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我不努力，我只是认真
陈道明自述，原载于《新民周刊》
舞台剧出道
我是16岁成为天津人艺的学员的，当时进这行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进了这行并不是因为我热爱。
因为当时在中学学过画画，所以想考舞美队，后来到了那儿老师就说，考什么舞美队，考一个演员队吧。然后我就在排演场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当时老师叫老演员看看我有没有教的可能，然后从做小品学起，一步一步就进了这行。
当时我父亲反对，因为我们家没人干这个。我母亲说不干这个就下乡，两者之间自然就选择了这个工作。那个年代的父母看不起这个职业。现在倒好，父母都把孩子往里头塞，因为它变成了一条走向名利场的捷径。
我在戏剧舞台上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形象。《屈原》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演的，《蔡文姬》里我演的是曹丕，那个是我有台词的角色。后来我又演了一个《钗头凤》，在这个之前，我不是兵甲就是兵乙，一直跑龙套，但是我也不着急，因为大家收入差别不大，每天晚上演出主角和龙套拿的都是2毛5，就是夜宵补助，没有什么区别。你一个月拿这么多工资，就吃这碗饭，也不会下岗。
真正让我在表演上有提高的，应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无辜的罪人》，我演主角聂兹那莫夫，这个戏从表演概念上可能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催化。但奠定一个比较良好的戏剧观和戏剧表演方式的，应该是天津人艺。其实天津人艺有一批很好的演员，我在他们的传帮带下表演上没走偏路。
我想像我父亲那样，当医生或者教师，阴差阳错当了演员。但我有我做事的原则，不但是演戏，业余爱好都要认真，更何况是我的职业。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努力使人变小”。“努力”两字对于我来讲可能不是很准确，如果说非要找一个词汇来描述的话，可能“认真”比“努力”更贴切。
我是属于运气好的演员，也没什么挣扎，也没有参与什么竞争，然后一部戏、一部戏地就这么演过来了。
电影里的小角色
1982年，我出演了《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那是我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时代久远，我想不起这个戏怎么找到我的。这个戏当时拍了8个月，我和于莉合作，从北京到北大荒，酷热和严寒我都尝到了。
1983年，我留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一个和八个》的导演是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师张艺谋。我在里边饰演锄奸科长许志，一个小成本电影，拍得十分认真，竟然拍了四五个月。当时为了皮肤能够黑一点，我们在太阳下晒了一个月。
《一个和八个》
1987年我在《一代妖后》里演同治皇帝，这是我演的第一个古装电影，是在我演了电视剧《末代皇帝》之后，导演就找我来演同治。电影里的这个皇帝是配角，属于体制的玩偶，主角是慈禧。我当时演这个戏也懵懵懂懂，我对这个人缺乏设计感。
1999年我拍了《我的1919》饰顾维钧，后来拿了华表奖。2001年的《英雄》，张艺谋找我演秦始皇，这个角色我看剧本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坐着的皇帝，电影里他就是这么一个位置，他就是一个符号，空间就这么大。电影的主角不是秦始皇。这个人物不是我理想当中的英雄，我希望未来我自己能够完成我喜欢的那种英雄主义，这个英雄跟秦始皇没有什么关系。
《我的1919》
电影的量一般都拍得很大，包括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拍了很多素材，最后选的时候可能会拉掉很多。你本来可能有100场戏，但是导演觉得这个人物不是很光彩，他可能会砍掉。也许那个人物一般，但他好看导演可能又把这个人提出来加戏份。演秦始皇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我也不抱多大的希望，所以也谈不上失望。
