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一个“捣糨糊”的大师
作 者：赵向阳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应正和岛的邀请，为田涛老师的新书《理念·制度·人》和《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写书评，我感到光荣而艰巨。
“光荣”是因为承蒙田涛老师看得起，平时在微信里交流较多，对他的立场观点、知识结构和思想脉络有所了解，也算是一个知己；“光荣”也是因为承蒙他把我当小兄弟看，对我怀有殷切的期待，经常不断地鞭策我，是我难得的良师和诤友。
“艰巨”是因为写书评时，至少要站在与田涛老师接近的水平和境界上，才能正确解读原著，深入对话交流。否则只能狗尾续貂，做学习状，写个读后感，喊一声“好”而已。
可惜本人我缺乏田涛老师的人生阅历，尤其是20多年如一日超近距离研究华为的专注，所以，写起书评来，谈何容易？！
“我不怕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我怕被误解”，这几乎是每个作者的普遍心态。关于这一点，我倒是多少有点信心，至少可以做到不误解、不歪曲田涛老师的本意。
需要提前声明一下：本文重点是写书评，而不是讨论组织管理之道。关于组织管理之道，关于华为，我不可能讲得比田涛老师更透彻、更高明。
如果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后者，建议直接去读田涛老师的新书。多读几遍，其义自见。
另外，文责自负，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承担最后的责任。虽然田涛老师对我的一些溢美之词可能坚辞不就，或者对我的一些批评并不认同，但是，秉笔直书是我作为一个学者的一贯态度。
如果说任正非先生是华为的“文化教员”，主要抓思想权和组织文化建设，那么，田涛老师的这几本书（包括《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七本华为故事系列和这两本新书）就是关于华为组织管理的教科书，尤其是组织文化建设和传播的教科书。
如果没有适当的教材，即使是优秀的教师讲起课来也很可能详略不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无法快速、系统地传播知识和思想，批量化地培养人才。
四百年前捷克的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发明了教科书，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把昔日十几个人的私塾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成千上万人的学校，可以让任何一个资质平平的教师都能轻松胜任教学工作。
华为是一个拥有19多万员工，33年历史的庞然大物，经常让那些关心它的研究者感觉如坠雾里，盲人摸象。
田涛老师的研究工作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尽可能权威的、框架明晰的教材，它加深了人们对华为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提升了华为内部组织文化传播的效率和能量。
这两本新书是田涛老师过去三四年里在各种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听众“讲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所以，它不是那种层层递进的、结构良好的著作，这使得读者很难用几句话提纲挈领地概括出其中的框架结构和核心思想来。
在我看来，这两本书更像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丛林。
其内容从花蝴蝶薇甘菊到浩瀚星空，从犹太教、天主教到新教伦理，从军事史、科技史到与任总之间互动中的各种小故事（例如，任总帮他把椅子挪到靠近火炉的地方，以照顾他的伤腿）等，包罗万象。
而且诸多信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既增加了阅读的快感，也增加了解读的难度。
总体来说，这两本书的主题还是很鲜明的，而且作者本人已经尽可能地做了清晰的分类。
其核心关键词主要包括人性、理念、文化、制度、企业家精神、创新、组织生成、演化和变革、领导力等。但是，我认为，这些关键词在田涛老师的思想框架里并不是同等重要的。
作为一个早年受过心理学教育的学者和顾问，田涛老师自然而然地把人性和理念（个人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置于理解组织管理问题最核心的位置之上。
他特别强调，所有管理大师都是洞悉人性的大师，所有的管理都是基于对复杂人性的动态把握。他认为制度是在文化的土壤上派生出来的，制度受制于文化，同时制度对于文化有强大的形塑作用（“文化必须构筑在制度的磐石之上”）等。
如果想用一个结构性的框架来理解，读者可以想象一个由四五个从小到大重叠在一起的“铁饼”，最上面一层肯定是人性和组织（团队和社会），第二层是文化和制度，第三层包括领导力、创新和流程等。第四层可能才涉及到具体的各种职能管理，如生产、营销、财务等。
以此类推，从核心到周边，种种管理问题由近及远，都囊括在这个概念体系之内，而且按照它们在影响企业成功的逻辑链条上的重要性安置得比较妥当。
此外，每一层“铁饼”又代表一个阴阳图，同时包括了两种、甚至多种针锋相对的力量。
