门墟市图》，或许能找到当年“深圳墟”繁荣印记。

自清初直到民国期间，“深圳墟”逐渐发展成为约三十五万平方米的小城镇规模，拥有火车站、骑楼、二百多间商号店铺等。民国二十年（1931年），“深圳墟”设立“深圳镇”。

因“深圳镇”商贸发达、人口兴旺、连接广九铁路而交通便利，1953年，宝安县县政府遂由南头古城迁至“深圳镇”。1979年，宝安从县升为市，因深圳镇知名度远大过宝安，于是宝安便更名为“深圳”，市名也因此沿用至今。

深圳的别名“鹏城”之源，也可以证明，深圳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关于“鹏城”的由来，有象形之说，从地形来看，舒展的大鹏半岛和九龙半岛，构成大鹏湾两翼，极像庄子《逍遥游》里“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鸟。在中国文化里，大鹏鸟是富有刚猛之气，向往自由的神物。当然，这些都是对图腾寄予崇拜和美好寓意的存在。

拨开浪漫主义的云雾，还有一些理性的分析认为，“鹏城”是“大鹏所城”的简称。“大鹏所城”是明代为抗击倭寇而设立的“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距今626年。

在明清两代，“大鹏所城”是南中国海防军事要塞，多次抵御和抗击葡萄牙、倭寇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金戈铁甲，物换星移。人杰地灵，古城依旧。如今，大鹏所城是深圳唯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其历史文化地位可见一斑。

寻根溯源，深圳的历史还可以将其向前推7000年。或许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在这个城市，还能找寻到原始社会时期的印迹。经过深圳文化文物工作者大量艰辛工作，这一时期的遗址目前已发现有咸头岭、大梅沙区、大黄沙等40余处，出土的石器工具、陶器用具残片可谓车载斗量，这些文物无一不尘封着千年故事。

如此来看，那些认为深圳年轻的观点，只是一孔之见。当然，7000年前那方人类探索基本生存的土地也不曾想到，经历漫长岁月，这里会重新聚集人气，开启探索人类高质量延续的新征途。

蛇口试验

有人说，想读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那么要先读懂深圳特区史，而要读懂特区，就必须读懂蛇口故事。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拗口，但抽丝剥茧，它们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蛇口，一个仅有2.1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故事，得从改革开放前说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内形势趋于安定，中国高层领导人一改以往很少出访的惯例，兴起一股出访热。特别是1978年，副总理和部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访问超50个国家和地区。

大规模的出访，让这批高层领导真切体会到中国与国外的差距，无论是运行体系、基础设施还是工业化程度等，中国都被甩在后面。看着那些新奇和先进事物，他们兴奋之余，更多的是焦虑和反思，危机和紧迫。

后来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是1977年西欧访问团的一员，那时他岁逢花甲，时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回国途中，他与时任交通局局长叶飞不停思考和商量，希望找到突破口。他们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香港招商局”，这时的“招商局”，仅有十几艘不能运营的旧船。

创建于1871年的招商局，是由晚清中性大臣李鸿章上书设立，主业轮船运输，巅峰时期，招商局还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事业投资商，先后创办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涉及煤矿、保险、铁路等。历经百年浮沉，招商局却从辉煌逐步走向边缘化。

不过，招商局的命运从1978年开始转变。这年6月，袁庚受命赴港检查招商局工作，明为检查，实则是摸家底。两个月后，一份《关于充分利用相关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由交通部直呈中央，其中提到，要冲破束缚，放手大干，把招商局发展成为综合性大企业。仅几天时间，报告便得到中央批复同意。

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做事果敢、性格开放的他一上任便直接进入工作角色。袁庚熟知深圳和香港情况，他很快意识到，香港寸土寸金，地价昂贵，要在香港买地搞建设，那将不堪重负。敏锐的他迅速把目光看向内地，并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内地沿海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既可以利用内地土地和劳力，还可以有效结合香港地区及外国资金、技术等。