2002年高晓松拍《我心飞翔》，找我演旭校长，当时高晓松跟我说他剧本都没有，就三页故事梗概。我当时受他感染，讲讲就答应了。2003 年的《无间道3：终极无间》，刘伟强找我来拍沈澄，一个戏份没有多少的角色。因为林震岳一直对我挺好的，在这个电影当时的新加坡新闻发布会，我就跟林震岳说，以后这种片子别找我，因为我就是一块狗皮膏药。
2005年，冯小刚找我演《夜宴》里的厉帝，我觉得和康熙重复了不想接，我觉得一个演员也不是万能的，我不是什么都能演，很多是我不能演的或者是演不好的。我演过的一些不好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已经验证了这个规律，跟编剧、导演都没有关系，是我没有演好，高估了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的执行能力，所以出现了这些问题。
2009 年拍了《建国大业》，这个是国家的生日礼物，韩三平让我演阎锦文，我研究了厚厚一叠阎锦文的史料，并发掘出人物身上喜欢耍酷的特点，设计戏中人物的动作，力求一招一式都能够贴近人物原型。甚至连军装也是经过我亲手改良过的。总共就1分多钟的戏，我在内容上下功夫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最小的空间里强化人物的视觉支撑，只能这样了，要不然观众打哈欠就过去了。
《建国大业》
《刺陵》里我演的华定邦，和周杰伦、林志玲、曾志伟一起拍戏，因为朋友第一次做电影，我必须帮他的忙。其实当时《孔子》同时在找我，按照正常来说，我应该上《孔子》的，但就是情感的因素，拍了《刺陵》。这个电影的市场焦点在周杰伦和林志玲身上，他们可能是票房的保证，我的表演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然后就是《唐山大地震》里演王德清了，最后电影只保留了我1/3的戏份，有七八场戏被冯小刚删掉了。如果这几场戏能够接起来，会很感人。因为大部分戏被剪掉了，目前的电影里，父亲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的戏还是有点突然，在情节上看有点硬。我后来跟小刚说，你回头给我写一份书面检查，一共就这么点戏，你给我剪掉七八场，我以后更不拍电影了。如果是一般的戏剪掉也就算了，觉得自己演得还可以的戏怎么也给剪掉？电视剧往往你规定的是30集，制片人恨不得给你剪出40集来，你不会有你的表演丢失，也不会有白费力。但小刚也确实无奈，一个是片长就这么点，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我非常理解，可能全盘的铺排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唐山大地震》
知识分子还没有拍透
我最早演的是电影，但我却是靠电视剧为大众熟悉的。
1990年，黄蜀芹找我拍的《围城》热播，我靠这个角色拿了好多奖。当时这个戏是上海拍的，黄蜀芹是很好的一个女导演，10集电视剧拍了100天，按照电影的手法拍的电视剧。拍《围城》特别愉快，时间长，很从容，大家在创作上有来往，很有空间，也有余地。我们那个戏，从导演到演员，都是摸索着拍，觉得这个不对，不对就再来一遍，特别放松，没有现在拍电视剧这么仓促和匆忙，从容极了。
《围城》
我也不知道黄导演是怎么找到我的。《围城》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看了，她来找我的时候，我问她：“怎么想起让我去演方鸿渐，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个上海演员？我是北方的演员。”她回答我说“就觉得你像”。我本来不想上，因为我又复读了一遍《围城》，我说这个人物怎么演，又没故事，又没有所谓明确的命运感，没法演，我说算了，不演了。但黄导演锲而不舍。后来他们的副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演《围城》这个戏就不拍了，这是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她到北京来，是被人推着轮椅来的，她看景的时候把腿给摔折了。我一看都这样了，人还来找你，那行吧，上吧。
后来在拍之前和拍之后，我和钱钟书老人有过几次交流，他当时一点建议都没有，就对我说随便弄。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聊，很长的时间，聊了好几次。1990年后我的文化观有所改变，跟钱钟书老人也有关系，我看书的方向，看问题的方式变了，让我受用了好几年。
