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

编者按：今天，我们收到一个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多个信源证实，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不幸去世。

吴建民1939年3月30日生于重庆，曾从事外交四十多年，他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也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可以说吴建民是新中国外交的见证者。

吴建民是华章经管“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主编、发起人和项目总顾问，并为丛书作序。现重温吴大使总序，以表缅怀。

研究中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是我长期观察世界、观察中国，逐渐形成的一个想法。我以为，研究企业家这个群体太重要了。

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结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没有企业家，也没有民营经济。但是，今天中国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民营经济的总量占到中国经济的65%，创造了近80%的就业机会，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是由人、产品和生产工具这三大要素组成的。过去我们对“人”的理解是片面的，认为人就是劳动者。其实这个“人”应该包括企业家、发明家。而我们过去讲的生产力中的人，是排除企业家的。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当时我们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是打倒的对象、消灭的对象、改造的对象。我们不仅要改造老一代的企业家，而且还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绝不允许新的企业家出现。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结果是中国商品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票证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决定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采取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行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商界五老——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吃火锅，推动他们出来办公司。邓小平很明白，要发展，必须解放生产力，企业家就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给企业家的成长打开一条通道。荣毅仁就在邓小平的委托下办了中信公司，越办越兴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小平的这一行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带来了中国企业家辈出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创业的浪潮，这三次浪潮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兴办乡镇企业，过去人民公社里的一些干部、一批优秀人才成了兴办乡镇企业的主力。第二次浪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大解放，一批干部、知识界的精英下海办公司。第三次浪潮是进入21世纪初，一批海归派回国兴办企业。这三次浪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去奋斗，去拼搏，去创业，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企业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当名垂史册。

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从旧时代发展而来的。中国的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旧思想的惯性，诸如封建时期轻商的惯性、革命时期把企业家视为打倒对象的惯性，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今天中国社会上的一种仇富情绪就是上述惯性的表现，一个仇富的社会肯定是缺乏生气的社会。仇富情绪的蔓延会打击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解放生产力，不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今天中国大学毕业生择业的首选是当公务员，这并非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进步源源不绝的动力，是来自创业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乃至21世纪头几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大学毕业生的首选是下海、创业。

中国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要进步、要发展，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研究中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研究他们成长的过程，研究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从失败中爬起来继续奋斗，研究他们的成功之路，研究他们的个性和共性，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工作。这项工作会给企业家正名，给当代中国青年带来众多的启示，转变他们的观念，推动更多的优秀青年去创新、创业，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

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全世界都赞叹不已。但是，毋庸讳言，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人们经常谈论中国面临的三大危机：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和公信力危机，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正视的挑战。

我想了很久，这三大危机是如何出现的？这三大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新的主流文化尚待构建。

中国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一样，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地区）85%的人信教，而中国85%的人不信教。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的行为是由文化来规范的。

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经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时期。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国向何处去”是当时中国人关注的大问题。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次思想大解放催生了一批思想家，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墨子等。我们今天读他们的一些著作，还能感受到他们的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逐渐形成以儒家为主线的封建主流文化。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相当长，长的有三百多年，短的也近百年。这种现象，在西方文明史上是不多见的。中国的封建王朝之所以如此长命，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个主流文化，可以改朝换代，但是主流文化不变，一以贯之的封建主流文化保证了封建王朝的稳定。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迎来了又一次百家争鸣。中国人在列强的欺凌之下，痛定思痛，认识到要前进，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以，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革命的需要。因为，如果大家都遵守孔夫子的教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革命就是非法的，是大逆不道的，根本就不应当进行。

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革命对中国的封建主流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革命总是矫枉过正的，本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就应当像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文化，剔除其糟粕，继承和发扬其精华，构建新的主流文化。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原因，这项工作没有人去做。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次又一次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对中华文化的否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文革”结束后，我们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大批外国人也来到中国。我们走出国门后发现，世界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全世界2/3的人还在受苦受难。恰恰相反，发达国家的情况要比我们自身的情况好得多。

打开国门后，我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精彩，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外国的东西比中国好，现代的东西比古代的好，新的东西比旧的好。所以，今天中国人给公司、商品取名字，总要沾一点洋味。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主流文化的缺失，是导致“三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重新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以为，有待构建的中华主流文化，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一是中华文化中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是真善美的东西，我们必须将它们纳入中国正在形成的主流文化中去。

二是我们在不同时期打开国门后，从国外学到的好东西，我们必须把这些好东西吸纳到中华主流文化中去。

三是100多年的革命所创立的、经过实践证明的好东西。

我所说的新的主流文化有待构建，并不意味着这种主流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完全看不到。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母体中逐渐发展形成，中国新的主流文化也不例外。中国30多年的大发展，这么伟大的成就，没有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他们当中有国家干部，有知识分子，有企业家，有工人、农民，他们在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工作中，孜孜不倦地探索，不畏艰险，敢于拼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优异成绩。这些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身上具备的精神就是新的中华主流文化的体现。

构建新的中华主流文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若干代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努力才能够完成。构建不能从概念出发，而要从事实出发。因此，就要研究这一批中华民族的脊梁，特别是企业家。

由我本人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先生共同发起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项目于2013年5月初正式启动，本项目由正和岛研究院管理执行，邀请知名财经作家苏小和先生为本丛书主笔。苏小和先生撰写的这本题为《国企改革家：市场的博弈者》一书，就是对研究中国企业家有益的探索。苏小和把中国的优秀企业家同外国的优秀企业家进行比较，这个做法是可取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优秀企业家。

是为序。

吴建民

2013年初冬于北京

本文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总序，“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已出版《国企改革家》《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

《国企改革家》

《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