例如，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欲望的激发和控制、组织契约与个人奉献、英雄主义与机会主义和悲观主义、企业家精神的阳光面和种种暗疮等。
这些成双成对的概念之间构成了一种二元性、悖论和张力、同时彼此之间也渗透着。
因为《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任正非所提出的“灰度”的概念广为人知。
事实上，灰度在华为有特定的应用对象和场景（主要用于处理人际关系和矛盾，以达到包容、妥协和共识），同时，灰度和清晰度之间也构成了一个更高级的悖论。
此外，灰度和另外一个概念“文化双融”（美国国际管理学会前任主席陈明哲教授所提出）之间也有类似之处。更重要是，田涛老师把管理理解成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一种反复的折腾，不断偏离“中道”以及向“中道”的再回归。
如果把田涛老师的管理理念放到百年的管理学史中去看，更能明白他的思想的价值。
过去一百年的管理思想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最佳实践（One Best Way Approach）（1910-1960年前后），认为世间存在某种最优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不需要考虑具体的情境。
例如，泰勒的车间管理、法约尔的一般行政管理、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等；
第二个阶段是权变理论阶段（Contingency Approach）（1970年到2000年前后），管理学者意识到根本没有所谓的普适“管理规律”。每一种管理理论或者实践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诸多内外因素，只有当两者很好地匹配的时候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执经达权”。
第三个阶段就是悖论整合阶段（The Paradox Approach）（2000年之后到现在），管理学者意识到组织管理中充满各种悖论，例如，短期VS长期、技术驱动VS客户中心、探索性学习VS开发性学习，强调经济绩效VS平衡社会责任等。
越是大企业，越是高层的管理者不是在非黑即白，或者非此即彼之间进行简单地选择，而是把诸多的矛盾和悖论，以一种动态和整体的方式整合在一起，争取在获得短期高绩效中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个非典型的、非科班出身的管理研究者和顾问，田涛老师一出手就达到了管理学研究的第三个层次，令人敬佩他的智慧和洞察力。
在他关于华为案例的深度分析中，他对组织管理中悖论的具体描述和理论分析是无所不在的，是丰富多彩的，是有现实质感的。
有一位跟听了七八年田涛老师讲课的企业家说，“田老师，我怎么发现你这几年讲座水平越来越高？！”也有一位华为高层看过这两本书的文稿后评价，“基本上从底层逻辑上把华为讲明白了”。
相比这两本新书，田涛老师自认为2012年出版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是自己研究华为和组织管理的“入门书”。言下之意，他对于自己这两本新书，以及这八年来的思想沉淀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通读过田涛老师最近几年的绝大多数书和文章，此次系统性地阅读这两本书的时候也感觉到田涛老师在过去的八年里功力大增。
这种“功力大增”更多的不是表现在另起炉灶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而是对原来自己就认定的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的理解在深度上、高度上、广度上、精细度上、甚至在审美上都有了显著性的提升。
打个比方或许读者更能明白我的这个评价的含义。
这正如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听起来完全是常识，几乎不证自明，每个企业都能说得很溜。
但是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和社会里，当绝大多数企业和人在大多数时候行事背离常识、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如果有那么一个很另类的企业，它不惧压力和种种诱惑，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守常识三十多年，在组织管理和工作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点滴中都尽力践行这个价值观，那么三十年后，这个特立独行的企业与周围其他企业之间的差异就会有云泥之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田涛老师自己选择的研究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和华为走了一条相同的道路，那就是专注专注再专注，聚焦聚焦再聚焦，所以，他们才是同路人。
田涛老师认为，“华为的成功首先是组织文化的成功”。在《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中他讲到，“任正非就是一个捣糨糊的大师”，他为了建立和传播华为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经常用各种词，变着花样，成千上万次地在华为内部“洗脑”员工。
