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院长：中国制造企业的核心命门在哪？

  岛 君 说  

很久以前，在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推荐一本影评集，说是北大一个叫刘俏的金融学者写的。后来，在北大光华一个新媒体班上课。讲台上，这个面容严肃的年轻院长，不时讽刺一下一些假大空的社会现象。他用李白的“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来描述金融的本质，我才意识到，他就是那本文艺小册子的作者。

在一个春日下午，我来到他的客厅，聊一些宏大叙事。我提的一些问题，他会谨慎地给出“院长模式”的官方答案，然后又忍不住说出一个思想者的真实想法。    

和很多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就的优秀分子一样，他有着纯粹的本心，又面目复杂：他是写《你一定要喜欢周星驰》的金融学教授，是狂看过数千部电影的学院院长，是听过边境枪炮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吹拂过欧风美雨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科学与艺术、金钱与人文、自由与责任、古典与现代，诸多的对立面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冲撞，又融合，赋予他别样的气质，忧郁、热情、冷幽默。从云南到四川，从北京到洛杉矶，从香港到鹿特丹……回首向来萧瑟处，此心安处是吾乡。他走过很多地方，最终将心安顿在未名湖畔；但在思想的疆域，他却免不了是一个永远的流浪者与异乡人。

从一个孱弱迷茫的少年出发，他已经走了很远。他所带领的这个机构，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学府里最受瞩目的一部分。在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眼里，它曾经是“北大最有钱最没文化”的地方，而今，这个被属下昵称“俏哥”的人矢志让其成为“中国最好的商学院”，成为“国之重器”，并强调它的“最敢为先”。

只是有点意外，当我提起他书里的“星爷”时，他竟一时有些茫然。这让我想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变化，我们总喜欢美其名曰“成长”或者“突破”，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背离？ 

访 谈：陈为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80年代很穷，但大家心气很高

问：你的第一本书《光阴光影——一个经济学人的影像流年》应该更接近真实的你，这里面讲了一些个人经历，包括周星弛这篇，喜欢周星弛的人可能都是有经历和故事的。你之前的成长过程中，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有哪几件事儿？

刘俏：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的节点。

到北京来读书是第一个。我1987年到人民大学，那个年代有点不太一样，氛围很好，大家在思想上开放的程度、对一些新东西的容忍程度都要更高一些。高校的氛围跟县里高中还是不一样，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可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成长，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和事业选择，可以做一些深刻的思考。回头来看，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让人很留恋的东西，大家都没钱，但都从正面看问题，很正能量，觉得国家会更好，这种心气还是很普遍的。

第二个节点是出国读书。我是1994年底出去的，1995年到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因为我学经济学嘛，那5年时间是很扎实的，正儿八经把现代经济学的体系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这些。之后，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中国问题或者中国企业的问题研究，分析问题的框架体系的搭建，那5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2000年我回香港，在港大待了整整10年时间，但中间有2年是在麦肯锡，他们当时在筹建亚洲公司金融的研究部门，让我去主管那个部门。我当时觉得是很大的挑战，但可能有些机会去研究一些真实的亚洲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是了解实际市场运作的机会。

港大的意义比较大是因为两点：第一，真正从一个具备研究能力的人，慢慢养成了自己研究的趣味和品位；第二，开始关注资本问题。我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当时我在国外杂志发的一些文章，大部分还是研究中国的问题，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中国的文章，当时很罕见，到现在都不能说是主流，但我还是一直坚持在做。

2010年底回到北京，到了光华，到现在是8年的时间。这是很大的转折，开始全身心拥抱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机会和挑战，不确定性也扛起来了，这对我影响非常深。

问：这本书写了很多成长的场景，感觉非常熟悉，因为我也是小地方蹦出来的。家庭和出身对你的影响大吗？

刘俏：肯定有影响。我父亲本身是四川人，但那时随部队驻在云南，所以我的籍贯在四川，但整个前14年是在云南度过的，而且靠近越南边境。当时是中越战争，打仗，1979年他们进去，1983年打完仗之后，赶上了裁军，我爸爸回去，我就跟着回去了。

