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爆红，越来越多人对原著作家马伯庸的生活产生兴趣：
他平时都在读什么书？在琢磨什么？为什么他能把历史小说写得亲切可感，像是历史上确有其事？
马伯庸最近的一次激情创作，是六章近七万字、全部免费发在微博上的《长安的荔枝》。他的新书《两京十五日》也于7月4日正式发售，是一部讲明代大运河的小说。
我们近期和马伯庸本人聊了两次，试图探寻他的创作心法。
他说：“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我的原则很简单，就是符合当时的逻辑。”
马伯庸
作家，代表作《显微镜下的大明》
《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三国机密》
《龙与地下铁》《长安十二时辰》等
或许是因为近几年经常在公开场合露脸，马伯庸在人群中的辨识度很高，戴着口罩也很好认。他的打扮很简单，多是T恤配牛仔裤，装备也很简单，最多就是个黑乎乎的电脑包，包里是其赖以生存的写作工具：一台苹果AIR笔记本电脑。
马伯庸之友flypig曾在微博上问他如何记得住《长安十二时辰》里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地图，他用电脑里的Numbers软件为flypig展示自己那惊人的工作表格。眼前的马伯庸，比体重巅峰期清瘦了不少，甚至还有粉丝夸他像黄磊......2018年5月，38岁的马伯庸回赤峰老家探亲，妹妹当时新交的男朋友是健身教练，热邀他操练起来，一时间，他难以拒绝热情的准妹夫。
他就是这样入了健身的坑，现在仍保持着每天去健身房跑步以及无氧锻炼的习惯。
健身能让马伯庸在保持体形的同时痛快吃肉，并维持高速运转的生活。
纵观马伯庸的日程——做活动、旅行、吃当地美食和逛博物馆占了很大比重，说起吃食和博物馆，他都如数家珍。仿佛每到一地，他前脚看完老建筑、老文物，后脚就钻进小巷子里大快朵颐，和高热量食物亲密相拥。
定居北京的马伯庸，经常出没于上海，一年还要去好多次心爱的西安，顺带再去去广州、成都、南京等地。近年来还增加了去纽约看百老汇音乐剧的兴趣爱好，连最拔尖儿的《汉密尔顿》也看上了，“基本台词都能背下来”。
这样东奔西走的生活，许是童年时代就打下的基础。出生在赤峰的马伯庸，少年时代就经历过十几次转学，在上海读大学，留学新西兰，再落地北京，成家，育子。
回到北京，写作和带儿子就成了马伯庸的重头戏。他自诩日常在北京的生活，“就跟上班族一样”，天天都得写。他原本酷爱在人潮汹涌的咖啡馆里边听邻桌八卦边写作，近几年因为送孩子上学起得太早好多咖啡店还没开门，就在家附近搞了个工作室。
工作室是他自己的房子，居民楼里的小单间，大约40平方米，“就像个大书房，有书架、电脑和玩具，没有厨房，但是有床。”
马伯庸从来不吝于和人分享他的灵感来源，他愿意与人分享他那知识丰沛的大脑。很多人惊讶于他的知识储备，天文地理历史他随叫随答。遇上碰瓷的网友，他也能分分钟怼回去，并甩出一张实打实的史料截图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其实，马伯庸的记性并不好，“我觉得这个不是记忆力的问题，是一个知识体系的问题，我读书很杂，会记住很多关键词......我脑子里不是一个知识库，是一个索引器。”
他举了个例子，如果此刻把他的双手绑起来，拷问他关于传染病学的冷门知识，他只能答出一些关键词，并不能完全侃侃而谈。但只要给他一些搜索工具，他就能创造一个世界。而如果最近和他聊荔枝的保鲜知识，他能给你说得头头是道，“但可能过半年你再问我，就忘得差不多了......”