而在我看来，田涛老师这两本书同样也是捣糨糊的杰作（这是我读完这两本书之后最强烈的第一印象），围绕几个核心主题从多元化的视角，用跨学科的大量事例，反反复复，不断深化和强化对这些主题的理解。
例如，他与霍金的关门弟子加尔法德博士探讨宇宙演化规律与组织管理之间的异曲同工；他与格拉斯哥大学的两位教授探讨诗歌和唱歌对管理者的激励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在任正非的管理实践中，或者在田涛老师的书中，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拿来建立和传播文化理念。
它或者是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如《中国机长》《安家》《大秦帝国》《阿甘正传》《林肯传》等），或者是一张图片（如伤痕累累的芭蕾演员的脚、或者被打成筛子一样仍然坚持返航的战机），甚至是登山时看到一个蜘蛛网，或者与人喝咖啡闲谈时的某一句话（华为把“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印在许多办公室的桌牌上）。
他们或者采集众山之玉，或者借题发挥，总之，所有的素材最后都春风化雨变成了组织管理的“黑土地”，都紧密地围绕着华为的核心问题，围绕着如何打胜仗，如何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这大概就是捣糨糊的真实含义。
正如老和尚念经，万变不离其宗。
浸泡在这种咕嘟嘟冒着热气的语言温泉里，它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对组织管理的理解，读来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和煽动性。
我个人每次读田涛老师的书，都恨不得重生一回，年轻一回，自己去创业，或者跟着某个“任正非”式的创业带头人一起创业。只有这样，才能不虚度此生。
这种冲动和感动是那些标榜“客观理性中立”的管理学教科书根本无法达到的。
企业家基于自己的直觉、经历和阅读会经常讲出一些非常漂亮的话，但是，这些话一般缺乏系统性和深入的考证。
而作为顾问和管理研究者，就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解读，提供知识出处，梳理逻辑结构，形成准确、完整、形象的表达。
例如，田涛老师认为华为核心价值观三句话（“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之间形成一个闭环，保持了某种对称关系。
以及核心价值观三句话是道，而“自我批判”是工具，两者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关系等，这些论述都是因为对华为和组织管理研究浸润已久之后的准确诠释。
在建立和传播华为的组织文化方面，任正非先生和田涛老师（还有几位扎根华为二十五年左右的杰出管理学者，比如黄卫伟老师、吴春波老师等）一唱一和，相得益彰，为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树立了一种典范。
我衷心地希望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中国企业家，能有意识地多交几个有思想的学者，双方长期保持这种陪伴式的、顾问式的合作关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砥砺，共同进步。
如果说马克斯·韦伯第一次讲清楚了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田涛老师就是把马克斯·韦伯作为自己的学术榜样，他试图讲清楚华为的工作伦理和华为阶段性成功的底层逻辑。
田涛老师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们两者都特别重视人性、宗教信仰、理念、文化和制度等，而且他们遵从了相同的研究方法：基于诠释学的、长期跟踪式的案例研究方法。
田涛老师特别强调管理学者一定要走进现场，做扎扎实实的观察和长期跟踪案例研究，他认为这才是管理学研究的正途。
的确，案例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研究复杂的、新兴的、长时程的、动态变化的现象和问题。
不过，因为作者所秉持的哲学观点的不同（主要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案例研究方法又可以分为基于实证主义的案例研究、基于批判实在论的案例研究、基于诠释学的案例研究等。
在我看来，以《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为代表的系列华为研究属于基于诠释学的案例研究的典范，这样的研究在中国管理学界是极为罕见的。
诠释学的研究方法最早起源于对《圣经》的解读，即神学诠释学。后来在15世纪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应用于对所有经典文献的诠释，发展成为一般性的诠释学。
一直到1820年前后，逐渐成为德国历史科学和道德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例如，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