前些日子北京人艺的张和平找我，说他们要拍话剧《围城》，和导演杨立新一起找我，让我去演方鸿渐，谈了两次，我还是给推掉了。因为今天的陈道明跟过去的方鸿渐有相当的距离，那是不可复制的一个人物，你现在让我去重新演方鸿渐我演不了，那个年代的感受跟人物是同步的，那个时候的创作心态跟人物的释放是同步的，现在不对了，这不是我所能掌控的。
1994年的 《一地鸡毛》我演的是小林，这个戏开始是张元找到我的，女主角是蒋雯丽。后来突然间下马，搁了一些日子，冯小刚就接手了，女主角变成是徐帆了。小刚是一个特别性情的人，我特别欣赏他，他是为数不多的对于文艺和文化有追求的人，很执著甚至有些自残，而且不怕伤重的那种自残，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真的不多。小林是个底层小人物，就像卡夫卡《城堡》里的小职员，他在进入官场时，那些规矩已经设计好了，他只能接受，扭曲规则、破坏规则就要付出代价，单位里的同事们绝大多数人不接受他。
《手机》其实我真不想上，原来让我演王志文扮演的严守一，后来我坚决不演，导演给我开了好几天会，就是你演也得演，不演也得演，弄得我心软，接了费墨。我觉得费墨这个人有得可演，准确讲叫“没写透”，其实他有一个好的指向性，就是可以把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多问题都可以囊括在这人身上，但是剧本里这个人在社会问题上的作用没写到位，没有起到他的真正功能性的作用，有一点浅尝辄止。哪怕你把费墨写成一个被人唾弃的知识分子也行，或者是变种的知识分子也行，都比现在要好。
其实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弱点能写出很多戏来，不加意识形态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一个戏写得特别好的。知识分子本身应该是安心于坐的人，但是现在纷纷出笼，走到前台来，想成名人，想成商人，教育体系金钱化，知识分子的退化，卖文凭的，办各种镀金学校的，这些都是教育的问题。这些东西始作俑者还是知识分子，包括学校的高收费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假教育、假论文，很值得好好写。
古装戏和帝王戏
1984年，《末代皇帝》找到我演青年溥仪。那时候电视剧的报酬就是三四百块钱一集，电影就是几千块钱，那个阶段延续着70年代的文艺思想，一个电视剧基本上当作一个工程来干，一部30多集的电视剧，我们拍了4年，想想多可怕，每天就等于上下班。那时候骑个自行车就从东城跑西城排戏去了，摄制组用汽车接一次，特高兴，没有说像现在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撑伞的，拿椅子的，没有那么多排场。当时伙食补助一天好像是10块钱，结果我们伙食补助费比片酬拿得多得多。这个角色让我获得第九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
2000年的《康熙王朝》里，我想把康熙的后宫跟前宫分开，因为我们以往的电视剧，帝王的后宫和前宫生活，皇帝都是一个姿势，一个状态，这皇帝太累了。皇帝在后宫的时候，他是属于天无二主的人，应该是想干嘛就干嘛的人，他可以在接见大臣的时候正襟危坐，他也可能到了后宫席地而躺。
我想在这个电视剧里解放康熙，当时我跟导演商量，我说别这么拘着，撒开手来演。康熙的重点就在两点，一个是他的政治化，一个是他的人情化。至于他皇权化这一块我不太重视，我更注重于人物心理的转换和政治事件的那种敏锐和他的评述，我对这个感兴趣，不管是跟群臣还是跟对手，那种男人式的智慧和狠劲，我的着力点在这儿。然后又对于家庭的那种无奈，一个皇上本不该受的痛和苦，主要是在这上面。
就是因为不拘着，后来引发了争议，说这个皇帝坐无坐相，站无站相，但是我不觉得。谁也没有见过那个年代的皇上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见过人是什么样的，这个人不可能永远是这么待着的，目不斜视，我觉得他很累，我替各位皇上解累了。我想放松一下，解放一下。我觉得皇上该出现皇威的时候就出现，皇上一天到晚都是皇威他就没味了。
我的解读，可能有一些让别人觉得他不像皇上，这没有关系。中国的帝王，有43年不上朝的，在那里做木匠的，养鸽子的，丰富多彩。今天我们看到皇上的东西，留下来的基本都是画像，都是坐在这儿，然后戏曲舞台一出来，都是目不转睛。我觉得那是人吗？他是皇上吗？