部队对我影响蛮大。在云南的时候，当地一般的上学的同学，他们有亲戚，逢年过节都很热闹，而部队大院的孩子只有父母在部队，没有亲戚，不热闹，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异乡人的心态。

另外，我感觉部队对我性格上还是有一些影响。我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但部队大院出来的人我能认出来。在大学里看到有些人，我能感觉出来他跟你有一些相同的处事习惯和说话风格，那个东西很微妙。我们这样的人，会有一些家国情怀，对家和国的理解比一般的同龄人会敏感一些。

问：你现在的生活轨迹跟原来有很大的变化，我理解文艺是一种任性，而管理是一种平衡，这种内在的自我冲突你是怎么面对的？

刘俏：主要还是做学者跟做大学院长之间，或者说，管理自己跟管理机构之间在角色定位上的差距会比较大一些。学者相对比较自由一些，把自己管理好就行了，做院长的话，像我们学院老师就有112人，职员加起来有300多人，整个学院500多人，教授群体都很桀骜不驯，北大教授嘛，都是高水平，大家的想法和背景不一样，或者说大家对问题的看法其实蛮新奇的。

但我觉得我这边比较容易协调，是因为：第一，光华本身是一个比较有文化、有传统的机构，虽然很年轻，但大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实都很清晰，就是想做中国最好的商学院。怎么描述最好的商学院，大家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我一定要做最好，这个认知是非常清楚的。30多年下来，从1985年成系，1993年成院，到1994年成立了光华之后，经历了前面的厉以宁教授、张维迎教授、蔡洪滨教授，再到我这边，这个方向一直很清晰。第二，我们是注重价值观的商学院，乱七八糟的事儿不多。我们还是那句话，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我们的底线是比较高的，有些事儿绝对不做。

管理这样一个组织，会有很多繁杂的工作，但给定这样一个基础和氛围，管理起来挑战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大。

另外，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刚才说到部队的经历，部队比较讲纪律。说到麦肯锡，他们有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其实就是用这样一个理念来做一个机构的管理，有个底线要求。平常遇到问题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需要平衡的时候，我就用这种专业精神来处理这个事情，考虑这个事情对学院的发展有没有好处，从长远来讲是不是有利于学院实现它的价值理念，这样来判断就很容易做了。

回归到专业精神的层面上，其实很多问题不像想象中那么难。有的时候就怕不一致，就事论事，这个事情我这么处理吧，那个事情用另外一种方法，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以后，你自己会很困惑纠结。我就用最简单的一个法则，什么样的事情对学院的发展是有利的，很多事情判断起来就很容易。

120年了，我们不能再错过“赛先生”

问：比管理公司里的员工更有挑战的一点就是，这些知识分子都比较个性张扬、思想独立，除了专业水准之外，您是如何做到让大家对“俏哥”心服口服的？

刘俏：不知道是不是心服口服，才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我自己讲，蜜月期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大家都容忍了。如果说比较认同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大家对这个目标和愿景很认可。之前讲到光华，一千个人一千个说法，曾经有游客说它是“北大最有钱、最没文化的地方”。前一年我们做了很多的沟通工作，光华是什么，光华要到哪里去？如果自我评估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可能就在于此。光华要做的事情就是做中国最好的商学院。如果有一天，大家觉得研讨中国问题，讲述中国故事，宣扬中国理念，在这方面光华是全世界大家能够想到的屈指可数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目标就实现了。

为这个目标去奋斗的话，未来若干年我们需要做什么？路径就很清楚。除了日常的项目、课程、学术研究之外，我们去年以来重点在做两个事情：

一个是“光华思想力”。重大的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结构性大问题，我们想用课题的形式来破题。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我们不该缺席。不管全球治理问题，国家治理问题，还是企业治理问题，我们需要发出声音来，有一些政策建言；需要有一些相应的书籍和案例，甚至把它反映在课程体系里，形成现代课程；需要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具备能够引领全球化新时代的商业领袖的能力。