它完全不同于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所发展出来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经验积累和开发中小型的可检验的理论，研究要求秉持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等）。
诠释学的方法强调研究者本身的主体性，不回避个人所秉持的特殊视角的价值和局限性（“前见、前设”），强调采用整体的方法、强调个人感情或者民族情感的价值和影响，强调研究者的参与和行动，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而非仅仅是事实和逻辑），强调研究的开放性和诠释学循环，允许读者对文本做出多样性的理解等。
诠释学强调意义建构和意义赋予，擅长用比喻和故事进行表达，而非采用数据和图表进行说明。在诠释学看来，讲故事就是建立和传播组织文化的重要活动。
“讲故事也是少数领导者在不确定的关键时刻，影响大多数追随者心智模式的重要手段”（引自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韩巍教授）。
创业之初，任正非画了很多大饼，最重要的一个就讲故事，并把故事变成现实。例如，“二十年后，电信业三分天下，华为必占其一”。
此外，诠释学的骨子里渗透着想象力和创造性，渗透着自由主义，它强调组织和社会“规律”的人为建构性，而非“客观规律”的外在强制性。
在我看来，所有那些一流的管理思想家都是诠释学的拥护者，而基于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大多属于那些普通的学术劳工干的活儿。
管理学界的大佬们心知肚明地玩着这套游戏，而学术劳工们则以科学研究之名，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
德鲁克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典型的诠释学的研究方法，他是反实证主义的，反分析哲学的，反对管理研究是与个人价值立场无关，反对管理学属于某种狭义上的科学。
德鲁克的书里极少有数据和图表，有的更多的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临近晚年，他甚至还写了两本小说，因为他觉得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著作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对人性、组织和社会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的理解和表达。
另外一个管理学大师詹姆斯·马奇，也是田涛老师很推崇的。虽然马奇的研究非常学院派，但是，他深知象牙塔式的经验研究的弊端，所以，不仅自己写了8本诗集，而且还要求学生在《领导力》的课堂上研读《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李尔王》《圣女贞德》等小说。
因为诗歌和小说更能帮助管理者理解人性和社会，提高沟通能力和领导力。
暂且荡开一笔，谈点更深层次的知识体系问题。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人文科学是最不重要的，或者认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三个并列的“铁饼”，认为近百年来自然科学在不断蚕食人文科学的地盘。
事实上，如果您了解思想史和科学史地话，就会发现不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界定人文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部脱胎于人文科学这个最古老的母体。
人文科学是知识体系中那个最大的基座，社会科学架构在它上面，而自然科学则是基座上那个最小但是最高耸的圆柱。是人文科学这个大基座定义了自然科学这个圆柱，而非反过来。
管理中最核心的，也是最难传授的，大多属于一些软性技能，比如，商业伦理、领导力、沟通、历史感、使命和责任心、诚实、创造力、想象力、审美水准、远见和洞察力等。
提升它们需要管理者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长期滋养和熏陶。理解了以上的观点，就能理解任正非先生和田涛老师为什么推荐大家多读一些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著作。
为什么甚至要多看一些电影，从电影这种虚构的载体中体会人生和组织管理之道。
田涛老师虽然不是一个生活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学者，但是，以我和他的交往来看，他阅读之广，用功之深，胜过绝大多数学者。尤其是，他特别强调阅读经典原著，强调追根溯源。
管理学者和顾问唯有拥有这样的知识结构，才能与杰出的企业家之间进行高水平的交流，才能影响对方。
例如，田涛老师反复阅读《圣经》《国富论》《物种起源》《思想史：从火到佛洛伊德》《美国秩序的根基》等等大部头著作，从中获得巨大的启发。
这让我联想起爱因斯坦的一段经历，“每次当我阅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时候，我都深刻地体会牛顿比他身后的无数力学家更加了解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的矛盾之处和局限性之所在。每次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就对牛顿产生深深的敬意”。
