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富人的潜规则
本文内容摘自潘岳最新文章《秦汉与罗马》第四章和结篇，有删减，刊登在《决策参考》8月刊，点击文尾，阅读全文。
《历史的终结》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
与秦汉同时期的是罗马。从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罗马帝国，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欧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规模政治体时，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
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是本文的主题。
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摩崖石刻，苍古斑驳、模糊不清。
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
“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
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
两个多世纪后，匈人、东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瓦解了西罗马帝国。
中国史家喜欢说匈人就是匈奴，西方史家不认可。虽然从人种上来说，匈人未必就是匈奴，但引发中亚草原民族大规模西迁的主因肯定是匈奴。
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
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文明的不可抗力，草原文明又成了农耕文明的巨大考验。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早期就已出现了气候变化的前兆。匈奴领地连年出现雨雪大灾，牲畜大批死亡。
文景时每和亲、贸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稳十年八年。但从景帝末年、武帝初期开始，送财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刚送完，明年还来抢。矛盾迅速激化。
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12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
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
……
东汉制盐画像砖拓片，形象再现东汉时蜀地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任用著名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垄断最大财源，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
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卖掉田宅。卖给谁？自然是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与罗马“大土地农业”一样；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也与罗马一样。
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
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这个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个商人。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计”（心算）进入宫廷做“郎官”。这一年他才13岁。
和长安不同，洛阳是商业都市，居民都“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朝也不让商人做官，做“郎”的资格只有郡守和将军的后代才能享受。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进宫很不容易。
桑弘羊进宫是为了给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刘彻读什么书，他就跟着读什么。刘彻微服野游，他就去侍卫。
刘彻的侍卫大多成了名臣名将，他却20年没得到重用。直到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在桑弘羊的策划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
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计算用侍中”，在内廷里予以配合。
盐铁官营，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官方经营就是垄断了最大财源。
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竟是盐铁商家本人。这就奇了。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
桑弘羊还发明了“均输法”和“平准法”。
均输法，就是各地的“土贡”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对民间而言，可以避免中间商的盘剥；对国家而言，亦在不增加农税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财力。
平准法，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某种商品价格过分上涨或下跌，国家就向市场抛售或买进该商品，以平抑物价。
而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对物价波动时下过一道限价敕令（公元301年），从商品到工资都规定了最高价格，结果失败了。朱理安皇帝在公元362年也试了一次，同样失败了。
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五铢钱”。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日常交易的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用“均输”“盐铁”之积蓄，既支付了战士俸禄也赈济了北方饥民……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农中丞），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
罗马也有公地制度，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来越少，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桑弘羊的“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与罗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调节被杀（公元前133年、121年）时间相距不远，却是一个成，一个败。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汉朝设立河西四郡，本来只是军事点，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
没有这个基础，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桑弘羊对西域比朝廷还要狂热。在刘彻晚年，桑弘羊还力主“屯田轮台”彻底巩固西域。最后还是刘彻先放弃了，发布《轮台诏》，下令“弃武归文”。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为朝廷开西域？因为他读《春秋》。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春秋》《鲁诗》《尚书》。老年之后，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
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民间儒学蔚然成风，不谈“王道”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
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大商人们。和他共同搞盐铁官营的商人东郭咸阳与孔仅，也同样为朝廷奔波到老。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
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
他服膺儒家精神，却看不起儒生空谈“不知治世而善訾议”。他的观点没错。
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商人心中永远的挣扎，带来了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和桑弘羊同时，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庞培齐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镇压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人”。普鲁塔克记录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谁家的房子着火了，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如果房主答应，他就灭火。
如果不答应，就任由其烧光。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
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从意大利的种植园，到西班牙的银矿，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他死后的遗产，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
他从政后的慷慨，与经商时的盘剥同样惊人。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
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伟大的凯撒拼命苦战了十年，才勉强与他俩并称“前三头”。
克拉苏的名言是，不够武装一个军团，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满罗马风范。
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罗马的潜规则是，谁打下新行省，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他没有成功，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往里面灌满了黄金。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
克拉苏雕像
而在罗马，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都可以。
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家、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但在罗马崩溃后，他们都没受影响。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分妥协，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
近代以来，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
实则不是。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内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商业亦可立国（“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
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还说，国家没能让人民富裕，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
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
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
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
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自利和利他的关系？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国家和个人的边界？自由经济能否脱离国家主权？
这些问题，中国2000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
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
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
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
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
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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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有民族性的、地区性的和世界性的 ，汉与罗马是历史上最早的世 界性文明 ，长安城和罗马城是当时东方和西方的世界首都 。
比较这两大文明 ，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也是让人兴致勃勃的探险活动。潘岳先生以历史文献为据，出土文物为证，带我们走在山重水复之路，又时有柳暗花明之惊，确实应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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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肇麟 翰澜书院创始人、正和岛·翰澜大匠塾首席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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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关于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的部分观点，以及文化基因跟当今现实联系的必然性和决定性的某些倾向，还有商榷空间。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潘先生的文章还能激发人们更多的讨论和思考，我个人对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的包容性及其对（支持）科学、哲学、商业的发展前景的开放性持有乐观的看法。
排版 | 张溪冉
审校 | 叶开甫 轮值主编 | 叶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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