二是“一带一路书院”。xi zong 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未来的全球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怎么让更多的国家跟人民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受益。中国刚刚完成工业化，美国将近100年前就完成了，现在大量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他们要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高发展水准。我们的优势正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的经验，我们走过的路，对他们有很好的启发。光华通过大量的研究在梳理和整理，以后会有一些具有说服力、启发性的可以分享的东西，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管理智慧的提升会带来一些启示。我不是说中国的想法一定比美国好，但这种启示可能会更加直接一些，关联度会高一些，至少你可以多一个替代性的故事版本出来。

问：光华有一句话，“因思想，而光华”，但大家感觉，敢言的、善于输出思想成果的学者，好像别的学院更多一点，比如说国发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

刘俏：首先，定位不太一样。国发院的定位是智库，可能研究政府问题比较多一些。光华本身是商学院，商业问题跟政治、经济问题是离不开的，但定位上会有差异，研究停留在微观层面会多一些。

另外一点，跟光华的独特性有关，我们强调用学术的方法来共享思想力的成果。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如果看光华走过的这些历程，前面还有6个字，“因学术，而思想”，我们是用国际通用的方法研究扎根中国的问题，这样产生思想性的成果会更深一些，而且更一般性一些。而基础研究是光华一直强调的一个研究趋向。

这个学院其实在北大内部是最敢为先的，有几个事实：第一件，1994年，我们接受光华基金会的钱，光华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台湾企业，成立了光华管理学院；第二件，1999年，光华推出EMBA，据说当时教育部还没这个学位，我们先做了：第三件，大概2000年，我们大规模从海外招引师资，后来全国几十家学校启动海归招聘，光华做得最早。

国立大学的商学院是国之重器，去年我们开始推“光华思想力”，本身也意识到了我们有这样一种社会责任在，对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不应该缺位，也希望能够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彰显出我们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也在做类似的很多事情，在改变这样一种印象。

问：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曾经讲过，中国经济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你觉得这个状况现在有所改变吗？

刘俏：我同意科斯的看法。我们缺乏思想市场的根源，有人会说是从“德先生”那块，现在发声的渠道少了。但我觉得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科学精神的土壤没有培养起来，这是很要命的一点。

我之前写“思维泡沫”那篇文章，是因为今年正好是北大120年嘛，当年讲“德先生”、“赛先生”，我感觉对“德先生”的理解其实过去100多年的变迁蛮大的，可能不像对科学精神的讨论这么重要，我真的觉得我们没有很好地思考“到底科学精神该怎么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

我们大概喜欢炒作一些宏大的概念，但对真正支撑这些概念的底层逻辑、实证的数据或者证据，其实并不是特别关注，所以我们往往讲得很宏大，但后面信息有可能做得不实，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泡沫”不断地涌现。这种情况下，看起来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想在交锋和碰撞，但其实真正的思想跟观点之间是有很多关联的。你真的有科学精神的话，你的看法是需要经验、逻辑、数据来证实的。另外，我们对真正的深度思想，其实完全没有耐心。所以，北大120年之后，我们还要从这里出发，拥抱我们从来没有过的科学精神。

问：去年你们办的“新时代 新思想”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俞敏洪过来，讲了一些大实话。从主办方的角度，可能会让你们有一些尴尬，但从思想者的角度你是不是其实也认同他讲的东西？

刘俏：我觉得这就是北京大学，这就是光华管理学院的一种文化氛围，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兼收并蓄。我个人倒没觉得尴尬，事后他还给我发了微信，说讲重了，我说一点关系没有。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们，给我压力，说这个话不对，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情。至少在现在，在北大的氛围下面，还有相对比较宽松的东西。

问：那你下次办活动还会请他吗？

刘俏：这个没关系，完全看主题适不适合。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w052094bigh&width=500&height=375&auto=0俞敏洪在“新时代 新思想”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说了些“大实话”