知道得太多，对马伯庸的写作也造成了几分困扰，他称之为“知识的诅咒”。“我知道的太多了，我可以说，我比绝大部分读者知道的都多。有时候我会默认他们知道我知道的东西。”
像是《长安的荔枝》里，他埋下关于杜甫的彩蛋，在杜甫身边安排了一位叫做韩十四的好友，源自杜甫的诗歌《送韩十四江东觐省》，“如果是跟我一样对杜甫很了解就能知道，但不知道的也就这么看过去了。”
▲《长安的荔枝》还吸引了农业品牌CEO和他讨论荔枝的种类
所以写作时，他一般先自己痛快写一遍，“写完之后我会适当删一些东西，让这些东西变得更通俗一点。尤其是要出书，我就会稍微把知识难度给它调低一点”。
但彩蛋还是要有，这也是很多人阅读马伯庸的乐趣所在，像是一种知识的电流在空中交汇。《长安的荔枝》里“荔枝使”这个职位便是他根据唐朝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写得像是历史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这正是马伯庸写作的厉害之处。
马伯庸知识的来源非常广泛，其中也蕴含着他的日常生活轨迹。
“我就是一个守书奴。我的书架都是定制的，怕压垮，要做特别厚。而且，我现在已经开始很认真地和搞装修的朋友探讨地板的承重能力了......虽然这显得有点杞人忧天”。
深藏于中国社科院旁边的社科书店，是马伯庸的心头好。社科书店偏重于学术，马伯庸评价其“毫无装潢，但是里面有很多非常冷门的选题，一些人的博士论文出版的书，非常有意思”——马伯庸对学界的偏爱，在此已经初见端倪。他最近刚在社科书店买到了一本研究清代田赋税收的书，读得入迷。
知网也是马伯庸的重要工具，用于查各种专业论文。在出版《显微镜下的大明》之前，他先发表了一篇《显微镜下的大明——徽州丝绢案纷争》，被罗振宇花十万元买过去放在“得到”上。“我拿到这10万块钱觉得不太合适，这个不是小说，实际上算是我参考了几篇论文翻译过来的，后来我就找到这4位论文作者，准备把十万元给他们平分。”
找作者的过程很难，马伯庸打电话过去说要给对方打钱，“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你是骗子，滚！我就百般解释，他们很惊讶，没想过这样还有钱。有人告诉我这个钱差不多相当于其中一个老师大半年的工资。他们做得很辛苦，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下知识，让大家知道知识是有价值的”。提及学界，马伯庸明显情绪高昂，那仿佛是他内心的一片净土，上面居住着可爱又淳朴的学者们。“像陕师大的于赓哲老师就是微博上认识的，后来发现意气相投，我去西安就会去找他。”北京的社科院则是他自己混进去的——那次马伯庸本想去办个图书馆的进入证，“最后发现是不对外的。我要出去的时候，负责办证的小姑娘把我认出来了，就问我是不是马伯庸，但是还是没给我办。”不过在办证姑娘的帮助下，马伯庸就此认识了社科院里的老师，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我觉得能够跟他们任何人保持长时间深入的交流，一定不是因为你的身份，而是因为你对他的东西真正有兴趣。在互联网上遇到专业知识丰沛的人，马伯庸会主动去结识对方，赶上特别投缘的，马伯庸路过对方的城市，还会邀约一起吃饭，见面聊聊天。这种网友见面，对马伯庸来说，就是一次平等的交流：“我已经活了40年了，一个人在现实中能不能成为好朋友，能不能聊天，这个东西其实几句话就能看得出来，不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摸索的。”
马伯庸：七月出了一部讲明代大运河的小说，大概40万字，叫做《两京十五日》。正在写的是一个近代上海医院题材的，所以我会看传染病方面的书。城市画报：会有那种你先写到了一个地方，然后等你实际去的时候发现很不一样的情况吗？马伯庸：写三国题材的《风起陇西》，主要故事发生在汉中，汉中我写出来就跟陕北黄土高原一样，到处都是土，然后大家住窑洞。后来有一个汉中的朋友非常气愤，他说你知道汉中号称小江南吗?那边就和江南一样，到处都是水，植被也非常丰富，你给写得跟陕北农村一样。我后来自己去看了一圈，确实跟想象完全不一样，再版时给改了。包括之前写了很多小说里面，讲到三国的时候吃辣椒，像这些细节现在都给它都去掉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当读者关注到细节，这就变成一个个讨论的过程。
马伯庸：小时候我爸有一个书架，上面乱七八糟什么书都有，我也没别的事干，就趴在书架上看，看不懂了，就一直翻，翻着翻着，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当时就看文言文版的《三国演义》，完全看不懂，读到里面打仗的部分，后来慢慢才了解到更深的东西。还有一本书印象挺深的，是《话说长江》的配音演员（陈铎）写的日本游记，叫《裸体的日本》，黄色封面。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在网上想找都找不到，我爸那本也早就没了。马伯庸：对，我从来不限制。无所谓，他看到什么都可以，我是觉得读书这个事不要设禁忌。马伯庸：从下一代感觉到的是对阅读的漠视，因为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手机、电脑、电视、玩具、乐高。但近一些日子（指疫情之前），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我开始给他听三国评书，他听多了后就很感兴趣，然后回过头再看这些三国的连环画的，包括现在出了一些三国搞笑漫画的，他也看得很起劲。
马伯庸：真的。原来我看《柳如是》时，就觉得她很棒。后来她演了我的《三国机密》，把那个角色演得比我写得更好。我新写这个大运河的女主角，实际上是有一点点万茜的感觉在里面。我还一直在跟她聊，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她来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