2002年的《大汉天子》，演东方朔是因为价钱给得有点高，那是我演的所有戏里面第一部钱比较高的电视剧。现在来看，那个东方朔演得有点紧，不放松，跟我后来看的几个版本关于东方朔的记载有出入，其实我还是有放松的余地的，那个人应该亦正亦邪式的角色，带有一点智慧的坏，不一定是所谓的玩幽默搞笑那种路数。如果现在演，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演法，会比这个好看，那个演得有点拘谨，像一个正派文人。
在《卧薪尝胆》里，我演勾践，这个皇帝从开始到最后很丰富，我觉得有些分场戏演得很好，但从全剧结构来看，我演的这个人物不是很完整，或者表演不是很流畅，这里头有两点问题：一是我用力过猛，我想改变一下帝王的演法，往莎士比亚的那种叙述和解读人物的方式去改变，包括他的台词，包括他的形态，想往戏剧化这个方面去走。现在看来，这种实验不是很得到别人的认可；另外一点是这个戏我费的心力特别大，恐怕跟全片其他人的配合，和整个电视剧里人物的进程，铺排上没有把握得很好。
我还想演演李鸿章，这是我的一个情结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人能演出真实的李鸿章，我看了许多他的档案和资料，让我对他的印象更深刻，目前的影视剧里，对他的呈现太薄太刻板单一了，这个人的丰富性还没有完成，我也知道现在演李鸿章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正是因为有难度我才想演的。
不一样的反面角色
《黑洞》
2001年，我和管虎合作，演了《黑洞》里的聂明宇，这是我30年演艺生涯中第一个反派人物。我想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反派人物，来个反程式表演，长期以来，我们的电视剧就像我们的京剧脸谱，好人可以很多种，坏人就那一种。但你在现实中会发现，坏人其实不只是一种的，他也可能很斯文，也可能学问很深，也可能很朴实，但是这些东西不影响他做坏事，不影响他做坏事的能力和程度。我就演这样一个外表不像坏人的坏人。电视剧里他在临死前有一段独白是我自己写的，多好的一个人啊，“五好学生”、“三好战士”，他怎么变成这样？
《黑洞》
这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就是给人们想想一墙的奖状，这人是怎么了？所以他到最后也说，我知道我是十恶不赦。你如果看表象，你会觉得你怎么把坏人弄成那样，其实你仔细想这个人，这其实是一个人性最大的悲剧，就是人性的弱点导致的，这个人在他成长和他的理想破灭中变成了他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其实他都明白，他知不知道自己坏？他知道，可是他为什么还这样？
当时中宣部的徐光春部长找我开会，说道明，你怎么演这么一个人？我说不好吗？不好，你不应该演这个。我说别看表象，其实那是在警示民众。
接下来的《冬至》还是和管虎合作，也是一个反派人物，但这个反派人物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本来是一个活得很紧张、很老老实实的一个人，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一个贪污公款的罪犯。其实这个故事大纲是我出的，它没有小说，被制作人顺便抢走，就改成了剧本，我原来的戏是20集，是一个都市寓言故事。它的原型是我看到山西发生的一个案子，一个人贪污了一个多亿，结果抓到他的时候，他一分钱没花，不敢花，这么一个案子。电视剧里强化了戏剧性，一个很好的人到开始贪一点儿，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事儿就找他来了，有人要敲诈他，勒索他，最后他一分钱没花，却家破人亡……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就是人在贪欲面前别存侥幸，否则早晚有回报。
《冬至》
最后再说一句，其实我这个人一点都不严肃，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严肃呢？第一，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跟生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工作内容，我会一句话都不说；第二，我平时不喜欢去参加吃饭、喝酒聚会什么的，这些社交的场合、活动我都不会参加，我站在那儿很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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