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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子试“毒”,用一颗糖丸,拯救3代中国人,今天,他是最该刷屏的明星!

夏沐厘 正和岛 2023-01-07

作 者:正风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在人类历史上,疫苗是所有由病毒产生的流行病的重要克星。

新冠疫情暴发后,疫苗在控制疫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人们抗击疫情的重要手段。

然而,我们也曾吃过没有疫苗的苦。

60多年前爆发的那场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情,就是因为没有疫苗,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遭受了不可逆转的瘫痪,不少孩子甚至窒息而亡。

当年那场疫情的遏制,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顾方舟。

危难之际,顾方舟挺身而出。

为了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他不惜以自己的儿子作为第一个实验对象,最终验证了疫苗的安全性,并成功研制出口服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这种口服脊灰疫苗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糖丸。

正是这颗小小的糖丸,让亿万孩子摆脱了脊髓灰质炎的威胁,让脊髓灰质炎彻底在中国大地消失。

他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

今天,是他离开整4年的日子。这样一个特殊时刻里,我们想与你重温“糖丸爷爷”的故事,一同来感受下他的医者仁心和那高尚的灵魂。

“糖丸爷爷”的故事,值得所有人铭记。

“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1926年6月,顾方舟在上海出生。

父亲顾国光和母亲周瑶琴商量后,决定给他取名为“方舟”,希望他能举止方正,像一艘在生命海洋中航行的小船。

当时,顾国光在英国人管辖下的天津海关工作,周瑶琴在宁波当地的一所小学当老师。

这样家庭里,他的生活本该是衣食无忧的,可现实却恰恰相反,一场意外,剥夺了他童年里全部的幸福,取而代之的,是数不清的苦难与艰辛。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段经历时,顾方舟依然止不住地流泪,对他而言,那是一生中挥之不去的伤痛。

顾方舟4岁那年,在海关工作的父亲由于每天都要去轮船上检查货物和旅客,不幸染上了黑热病,救治无效,很快就离世了。留下母亲一人带着顾方舟和他的三个兄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苦苦挣扎。

有人劝周瑶琴尽早改嫁,但都被她坚定地拒绝了,面对一次次上门的媒人,她只留下一句话:

“我要是改嫁,孩子们就完了。”

这个年轻的母亲决定一个人带大这些孩子,可仅靠当老师的工资又难以养活一家人。为了赚更多的钱,她辞去了教师之职,去杭州学习助产,几个孩子留在宁波由他们的外婆代为照看。

就这样,年幼的顾方舟先是失去了父亲,紧接着又离开了母亲。那个时候,他问外婆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外婆,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失去了父母的庇护,外界的恶意也随之而来。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要排演一场话剧,顾方舟非常兴奋地举手报名。但那么多角色中,老师却偏偏让顾方舟演乞丐。

一些不怀好意的同学开始嘲笑他:

“反正你没有爸爸,家里也穷,演乞丐不是正好吗?”

一句句恶毒的嘲讽,就像一根根冰冷的寒针,刺穿了顾方舟的心,痛得他喘不过气来。

别人家的孩子受了委屈可以向长辈哭诉,但为了不让外婆伤心,懂事的顾方舟不仅不哭,回到家后还让外婆把哥哥的旧袍子改成乞丐装,装出一副很喜欢演乞丐的样子。

1934年,周瑶琴学成归来,她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宁波,北上天津,在英租界里挂牌开业,成为了一名职业助产士。

但在租界里,他们的日子还是很不好过。

平日里不仅要面对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还要不断应付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的警察。

一次,警察又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警察走后,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

“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

在那个人无人格,国无国格的年代,“不用求别人”这句话,对顾方舟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从他记事起,面对的大多是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鄙夷、警察的压榨,如果自己能当上医生,就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了。

想到这些,顾方舟不禁欣喜起来。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

“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青年时期的顾方舟

放弃功成名就,
走上一条卫生救国之路

1944年,十八岁的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严镜清。

严镜清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后来成为了北京市卫生局首任局长。

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也很陌生,整个社会的卫生条件令人咂舌:

厕所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有着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与厕所比肩而设,村落里垃圾遍地、臭气熏天……

恶劣的卫生环境直接导致了疾病的流行,每年因此“枉死之人”高达数百万,鼠疫、天花、霍乱等传染病更是“年年盛行,岁岁杀人”,农村地区的平均寿命仅有33岁。

讲到这些时,严镜清总是红着眼眶,顾方舟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也逐渐萌生了投身公共卫生事业的想法。

一次,班里的一位女同学随严教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

回校后她嚎啕大哭地讲着矿上的惨状:

矿工毫无保障,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生病了也没有条件医治,死了就被扔到万人坑里……

闻之,同学们纷纷落泪,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同学的哭诉和大家的抽泣声。

这一幕对顾方舟的冲击太大了,从那一刻起,他心中那团卫生救国之火开始熊熊燃烧了起来。

临近毕业时,大家都在讨论今后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当时,外科医生的待遇很好,社会地位也很高。在大学里,顾方舟就以手巧闻名,同学和老师都劝他去做外科医生,可顾方舟却放弃了这条更容易功成名就的道路,他还是遵从内心的指引,选择投身到公共卫生事业当中。

“外科医生开刀,一辈子能开几个病人,公共卫生多重要啊,做好了能救一大片。”

毕业后,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去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被派往战场,负责治疗患了痢疾的战士。1951年,在战场后方的顾方舟被召回大连,组织上很看重他的科研能力,决定派他前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

顾方舟留苏学习期间留影

四年的学习不可谓不苦,而且不能回国。第一年攻克语言关后,顾方舟又花了两三年的时间研究乙型脑炎,光是小白鼠就养了几千只,最终获得了苏联的副博士学位。

1955年,学成归来的顾方舟,在卫生部直属的流行病研究所研究乙型脑炎。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后,顾方舟调到医学科学院,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而顾方舟回国不久后,脊髓灰质炎便在中国集中暴发,一场惨烈的战争,开始打响。

临危受命,
他带着千万家庭的希望奔向远方

1955年,江苏南通被一种怪病侵袭,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且大多数患者均为6个月到7岁的儿童。

因感染程度不同,这些孩子的身体变成一节节扭曲的枯枝,终身离不开轮椅和拐杖,或因怪异的走姿,受尽嘲笑。严重的甚至会失去呼吸功能,窒息而亡。


没多久,这种怪病就在上海、青岛、济宁、南宁等地席卷开来。仅两年的时间,怪病就迅速在全国蔓延。

一时间,民众陷入恐慌,人人谈之色变。

在当时发病最凶的南宁,七八月的大暑天里,家家户户紧闭门窗,任凭孩子怎么央求,家长们都不准孩子踏出家门半步。

很快,经医生们确定,这一怪病正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

它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急性疾病,夏秋两季是高发季,可以在一夜之间使患者手脚不能动弹,严重的后遗症还会导致终身残疾,甚至危及生命。

此后,中国各大城市纷纷出现了一批“背包族”——父母用布把残疾孩子裹起来背在身上,然后带上干粮,从一个医院走到另一个医院,尽管不断地看见医生摇头,却一直不肯放弃治疗。

得知顾方舟是研究这一疾病的专家后,不少心急如焚的父母甚至抱着孩子跑到了他的实验室求救:

“顾大夫,你是医生,你不能什么都不做,我不想看着我的孩子死掉。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得参加国家建设呢。”

看着跪在地上泣不成声的母亲,顾方舟心如刀绞。

身为医生,治病救人本是自己的天职,可彼时的他却只能攥紧拳头,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这个病现在还治不了。”

当时的很多孩子,顾方舟只见了一面,却一辈子都未能忘记。几十年后,再聊起当年那些患病孩子时,他还是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薄弱的医疗条件下,医生们对这种病毒也是知之甚少,即便是顾方舟也无能为力。