中国有哪些伟大公司？

问：有学者讲，他接触到的企业家，做长远打算的比例跟前几年比越来越少，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刘俏：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讲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发展有两个阶段：从企业角度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从没有到大；第二阶段是从大到伟大，就像“十九大”xi zong 书记讲的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是从微观层面上的一种阐释。

现在很多企业家的路数，他所采用的商业模式，或者他对外界的机会认知，是在第一阶段形成的。过去40年时间，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你得到很多机会，发展速度非常之快。GDP短短的40年时间增长34倍以上，人均收入从200美金到9000多美金。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34倍的成长，人均消费暴增，这会提供多少机会？

在组织行为里面，学术界有一个“印迹理论”，在发展的早期形成印迹，它会伴随很长一段时间，基因是这样的基因。大家都习惯这样一种高举高打，好像增长速度一下降到6.7%或者6.9%，突然就觉得不会玩了。所以我觉得企业家有一些顾虑、担心、焦虑，对未来没有信心，多多少少跟这种转换有关系，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的企业家也面临这样一个调整阶段，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但如果说能认知到企业发展的阶段性，或者你立志做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从大到伟大。你再出发，把未来经营管理侧重在价值创造，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规模追求，把追求ROIC(投资资本收益率)作为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机会还是蛮多的。但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的，或者说开始采取一系列举措朝这方面做一些布局的，毕竟不会太多，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起来普遍焦虑的原因。

问： 3月底也是各个公司密集发财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典型的多元化企业，数据也很好。你在书里却呼吁中国企业要“去多元化”，要专业化？

刘俏：我衡量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指标是“投资资本收益率”，多元化跟它之间没有关联性，甚至是负相关性。换句话说，如果企业追求的目标是投资资本收益率、价值创造，那么多元化本身并不会带来你想要的结果。

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大数定理。多元化成功的可能就这1%、2%的例子，它不是一个规律，规律要有大量的研究。我的研究是2013年、2014年做的，2000多个上市公司，分析完之后发现多元化的程度跟企业的投资收益成反比。这一点跟美国、欧洲的情况完全一致。我想它本身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企业盲目追求多元化的话，不是一个最优路径。

第二点，我理解在中国有很多外部的制度制约，企业单纯冲着“大”有很多动机在里面。比如，认知市场问题，他觉得规模越大，企业越成功，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确实有民营企业家跟我讲，他说我做大了，会上光华，做大了才能被关注，得到一些平常得不到的好处，金融体系可能会给我融资，地方政府会对我关照，会更安全一些。还有一种可能性，为了解决债务问题，你得被迫做大。我打个比方，比如我现在是10口锅，7个盖子，我忙不过来了，我用一个并购或者进入一个新领域来融资，赚一笔钱之后变成11口锅，8个盖子，这个状态显然比10口锅，7个盖子好一点，我变成12口锅，9个盖子，又比10口锅，7个盖子感觉更好一些，有这种考虑在里面。

所以说，制度基础设施层面上的一些缺陷使它不由自主地加入到游戏中来，而且不由自主地做出把规模做大的选择，最终就出现这种情况。

一些企业销售数据不错，利润总额不错，规模不错，但真正在价值创造层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缺失。包括像安邦，去年的财富500强，规模很大，很成功，当时很多人吹捧它。但回过头来，你如果看它的投资收益，看资金的使用效率，杠杆非常高，这就要打很大的折扣，用杠杆的方式把规模做大太容易了。所以我为什么在强调“从大到伟大”，“伟大”很重要。

问：根据你的分析框架，国内有哪些企业，你觉得是“伟大”企业的种子？

刘俏：我这本书正在写第二版，因为中国市场很大，我们正在从传统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肯定是一大批优秀、伟大的企业。这种变化的进程，速度可能会非常快。所以要我讲的话，具体哪家企业是伟大企业或者是伟大企业的基因，我举不出太多例子，但我觉得它在成批量的酝酿、诞生、成长。按照ROIC的标准来分析，我在新书里讲了华为、顺丰，还有小米、阿里巴巴，我觉得它们改变了商业运行的方式。

