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成大事的人，都相信这2个字
口 述：吴军 国家文津图书奖得主、硅谷投资人、计算机科学家
采 编：张启玉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ChatGPT，
会成为这类内容的杀手
问：最近ChatGPT火了，您作为著名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也是谷歌中日韩算法的主要设计者，对于ChatGPT掀起的热潮持怎样的看法？
吴军：先说为什么它这么火，这跟AlphaGo下围棋赢了世界冠军其实是一回事，人工智能应用做了一件人们以为做不到的事，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实际上五六年前，计算机就能写像《华尔街日报》的那种文章了，只不过是在专业人士的圈子里，没有向大众放开。包括ChatGPT最近这个版本也是两三年前的，找了一个应用模式对外开放。
ChatGPT写出来的文章和回答的脚本我看了，主要还是基于一个语言模型，而这个语言模型就是以前我做研究的时候关注的东西，所以它里面是怎么做的我大概都知道。
简单来说，就是大量统计文本，文本统计以后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重新产生文本，而这个语言模型基本上就是一个概率的统计模型。
10年前我在谷歌的时候领导了一个项目叫“谷歌问答”，当时我们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但也能回答很多问题了。
比如说当你问为什么天是蓝色的，我们就可以根据提问者是孩子或者专业人士来改变答案的表达，便于提问者理解。这个功能2015年上线，到现在也有8个年头了。
当然就跟ChatGPT一样，这个功能起作用有一个前提条件——答案是互联网上能找到的。
我看周围一些人在讨论发给ChatGPT的测试问题，只要稍微复杂一点，它回答出来的话都是模棱两可的，基本没有营养。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提问“什么样的口罩防病毒效果最好”，在人类没有研究出这个结果之前，这类应用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可如果全世界有100个科学家研究了哪种口罩防护力最好，发表了几百篇论文，那GPT-3（比ChatGPT更通用的语言模型，可用于广泛的语言相关任务，ChatGPT专门为会话任务设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看上去跟专家是一样的。
所以总结而言，它不会原创，但会成为“没营养内容”的杀手。因为我们现在网络上存在很多东抄一个、西抄一个、错误百出的内容，未来这种没营养的东西，人可能还没有机器做得好。
问：记得您在《富足》中提到过两种人工智能，并且用“下围棋”和“买咖啡”来指代，ChatGPT更偏向哪一种？
吴军：我先讲一下“下围棋”跟“买咖啡”的人工智能有什么区别。
6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想象着通过人为设定的规则让计算机变得聪明起来。
但是在按照那个方向努力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世界的问题太复杂了，人类有限的理性是不够用的，即便是日常生活中很多简单的问题也不能单靠理性来解决。
比如，你如果问人工智能专家和大众这样一个问题：让机器人下棋战胜人类世界冠军，和让机器人下楼给你买一杯咖啡，哪件事更难实现？
退回到2016年AlphaGo（阿尔法围棋）战胜李世石之前，除了人工智能专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买咖啡更容易，因为这件事小学生都能做得到。
但事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也办不到这件事。人之所以觉得买咖啡简单，是因为人具有基本的经验和常识，但计算机不但没有常识，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让它通过经验的积累获得常识。
我们仔细算一下，1972年人类发明了语言模型，到现在已经超过50年了。一开始数据规模比较小，参数只有几万，而ChatGPT用的语言模型，两年前公布的参数已经达到1000亿了，技术的渐进走到了今天的爆发。
但从本质上看，ChatGPT实际上还是“下围棋”这个路径的人工智能，用数据的积累做到以量取胜，跟人类的智能有本质区别。
“杀鸡一定要用牛刀”
问：我们知道您还有一个身份是硅谷投资人，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原则是什么？
吴军：我的原则很明确，其实也是风险投资领域的一条金科玉律——投资就是投人。首先要看重人。
在成为投资人之前，我曾经在谷歌和腾讯任职多年，也招聘过不少高薪员工，我总结他们成功的奥秘，其实就是一句话“杀鸡一定要用牛刀”。
因为世界上人和人的差别常常是数量级的。一流的人可以把二流的项目做成一流；反之，二流的人会把一流的项目做成二流或三流。10个90分的人往往都抵不上1个100分的人。
比如说，要提高20%的效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找人的时候，两个人有一个人找得不合适，效率一下子就降低50%，有时候还有副作用。
问：那么在投人的过程中，您最看重的创始人特质是什么？
吴军：诚实，这是最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诚实好像谁都有，其实不是的。
诚实意味着一个人自己承诺的事都去满足，很尽力尽心并且有责任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在风险投资中，当你把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更多的钱，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让他创业，这个人首先必须让你信得过。