眼看着每年数以万计的孩子染病致残,顾方舟心急如焚,再不控制下来,怕是半个中国都要变成瘸子了……

1957年,顾方舟带领团队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12个城市中分离出患者粪便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确定了国内流行的病毒类型。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髓灰质炎的第一战。

大量的临床实践研究后,他发现,这一病症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只能通过提前注射疫苗的方式进行预防。

可疫苗从哪来呢?最快的办法就是借鉴其他国家的研制经验。

于是,1959年,33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带着千万家庭的希望,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

以子试“毒”,一场悲壮的豪赌

顾方舟在莫斯科考察期间,一场关于两种脊灰疫苗的争论正在学术会议上上演。

作为世界难题,当时的疫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正在大规模推广的“死疫苗”,安全性已得到验证,但需要注射4针,每针15美元,还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接种操作。

另一种是苏联研制的“活疫苗”,只需要口服,使用方便,成本也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安全性尚未通过实验,还没有国家实际使用过。

一道重大选择题摆在了顾方舟的眼前。

若决定使用“死疫苗”,虽然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但现在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如此高昂的价格,让全国所有的孩子都接种,根本不现实。

活疫苗,看似危险,却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顾方舟坚持走“活疫苗”的路线得到了国家的支持,随后苏联专家向顾方舟转赠了一些美苏研制的疫苗原液,顾方舟如获至宝,立即返程回国进行实验。

虽然顾方舟获得了一些疫苗原液,但美苏两国对其实验的重要数据却是严加保密。为此,顾方舟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了液态活疫苗,并通过了动物实验。

不过,仅仅通过动物实验还不够,疫苗的大规模使用必须得通过人体实验。然而,这第一个人体试验由谁来做呢?

“我来!”

关键时刻,顾方舟挺身而出。

同事们纷纷劝他,没人知道新疫苗有什么风险,弄不好非死即残啊。

可顾方舟却更加坚定了,他知道,疫苗所需的临床数据没有人比他了解,他更清楚,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

多耽搁一天,就会有上百个孩子被感染,多耽搁一年,就会有成千上万个孩子终身残疾。孩子们等不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等不了,中国等不了。如果一条命能救一代人,也算值了。

就这样,顾方舟毫不犹豫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

一周过去了,顾方舟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但本该感到高兴的他,此时却皱起了眉头,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

脊髓灰质炎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才能说明问题,但找谁的孩子呢?谁又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拿来做试验呢?

顾方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给当时还不满1岁的儿子顾烈东喂下了疫苗。

这是一场悲壮的豪赌。

一旦疫苗出现问题,孩子可能就会终身残疾,甚至再也没机会看到明天的太阳。

“我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喝,却让别人家的孩子喝,没有这个道理。” 妻子李以莞得知儿子服用疫苗后,顾方舟这样对她说道。

给儿子喝下实验疫苗后的那些天,是顾方舟在攻坚克难的青春岁月里,陪孩子最多的一段时间。

他每天寸步不离地观察儿子的情况,抱着他一遍又一遍祈祷,这是自己的希望,也是千千万万父母的希望。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研究所的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下了疫苗。

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过去了,孩子们的生命体征正常,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看着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顾方舟喜极而泣,他和同事们相拥在一起,欢呼道:

“安然无恙,安然无恙,我们的疫苗成了!”

顾方舟与儿子顾烈东

改良疫苗,‍
一颗糖丸救了三代中国人

在顾方舟用儿子测试了疫苗的安全性后,接下来的重点是要获知疫苗降低脊髓灰质炎流行的能力,这必须要在上百万儿童中进行观察。

因为疫苗的重要成分要从猕猴的肾脏中提取,要生产百万份的疫苗试剂,必须得找到一个适合大规模饲养猕猴的地方,顾方舟把地点锁定在了昆明的一片山林中。

1960年,34岁的顾方舟再次背井离乡,和一群同事们来到这片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建设医学生物研究所。

在顾方舟的记忆里,那段经历“是最困难的”。

修路、拉电线、场地规划、实验大楼、生产大楼的设计,都要自己来。大家不分身份、工种,不分男女,都参与搬砖、推路,搞土建……“什么活都得干”。

最难的是饥饿。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吃的,我们也没吃的。建所的时候,就是饿。饿着肚子干的。但大家都憋着一股气,要把事情干成!”