所以，读书最好不要读二三流的书，要读就反复读经典原著。
为了研究科技创新，田涛老师最近几年阅读了大量的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普著作，例如，《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趣》《极简宇宙史》等。他读《我是未来：特斯拉传》能读得“泪流满面”，而读《物种起源》能感到“惊心动魄”，这种知识和情感之间的共鸣是读书人的很高境界。
总之，田涛老师是一个有思想定力的人。
十年来，他很少追逐过那些五光十色的热点和泡沫，而是倔强而执拗地向管理世界的底层逻辑不断掘进，越挖越深。他的治学之道和研究方法值得中国管理学者借鉴学习。
让我从目录中随便摘引几句，欣赏一下田涛老师的优美文笔：
“创新是闹剧、悲剧和戏剧的鸡尾酒”，
“喝咖啡的兔子与亲吻丑陋的青蛙”，
“卓越领导力：盐中的盐”，
“创新是客户导向和技术导向的拧麻花”，
“卓越的企业家是能够制造信仰的极少数人”，
“交易型人才模式，犹如戈壁滩上种植郁金香”，
“清教徒们的修行之地：战场、账房、市场”等等。
我相信，这些直击要害、脍炙人口的表达一定会广泛地流传下去。
我一直不知道田涛老师那种充满想象力、丰富多彩的文笔、精巧的比喻、略带夸张和决绝的表达方式，到底来自他大脑的何处？我很惭愧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华，所以，对此有点小小的羡慕嫉妒。
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田涛老师年轻时原来是一热血文学青年，思想的花蝴蝶乱飞，每天写一首甚至几首诗。
这大概是他妙笔生花的原因之所在吧，可见诗歌是最能训练人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的文学工具。
我曾经在某个权威管理学期刊主持“煮茶问道·本土管理研究论坛”时，邀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长辉教授（同时也是著名诗人），就他用诗歌的方式启发和点化企业家和高管的教育实践写了一篇文章，然后邀请深圳大学的韩巍教授等人，从诠释学和扎根理论的角度进行解读和对话。
但是，这组文章被认为过于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不属于“科学范式”，几经讨论和反复沟通，至今无法正式发表出来，一直是我心中难以割舍的爱与痛。
读田涛老师的书时，我惊喜地了解到一个故事。
2017年5月2日他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商学院的两位教授交流时，听说他们近年来研究的方向是利用诗歌文化激励员工热情和组织活力（有意思的，其中一位教授既是理论物理学博士，又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苏格兰诗人），当他们谈到华为30年来的各种正式集会都会集体唱歌时，“诗人”教授非常兴奋，几次与自己激动地紧紧握手。
我衷心建议中国管理学界开阔一下自己的理论视野，少干点那些没有名堂的美国式的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模型，多读点欧洲大陆更加多元取向的研究，甚至多看点电影，多读点有声有色的小说和诗歌，用多样化的手法启发和教化学生的心灵，把自己的文章写得有点人味和趣味。
否则，真的是在制造无人问津的垃圾PAPER。
在某种程度上，我和田涛老师都是潮流的“逆行者”，我们的脑袋瓜上天生有一点点“反骨”。
对一切流行的观点和所谓的“创新”，如果未经自己的批判性思考，我们绝不轻易认同，而且，我们都不热衷于成为一个紧跟热点的时政评论家。
秉笔直书，坦率地说，我认同他这本书里90%以上的观点，比如，“自组织理论是反人性逻辑的乌托邦”，“奋斗的动力从来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创始人必须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自由要框定在秩序的根基之上”，“战略的本质是试错与纠偏”等，但是，我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提出来与田涛老师进行商榷。
我觉得中国学术界特别缺乏“坦诚辩证，理性对话”的精神和氛围。
第一，散见于本书之中，田涛老师对现行商学院的批判是劈头盖脸式的嘲讽，经常一棒子打死，这一点我稍微有点不同看法。
作为一个混迹于管理学院的学者，我自己早已不做目前流行的那种定量实证研究，我认为它们价值很小。但是，我觉得在管理知识的建构过程中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这大概是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段“弯路”，所谓存在即合理。
另外，也不要忽视商学院在培养中低层管理人才和商业人才方面的可能贡献（咱们不谈杰出的企业家，杰出的企业家不是商学院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自我塑造，时代催生出来的）。
因为与这个时代离得太近，我们很难准确评价全世界商学院几十万名教授，花了几十年时间（主要是从1980年到目前）所积累出来的经验研究的价值（我自己也不能），评价的时候可以更加谨慎一些。
第二，田涛老师虽然很努力地学习科学史和科学知识，但是，他毕竟没有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有的观点表达的不够严谨。