问：如果拿这个核心观念“投资资本收益率”来衡量，BAT的表现应该挺好。但在市场上，他们似乎也越来越成为一种阻碍创新的垄断性力量了。

刘俏：我们算了一下，中国A股市场，过去18年来，其实ROIC只有4%不到。我很粗略地算了一下，阿里巴巴基本上在50%以上， 1块钱进去之后能赚到5毛钱的税后利润，你可以想象一下阿里巴巴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程度。它的销售数据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中国至少可以找出将近70、80个企业收入比它大，但它的股票市值是市场里面数一数二的。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上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价值本身体现为投资的收益。

但回到另外一个命题，你刚才讲到，它对中国整个企业的生态或者对产业的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一点，我们其实没有做很好的分析和研究。至少我个人感觉，现在还不是得到结论的时候。

问：《从大到伟大》把ROIC这一财务指标作为企业迈向伟大的核心标尺。我理解的伟大企业家其实是张謇、卢作孚这样的，“伟大”是不是也应该纳入企业创始人的企业家精神、价值观这些因素呢？

刘俏：非常好的问题。我这本书本身也有局限性，关注的是财务指标。我现在可以明确讲，伟大企业可能是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但价值本身的内涵，我们对它的理解逐渐在丰富，而且这种丰富本身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者时代商业文明的进步。过去大家讲价值的时候，讲股东价值比较多一些，出资人赚钱嘛，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但慢慢价值的概念内涵变得更丰富，除了股东之外，包括给债权人还钱，包括我的顾客，包括我所处的社区，甚至我们讲大一点，有家国情怀在里面。

把这个纳入到价值里来之后，这种情况下，我的命题本身没有变，伟大企业一定是创造价值的企业，只是价值包含更丰富的维度。我觉得中国正好处于这个时间点，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除了赚钱之外，是不是我应该做点别的事情，把这个价值在其他的维度上体现出来。我想这个跟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国情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情怀、“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连在一起的。

这一代企业家正在走向成熟，这是可喜的一些变化。包括正和岛在弘扬企业精神方面，其实也隐含了这样一些维度，强调企业家或者伟大的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组织，优秀企业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跟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会之后产生一些新的思考，也在推动商业文明和社会整体的进步。

“中兴事件”给我们什么警示？

问：你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大量并购，态度谨慎。这不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么？

刘俏：中国现在最牛在什么地方？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像我们这么大的市场，任何一种技术只要跟中国市场一拥抱之后，产生的聚合反应、化学反应效果确实是几何指数级的。

但贵为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出口8亿件衬衣所换得的利润刚好够买一架空客A380飞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然而中国汽车的品牌运营、整车与零部件设计与研发、关键与核心零部件制造等环节，主要被奔驰、宝马、大众等跨国公司所把持。中国的制造企业急需发力直追，力争早日跻身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这次的中兴事件就是一个警醒。

真正原创的技术，基础性的技术是支撑一个产业或者一个国民经济行稳致远的基石。为什么大家讲大国工业、大国技术，（因为）真正的核心技术别人不会卖给我们。现在讲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自己的原创技术，需要参与行业标准、技术标准的制订过程。我们太关注开发了，很少关注研发，其实这才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可以产生效果的领域。你看任正非的讲话，讲得很好，他讲的是华为研发思路，企业应该怎样培育自己的技术能力。

问：中美贸易战我们听到也有不同的声音，觉得中国不应该跟美国硬碰硬。你觉得呢？

刘俏：我对“贸易战”的说法比较排斥。

我这样理解，首先，自由贸易跟公平贸易是两回事儿，不要用公平贸易去否决自由贸易。我想美国有点这个情况，他觉得贸易过程中，我吃亏了，不公平。但我想，因为两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治理格局的急剧变化期，如果片面强调贸易的公平性，确实容易产生很多纠纷和冲突。贸易肯定是对全世界，对所有参与的国家都有好处的。假如说在全球治理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作为引领全世界的两个大国领袖，他们更大的责任在于捍卫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捍卫人类正面价值的理念和精神，而自由贸易是其中一个。