创业者如果想骗投资人的钱，通常投资人是毫无办法的。我见过不少创业者，一旦办公司办得不顺，就把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拿出去再办一个公司，去融新的资金。同时他们会对原来的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这样投资人的钱就不用还了。
所以我们通常要去调查背景，在硅谷各个族裔的人都有，要到他这个族裔的圈子里去了解一个人，因为他们只有在族裔的圈子里，表现才是最真实的。
我有一个“诀窍”，比如我曾经投资过一个印度人的公司，我要求他同时要有自己族裔的朋友投资他。因为他骗了我们可能影响有限，但他要连同族人一起骗了，就会在自己圈子里形成很坏的印象。这当中的成本会让他好好掂量。
同样，如果他同族裔都没人愿意投资他，这也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再有一个，能拿到我们第一次融资的企业，要么是有比较长时间的往来，要么就是通过朋友介绍，然后再拿第二次融资就不难了，这其中信任起到很大作用。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信任其实是一条“捷径”，需要好好经营和维持。
问：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对于成功创业者的经验，听听就好不要太当真”，这是为什么？
吴军：因为成功创业者最大的价值是他们行动的能力，而不是一开始就对各种复杂问题有了明确答案，然后按照答案去行动。他们的经验大部分是事后对当时的行动给予的一个合理解释罢了。
所以我们在向创业者投资时，对他们津津乐道的商业计划其实没那么感兴趣，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除了对方的诚信、勤奋等基本品质，主要是看这个人的执行力以及做事情的决心。
创业者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以前没有答案的问题，否则就不需要创业了，而他们的商业计划书给出的答案，是无法反映他们当时对一些问题的见解的。
从本质上来讲，投资的回报，不是对考试分数的回报，而是对行动力的回报。
问：既然成功的经验可能是事后给予的合理解释，那我们反过来看，据您观察，创业者很可能会踩的坑是什么？
吴军：有一个认识上的点需要引起注意，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
彼得·蒂尔的《从0到1》这本书在创业圈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在这本书中，有一件事作者却没有写清楚，或者说强调得不够，那就是从0到1是一个完整的全过程，不是脑子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什么好点子就算完事了。
彼得·蒂尔在书中给出了几个从0到1的例子——盖茨创办微软，乔布斯创办苹果，佩奇和布林创办谷歌。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在这3个例子中，从0到1的过程恰恰不是微软、苹果和谷歌完成的：
操作系统不是盖茨原创的发明，微软的拳头产品DOS和Windows最初要么是买来的，要么是和别人学的；
乔布斯在发明苹果个人计算机、iPod（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手机和平板电脑之前，其他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
至于网页搜索，在佩奇和布林创办谷歌之前，已经有好几家类似的公司了。不过，如果把从0到1的定义，由从无到有改成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最后到商业成功的全过程，蒂尔的这几个例子就说得通了。
其中被人们忽视的重要部分，叫工程。
那么什么是工程，或者说工程和技术有什么差别？
技术强调的是满足人类的某种需求，以开发新的或者改进现有的方法和流程；工程则是种系统的、能够迭代进步的，设计、加工和制作以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技术强调新颖性，而工程则强调可重复性，能大量复制，能产生可预期的效果。
举个例子，你设计了一个新式的桥梁结构，它用到了固体力学的原理，这算是技术；你用现有的材料，把那座桥搭起来满足交通的需要，而且在同样的环境中还能用同样的成本搭起同样的桥，这叫工程。
近几年，有很多投资新能源汽车的基金赔了很多钱，原因很简单，那些投资人只知道看技术，不知道考虑工程的因素。
一家初创的新能源汽车公司，从特斯拉挖几个人过来， 打造出一辆能跑的样车不是件难事， 这只说明这家公司有了技术。
但是这家公司能够一个月生产出10000辆车，而且能保证每辆车品质都相同，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能实现，才说明该公司能够在工程上做汽车了。到此为止，从0到1才完成。
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如果做软件、做互联网服务，不就没有工程问题了吗？因为一旦软件开发出来，复制多少份几乎都是零成本的。
软件产业当然有这个特点，我们不能用传统制造业的标准来要求，但是软件产业也存在大量工程问题。
比如，你开发了一款手机上的健身App，它的复制当然不涉及制造成本，但是软件本身的稳定性、对手机内存和处理器资源的占用等都决定着用户是否会长期使用，这些都是工程问题。
世界上从来不缺迈出第一步的人，但是通常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有下文了。
很多人以为自己完成了从0到1，至少也是从0走到了0.1，但其实任何不完整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完成了1，你之前所做的工作才能体现出价值。
相信规律，
你离好命就不远了