袁庚的设想得到交通部和广东省政府的赞许。选址工作也很快推进，当时有沙头角、蛇口、大鹏湾三个备选。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袁庚第一次带领香港招商局一行人乘坐快艇，来到蛇口。那时，他们眼前的蛇口，只有荒芜的滩涂、到处乱窜的老鼠、破败的红砖瓦房和留在家里的妇孺。不过，袁庚认定了，这里就是他试验的梦想之地，这一来便再也没离开过。

关于选址，有个有趣的细节。1979年1月31日这天，袁庚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做汇报工作，当提到要画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时，他随手呈上一张《香港明细全图》。

李先念凝思片刻，便用铅笔在地图上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划了两条线，“这个半岛，都给你。”袁庚并没有兴奋，反而被吓坏了，这个有50多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他不敢要。最后，只圈定半岛南端的蛇口，仅2.14平方公里。

很多年后有人问袁庚，当初没要南头半岛，而只要这么一小块地有没有后悔，袁庚连忙摇头解释，“这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要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大胆量要整个南头半岛，国家能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领头人，我是要负责任的。”

的确，一个企业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开发、经营、管理，并屡屡打破原有体制，这在中国城市史上还是首次出现。

1979年7月，沉睡上百年的蛇口，被震耳欲聋的开山填海炮声炸醒，蛇口五、六湾间通道被打通，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在这里诞生。这既是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图动工的第一炮，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深圳特区建设的第一炮。

此后，蛇口不断在新领域破冰前行，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开放“试验”“变革”都曾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绽放：分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住房改革、招标制度等，这些都形成世人瞩目的“蛇口模式”，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有力借鉴。

这里还诞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脍炙人口的口号，并成为蛇口精神和蛇口速度的代表，后来发展演变为深圳精神。至今，这句口号依然矗立在蛇口，散发着它强大的感召力。

特区由来

在蛇口工业区风风火火创建的同时，一个更大的开放计划正在酝酿。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放手一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鼓励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

邓小平十分赞同，并坚决回应：“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新建加工区问题得到应允，但针对命名，当时还引起一番争论，僵持之下，邓小平言出如山：“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有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有了“杀出一条血路”的指引，深圳特区就这样诞生了。正式获批的日子在1979年7月15日。因此，1979年也被称为“深圳元年”。

其实，成立特区的缘由，除了当时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还有一些摆在面前的现实因素。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到深圳进行调查。在深圳建市和特区成立前，深圳是广东省宝安县的县城，人口不到3万，城内只有一条窄小的东门路街道和两旁旧房子。在当时中国众多的县城和乡镇中，深圳算较贫穷和落后的，有的老百姓温饱都成问题。

吴南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令人深思的现象。在深圳的边界，离罗湖口岸近在迟尺有个罗芳村，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也有一个同名的“罗芳村”。两村虽同名，但差距甚远，特别收入水平尤为明显，深圳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对岸却有13000元，相差百倍。

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吴南生终于明白邓小平的意思，这也是当时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共识。创办蛇口加工区正是与这个思路不谋而合，才能顺利开展。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更因此变得顺理成章。

吴南生义不容辞担起了筹建特区的重任。他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下简称《特区条例》）。1979年8月，也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获批的半个月后，吴南生牵头的《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做了10多次修改。最终在1980年8月26日，获得全国人大通过。从法律意义上，这标志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正式成立。

国外也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发文惊叹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艰难与辉煌

作为探路者，每前进一步，都在劈开荒野的荆棘，闯过险恶的险滩，其艰难可想而知。

深圳特区建设初期，需要解决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干部、劳动力等发展要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无一不是冲破旧重围。

比如过去政府一直信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模式就被打破。设立特区，当时中央的态度是“只给政策不给钱”，这让吴南生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向港商或外资银行借钱屡屡碰壁，无计可施只好又转头向内。有次，趁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来到深圳考察，他连忙诉苦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请求国家能给点贷款。

3000万元，谷牧爽快的答应了。说服谷牧的原因，是吴南生关于罗湖开发的设想，因为吴南生意识到，贷款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城市发展还需大量资金。经过与工程师等研究讨论，吴南生决定借鉴香港地区及国外经验，采取“滚雪球”方式，用小钱干大事。