第二点，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如果说真是不公平的贸易，必然会动摇自由贸易的哲学基础，那么我们在不公平贸易的层面上，也能积极寻找一些解决方法。所以我觉得冲突肯定不是好事儿，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问：这次证监会欢迎独角兽回来，这对A股会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吗？

刘俏：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A股市场普遍来讲缺乏好的上市公司，这是一个很大的硬伤。我们现在讲创新经济缺乏代表企业，以前是上市规则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证监会做出这样一种超常规的制度安排，可以理解它的动机和初衷，不外乎这些企业经过海外市场验证，海外市场对投资是很挑剔的，他们的质量还可以，阿里巴巴ROIC50%多，回到一个3%的市场当然是好事儿。另外，它本身又是高科技企业，创新经济的代表企业，也可以丰富我们上市公司整体的多元性和创新性。

但这毕竟是一时一事的安排，可以起到一种示范效应，但对整个市场基本的基底，能不能产生质变的影响，我是高度怀疑的。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长效机制，真正把资本市场建立起来，使其本身具备成就伟大企业的基因。IPO制度要彻底做一个改变，其实这方面有识之士已经讲了很多年，注册制应该实施，退市机制应该建立。

问：这次财经方面机构和官员调整，郭树清和易纲视野、专业能力方面都很强。大家期待很高，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

刘俏：他们确实很优秀，有非常丰富的政策制订的经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阶段性也有特别深入的了解。新时代是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做一个转型，这个转型过程中要保持一个比较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具体讲，一边要去杠杆，同时又要追求发展，这个平衡怎么去把握和拿捏，挑战蛮大的。其实我们过去的政策架构，很多时候是建立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的，如果增长速度出现问题，我们就靠刺激一下开支或者银行增加信贷来拉快我们的速度；但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微观的东西，企业有没有活力，企业能不能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宏观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怎么比较妥善地完成这样一种政策制订，或者与时俱进地调整，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最重要的，我觉得金融系统的风险确实在汇聚，跟我们传统的增长模式有关联,主要是三个原因：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不高，经济的微观基础比较脆弱；对制度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带来很多监管漏洞、套利机会；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对金融的认知有偏差，总认为金融越多越好，这是一个最大的谬误。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大的挑战在于，要发展，要增长，同时要把风险化解掉，特别是化解系统的金融风险，包括地方政府跟国有企业的高杠杆，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他们可能重新形成了一个宏观政策的思路框架，大家的期待很高，期望值很大。

问：中国最近这些年整体发展得很快，民族自信也在不断地膨胀。目前的阶段，你觉得应该继续好好学习西方，还是应该树立“中国模式”？

刘俏：我真实的想法是，很多人觉得我们可能很牛，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是别人没做的，但换个角度来讲，日本也曾经这么牛逼过，韩国在某个阶段，规模没有那么大，但也小规模嘚瑟过，仅此而已。我们的这些路径，成功的要素，其实没有摆脱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比如说我们实现了工业革命，当然我们实现的手段和路径可能跟美国不太一样。

因为全球化的红利，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全球化的市场，这个市场使得我们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使得我们产业能够崛起。这样的话，我们开始生产很多对外出口的产品。我们发展到今天，完成了工业化的布局，我们尊重市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它需要进入这个阶段，我们成功地把它完成了。

但有一点，为什么我们做“一带一路”书院，其实跟这个有一定关系。我觉得中国完成工业革命，我们用的路径和具体的方法本身，可能在“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有更普遍的适用性，比美国菜单的适用性更好一些，不是因为我们比它优秀，而是因为我们刚刚完成，还有记忆，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的经验很新鲜。而美国那边是100年前的东西，太旧了，太傲慢了。但是不是就开始说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我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