问：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巨大成功往往有不可复制的运气因素，但您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所谓命，就是一个人看问题和做事情的方法，如此而已”。
吴军：人总有好运，总有坏运，并且人不可能一辈子只有好运，没有坏的。
比如我经常打高尔夫球，虽然有时候一个球打得特别好，有时候一个球打得不太好，可除非你水平很烂，要不然你也不可能永远打坏球，时不时还是会有惊喜。
为什么我说看待问题的方式很重要，因为对待同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下，采用了什么策略，实际上就是你的命。
比如同样看待经济衰退，有的人非要说“机会来了”，用开玩笑的话说，属于“坟头上跳舞”，明明生意都快没了，该转型了，还在这儿说机会来了。
最后拼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归结于一个原因叫——命不好，可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运气问题，因为这个结果是你自己找的。
还有一个，人还是得有点信仰，就拿功利和宗教来举例子。
功利和宗教是两回事，功利是做生意，你跟上帝、跟佛在做生意。
我们看好多人爱跟佛许愿，什么叫许愿？我跟你做个生意，你答应帮我办成一件事，我就给你香火钱，这根本就不是宗教，因为你其实根本就不信。如果你许的愿没灵验，几个人会去还愿？
但我讲宗教这个事，不是要劝人信教，而是说人有所信仰之后会有敬畏，相信这个世界在背后有它运行的规律。
现在有很多人，明明也知道规律的存在，但是他们就是不尊重规律，老想着自己比规律还牛，试图左右甚至改变规律。
我劝大家永远不要有这种想法，当人没有这种妄念的时候，你就离好命不远了。
与此同时，很多不尊重规律的人有一个共同点——相信权力。
最常见的就是在市场上，市场有市场的规律，可永远有人觉得我能违背这个市场规律做事，最后的结果往往不圆满。
这个时刻的到来，
很多人并没有准备好
问：继《见识》《态度》《格局》3本书之后，您将这个系列的收官之作命名为《富足》，您对“富足”如何理解？
吴军：人一辈子，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富足。
比如我们一开始聊到了ChatGPT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假如计算机能够帮人做几乎所有日常的事，比如种粮食、生产东西这些它都搞定了，你有了闲暇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很多人肯定没想过。
但我们搞了这么多技术，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时刻的到来，如果这个时刻真正到来了，很多人也是没准备的。
那什么叫做精神上的富足？就讲讲古希腊。
我们今天的科学也好，民主政治也好，甚至很多艺术，它们的起源都是古希腊，这一点得承认。
其他文明有很多科学成就，但是都没有诞生出体系化的科学，什么叫体系化？比如《几何原本》，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就是这一本书把整个知识体系构建起来了。
那为什么古希腊人能构建体系化的科学？我们看古希腊人在温饱不愁、有了闲暇以后做的是什么事。
那时候能有闲暇的人通常是奴隶帮他们干了日常的这些事，接下来他们的时间就用在了辩论和思考问题上。
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他每天早上吃完饭，跟老婆打个招呼就到广场辩论去了，接下来几天你就见不着他，到晚上吃饭才回来，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状态。
又比如我们知道希腊有个芝诺悖论，他就希望搞清楚这个世界上的道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富足，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获得精神上的富足是最重要的，是人生终极的目的。
同样是有闲暇，罗马人就拿去追求物质享受了，所以罗马人的科学技术很好，但是科学成就不如几百年前的希腊人，而且罗马艺术的创造力也是在不断仿制希腊的艺术作品，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对物质的追求比较多，对精神上的追求比较少。
问：这是您写《富足》这本书的发心？
吴军：这是主要的一个初衷。当然，我写的时候，ChatGPT还没有出来。
问：您刚才提到了苏格拉底，他有一句话叫“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您是怎么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审视的？
吴军：主要是我意识到人生还是挺短暂的，人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那些大家觉得无聊的西方哲学、中国的经、史、子、集相关的书，22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差不多都读完了。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思考意义相关的东西，只是以前思考的同时还得为生计发愁得多一点，后来为生计发愁就少一点了。
问：对您来说这个意义是什么？
吴军：我写了一本书叫《文明之光》，其实就是觉得人总得对这个世界文明有所贡献。
最后有一天，别人问你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什么，你就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有了你这个人和没有你这个人，到底差别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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