顾方舟和同事们在山洞中垦荒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后来救了全中国的实验室,竟然是一群科学家一锹一锹挖出来的。

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

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缅甸的途中路过昆明,还特地来到他们的研究所参观。

顾方舟对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周总理听了,直起了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

“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受试者均为7岁以下的儿童。

近一年的密切监测表明,各市脊灰发病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与1959年相比降低1-12倍,北京、天津、青岛的脊灰流行高峰基本消失了。

这也意味着国产疫苗是安全有效地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生物制品,它可以在全国全面推广了。

不得不说的是,为了研制疫苗,顾方舟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是奉献了三代人。

他的几个孩子都在山里长大,没读多少书,母亲也在山上去世。这些,都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但他并没有太多的抱怨,看着孩子们那一张张开心的脸庞,他总是笑着说值得,值得。

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却没有大意。

他敏锐地意识到,疫苗需要冷藏保存才能保持活性,这给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

此外,液体疫苗服用时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子还不愿意吃。

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同事们后,大家都眼前一亮。

说干就干,经过了一年多研究,他们运用中医制丸剂的方法,创造性地改良配方,将疫苗滚入糖丸,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科学检验。

这种糖丸疫苗一人一颗,好吃又不浪费,室温可以保存5天,冰箱可以保存两个月,偏远地区还可以放在保温瓶里,延长保存时间,从而确保了脊灰疫苗可以投放到全国各地任何角落。


1962年开始,糖丸疫苗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

截止1993年,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直接从最初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了十万分之0.046,顾方舟和他的糖丸拯救了亿万儿童,让三代中国人免于残疾。

他也因此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在了解他的故事后,很多人动容地说:

“那是一生中吃过最甜的糖丸,没有之一。”

顾方舟给孩子们喂糖丸

他向世人展示了,
什么是值得的一生

90年代后,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

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我国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成功消灭了脊髓灰质炎,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证实报告上郑重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天,顾方舟激动得一夜未眠。

“(签完字)回来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说(脊髓灰质炎)在咱们的中国算是没有了,脊髓灰质炎消灭了,我说咱们这几十年没白辛苦。

如果周总理健在的话,我一定想办法跟他汇报,我说我实现了我对您的承诺。”


晚年时,顾方舟和当年研究所的同事们在昆明相聚。

这些当年一起挖山洞、抓猴子的年轻人,都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

宴会上,他领着大家朗诵,以前他们在山上常念的那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念完他问大家:

“同志们,咱们为消灭小儿麻痹奉献一生,值不值?”

一群老人开心得像孩子一样,举手大声欢呼道:

“值啊!值啊!”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顾方舟荣获了“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然而他却没能亲自领取这份荣誉。

2019年1月2日,顾老走了。临走前,已经睁不开眼的他,紧紧抓住后辈的手,留下了那最后的遗言:

“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告别仪式上,妻子李以莞写给他的挽联是:

“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

这正是顾方舟一生的写照。

回看顾老的一生,有漫长的学习,有枯燥的研究,有对理想的赤忱,还有对众生的悲悯。

以庸常对抗瞬变,以渺小铸造伟大。

他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是值得的一生。

正如《感动中国》组委会给顾方舟的颁奖词所言:

“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医者大仁。

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功业凝成糖丸一粒,是治病灵丹,更是拳拳赤子心。

你就是一座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渡过病毒的劫难。”

一代巨匠逝去,科学精神永存。

“糖丸爷爷”,谢谢您。

参考资料:

[1]. 病毒学家顾方舟:一生只为一件事,中国科学报


排版 | 正风

审校 | 奇遇    轮值主编 | 徐悦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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