先开发0.8平方米的罗湖小区，开发后，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收入5千港元，总计可收入约20亿港元，如此一来，深圳开发这一大盘大棋就活了。

有了这3000万启动资金，纵横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顺利建成，这条大道至今仍被视为深圳的“长安街”。而80多万平方米的罗湖山被夷为平地，低洼处被填高了几米。昔日低洼泽国，更变成车流穿梭、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这些都为特区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罗湖也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性城区。

其实，从深圳成立特区以来，质疑就从来没有断过。一份在1982年年初呈交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对深圳作出这样的结论，“引进外资成片开发，要警惕有形成变相租界的危险。”

各种质疑纷涌而至，深圳顶住压力继续推动改革。然而，他们更渴望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

1984年1月24日，对于深圳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来到深圳，当他站在深圳当时最高的国贸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他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汇报了特区建设的发展情况，随后还参观了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蛇口工业区等，原以为邓小平会有一番指示，但他却只听、只看、不说。

接着，邓小平马不停蹄去了珠海，并提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这让深圳感受到巨大压力。于是，深圳立马派员一路追随邓小平到广州珠岛宾馆，希望得到他的评价。2月1日恰逢大年三十，邓小平终于挥毫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日是1月26日，他离开深圳的那天。

有了这句话，深圳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邓小平的视察，结束国内“要不要办特区”的争论，同时对推动全国开发新格局形成发挥重要中国。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口气开放沿海14个城市。深圳，不再孤军奋战。

一路高歌猛进，深圳已悄然崛起，做出许多在新中国堪称第一的创举。“第一个商品小区的诞生”、“土地拍卖第一槌”、“率先实行工程招标承包制”、“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能列出的事例还可以更多，这些只是管中规豹。

到了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形势下，作为前沿阵地的深圳又被推上争论浪尖。

可喜的是，邓小平又来了。1992年1月19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乘火车来到深圳。这次他待了4天。作为跟随邓小平一路采访的唯一记者，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用心记下老人每一句话，甚至每个细微表情。

后来，在陈锡添那篇著名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里，一系列重要讲话被独家披露，这些讲话就是以后证明对中国未来进程有着决定意义的“南巡讲话”。

邓小平这次到深圳，充分肯定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肯定创办经济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他讲道，“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改革开放动摇不得，继续发展，人们生活要不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此，深圳再次推动全国改革的步伐，一路前行。“南巡讲话”后，中国又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他们与沿海城市会师，共同画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同心圆。

走过了创业初期的激情，深圳已经圆满完成当初设定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的使命，进入21世纪这个全新年代，深圳又一次站上了十字路口。

2000年10月，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突然下发文件，深交所A股新股发行及上市停止，并全部转移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个举动，让深圳经济走入寒冬。与此同时，中兴、华为、招商、平安这四大金刚将弃深赴沪的传言沸沸扬扬。

2002年11月，28岁的呙中校分别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贴出长达1.8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这篇文章如一枚深水炸弹，引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集体情绪。

文章分析指出，深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尴尬局面的更深层次原因，问题在于国有经济改革迟缓、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治安环境日趋恶劣等。

经媒体广泛报道，《深圳，你被谁抛弃？》逐渐演变成一场特区“走向何处”的大讨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忧虑这座城市的未来。

回看深圳特区这一路走来，总是不断的理清思路，重拾信心，出发，又再一次出发。40年发展，事实证明，深圳非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创造诸多让举世瞩目的奇迹。从只有3万人的边陲小镇，到人口过千万的国际化大都市；从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扩大到2000多平方公里，GDP从1979年的1.7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69万亿元……这份成绩单很长。

如今，深圳特区已四十而立，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四十年非常短暂，但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举世罕见。因此，很多人认为，深圳还远没有达到它的巅峰状态，从“经济特区”迈向“先行示范区”，进而成为具有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它还肩负着更多使命。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1979年的“春风”孕育了深圳，1980年的官宣催生了深圳，今天，深圳特区40岁生日，我们期待另一阵“好风”再度吹来！

注：图片已获得【左氏文化传播机构】授权 ，转截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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