比如，他说，他的自序的标题“人生是一个函数”就令人费解。他说，“人生是一个函数，你永远不知道上帝在关闭某一扇门时，另一扇门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事实上，只要是函数，就有具体的方程式，不管结果是唯一解，还是多个解。
很可惜，人生或者组织管理根本不是函数，我们写不出具体而明确的方程式。
组织管理如果有“规律”可循，也一定是多重因果的、非线性的，受运气和偶然性的影响极大，而且“因果关系”不透明，隐藏在不确定和模糊性的浓雾之中。
另外一个例子，他所说的组织活力=资源X（空间÷时间）2，这明显是从爱因斯坦的质能转化公式E=MC2联想来的，虽然很多启发性，但是缺乏严格的论证。
总之，商学院的研究过于强调严谨性，缺乏相关性和启发性，而田涛老师的研究虽然高度契合企业家所关心的问题，有很强的启发性和强大的精神激励，但是，严谨性上需要强化。
第三，个别地方语焉不详，田涛老师可能需要把话说透。
例如，为什么读《物种起源》时读得“惊心动魄”？我一直很好奇，也很纳闷。是因为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阴魂不散，真实的世界一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他在与任正非先生交流的时候问，“华为更像是哪一支军队？”任正非先生回答说，“更像韩先楚的部队，或者薛岳的部队”。对于我这个非军迷来说，完全听不懂这背后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总之，如果是作为一个更加严谨的学术著作，必须有更加严格的界定和说明。
第四，因为和华为的特殊关系，田涛老师肯定是有一些话是不方便讲的，而且这种特殊关系也限制了田涛老师对华为做出不同于现在的其他解读方式。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们不要被任何组织、政党或者伟人的光辉灿烂的一面所遮蔽，一定要考虑到它的A面，也要考虑到它的B面，C面……，然后把他的ABC等面综合起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去考虑，保持一种同情式理解。
比如，此书中讲激励和奖赏的多，讲惩罚或者负面的少。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那些常胜的队伍，不仅仅“分赃分得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扎实，而且军官手中那把手枪也不是吃素的。
它更多的不是射向敌人，而是逼着自己的士兵冲锋陷阵，就地惩罚逃兵的。“格杀勿论”和“就地正法”是要掉脑袋的。
总之，我认为田涛老师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甚至在某一个方向上很难超越（尤其是组织文化的研究上），但是，也只是他个人对华为的一种解读，并没有垄断或者封闭死研究华为的其他可能性。这就是诠释学的伟大之处——开放性。
因为这两本书不是一个结构性很好的著作，里面有太多的重复，所以，一般的读者很难一气呵成地读完，我本人就是断断续续地读完的。
但是，这种半结构化的著作也有它的优点——开放性和非强迫性。
它很像全息照相，每一个碎片同时包含了整体的所有信息。它也类似寺庙里大和尚的开示，说的几乎都是车轱辘话，颠来倒去，但是，在不断重复中，每次的意思表达又略有不同。
说不定哪一个故事哪一句话就恰好“咣当”一下打开了你的心扉，让你瞬间豁然开朗。
这种半结构化的著作也更适合企业家管理者碎片化的时间，读者可以每次只读内容上紧密相关的几章内容，然后对照自己的企业和工作，组织自己的团队反复讨论，想想对自己公司的发展有什么借鉴和启发。
今年疫情爆发之初，各路神仙大咖仓促之下开出了各种灵丹妙药，田涛老师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收入《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的最后一篇《哪有什么大师？大师是企业家自己》，我对这种强调企业家生存智慧和本能的观点深表认同。
田涛老师的这两本书是好书，但是，也只是渡人过河的工具。过了河，就不必再背着船走路。更不要让船成为你的目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韩巍教授评论说：
试想，哪个企业家、管理者没有自己曾经行之有效的一套“理论”？哪个不算是一定程度的理论家？有自己理论的“理论家”没必要也不可能对其他理论家的“理论”照单全收。高质量的阅读就是“验证-共鸣”、“启发-领悟”，以及“质疑-反思”的过程。
要言之，不是像初学者需要接受结构化知识，而是要在比较开放的文本中寻找逻辑线索、经验素材，重新结构化自己的认识，建构自己的理论，成为更好的理论家。
对，任正非就是这方面的高手。而我自己读书从来不做笔记，不划线，只是观其大略而已。
“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德鲁克的这句话过于武断和决绝。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管理不仅仅在于知，更在于行”。
愿田涛老师的书拨云见日，点亮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心灵，在更多的行业里催生出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华为式的企业来。
排版 | 张溪冉
审校 | 叶开甫 轮值主编 | 叶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