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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与罗马:富人的潜规则

潘岳 正和岛 Yesterday








作 者:潘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编 辑:曹雨欣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本文内容摘自潘岳最新文章《秦汉与罗马》第四章和结篇,有删减,刊登在《决策参考》8月刊,点击文尾,阅读全文。



《历史的终结》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


与秦汉同时期的是罗马。从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罗马帝国,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欧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规模政治体时,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


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是本文的主题。


一块碑文……

 

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摩崖石刻,苍古斑驳、模糊不清。


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


“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


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


两个多世纪后,匈人、东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瓦解了西罗马帝国。


中国史家喜欢说匈人就是匈奴,西方史家不认可。虽然从人种上来说,匈人未必就是匈奴,但引发中亚草原民族大规模西迁的主因肯定是匈奴。


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


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文明的不可抗力,草原文明又成了农耕文明的巨大考验。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早期就已出现了气候变化的前兆。匈奴领地连年出现雨雪大灾,牲畜大批死亡。


文景时每和亲、贸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稳十年八年。但从景帝末年、武帝初期开始,送财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刚送完,明年还来抢。矛盾迅速激化。


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12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


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


……

东汉制盐画像砖拓片,形象再现东汉时蜀地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任用著名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垄断最大财源,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


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卖掉田宅。卖给谁?自然是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与罗马“大土地农业”一样;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也与罗马一样。


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


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这个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个商人。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计”(心算)进入宫廷做“郎官”。这一年他才13岁。


和长安不同,洛阳是商业都市,居民都“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朝也不让商人做官,做“郎”的资格只有郡守和将军的后代才能享受。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进宫很不容易。


桑弘羊进宫是为了给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刘彻读什么书,他就跟着读什么。刘彻微服野游,他就去侍卫。


刘彻的侍卫大多成了名臣名将,他却20年没得到重用。直到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在桑弘羊的策划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


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计算用侍中”,在内廷里予以配合。


盐铁官营,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官方经营就是垄断了最大财源。


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竟是盐铁商家本人。这就奇了。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


桑弘羊还发明了“均输法”和“平准法”。


均输法,就是各地的“土贡”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对民间而言,可以避免中间商的盘剥;对国家而言,亦在不增加农税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财力。


平准法,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某种商品价格过分上涨或下跌,国家就向市场抛售或买进该商品,以平抑物价。


而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对物价波动时下过一道限价敕令(公元301年),从商品到工资都规定了最高价格,结果失败了。朱理安皇帝在公元362年也试了一次,同样失败了。


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五铢钱”。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日常交易的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用“均输”“盐铁”之积蓄,既支付了战士俸禄也赈济了北方饥民……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农中丞),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


罗马也有公地制度,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来越少,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桑弘羊的“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与罗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调节被杀(公元前133年、121年)时间相距不远,却是一个成,一个败。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汉朝设立河西四郡,本来只是军事点,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


没有这个基础,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桑弘羊对西域比朝廷还要狂热。在刘彻晚年,桑弘羊还力主“屯田轮台”彻底巩固西域。最后还是刘彻先放弃了,发布《轮台诏》,下令“弃武归文”。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为朝廷开西域?因为他读《春秋》。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春秋》《鲁诗》《尚书》。老年之后,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


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民间儒学蔚然成风,不谈“王道”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


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大商人们。和他共同搞盐铁官营的商人东郭咸阳与孔仅,也同样为朝廷奔波到老。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


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


他服膺儒家精神,却看不起儒生空谈“不知治世而善訾议”。他的观点没错。


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商人心中永远的挣扎,带来了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罗马最富有的人”

 

和桑弘羊同时,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庞培齐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镇压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人”。普鲁塔克记录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谁家的房子着火了,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如果房主答应,他就灭火。


如果不答应,就任由其烧光。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


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从意大利的种植园,到西班牙的银矿,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他死后的遗产,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


他从政后的慷慨,与经商时的盘剥同样惊人。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


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伟大的凯撒拼命苦战了十年,才勉强与他俩并称“前三头”。


克拉苏的名言是,不够武装一个军团,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满罗马风范。


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罗马的潜规则是,谁打下新行省,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他没有成功,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往里面灌满了黄金。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

克拉苏雕像


而在罗马,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都可以。


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家、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但在罗马崩溃后,他们都没受影响。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分妥协,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


近代以来,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


实则不是。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内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商业亦可立国(“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


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还说,国家没能让人民富裕,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


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


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


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


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自利和利他的关系?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国家和个人的边界?自由经济能否脱离国家主权?


这些问题,中国2000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高峰找优点,低谷寻缺陷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


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


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


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


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


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推荐语

易中天 著名作家、学者:


人类文明有民族性的、地区性的和世界性的 ,汉与罗马是历史上最早的世 界性文明 ,长安城和罗马城是当时东方和西方的世界首都 。


比较这两大文明 ,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也是让人兴致勃勃的探险活动。潘岳先生以历史文献为据,出土文物为证,带我们走在山重水复之路,又时有柳暗花明之惊,确实应该推荐。


马克思说过 ,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 仰它的结论 ,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史学也一样。请以这样的科学态度来阅读吧!



张肇麟 翰澜书院创始人、正和岛·翰澜大匠塾首席导师:


历史是一面最有价值的镜子,但是我们所谈论的历史又只能是一种主张之下的见地。潘岳先生对东西方历史脉络的梳理比较,充满启发性的洞见。

我们作为读者不仅要认真审思(东西方文化)其中的得失,更要透彻地领会潘岳先生从历史感悟中表达的政治主张。

潘岳先生在文章最后发出的感叹尤其充满睿智,那就是在西方不太容易理解东方文化,而如今形势又容不得东西方相互陌视的情况下,中国智慧如何率先取得沟通东西方的话语突破。

这是主动进取性的、积极的国家战略!借鉴历史,比较东西差异,中国智慧有能力、有机会在融入世界主流的关口进行更深入的开放、改革,同时在主动变革中展现、发挥制度自信与民族文化自信,化危机为机遇。这是文章的精华。

文中关于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的部分观点,以及文化基因跟当今现实联系的必然性和决定性的某些倾向,还有商榷空间。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潘先生的文章还能激发人们更多的讨论和思考,我个人对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的包容性及其对(支持)科学、哲学、商业的发展前景的开放性持有乐观的看法。



  

排版 | 张溪冉

 审校 叶开甫  轮值主编 | 叶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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