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天早上醒来，惊闻飞机失事的不幸消息。中学同学老肖在群里说：朋友儿子的女友，因核酸没做，被小伙子劝说晚点回广东。成为买这个航班机票的唯一幸存者。
生死命运，冥冥之中早有定数？还是命若飘萍，只因一小股看不见的蝴蝶扇起的微风就会改变？
多年前，一位朋友突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说自己的儿子在学校惹了祸。匆忙赶去，才知道平素乖巧的孩子居然打伤了同学，处理好后，耽搁了早就定好的一家人返乡看外婆的航班。
如你所猜，那班飞机不幸遇难。
命运无常。难以想象遇难者的亲属们的悲痛欲绝，又不禁感慨：亲友们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二
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设计过一个实验：
A和B分别乘出租车去机场，他们都要赶6点的航班。但因为堵车，都是6：30才赶到。
A的航班早已按时起飞，但B的航班却延误到6：25才起飞，B先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航班离港。
（请忽略办理登机牌和飞机起飞的关系。）
请问，他们两个人，谁更生气？
大多数人认为，B更生气，因为他只差一点点就能赶上飞机了。
但是，明明是两人都误了飞机，根本没啥差别啊？
丹尼尔·卡尼曼由此提出了一个概念：
反事实思维。
事实上，让B更恼怒的并不是晚到机场这个事实，而是反事实：
- B差一点儿就飞成了，而且失去了飞机延误给予的弥补机会，所以很恼怒；
- A差得比较多，并且也没有飞机延误给予的机会，所以没那么恼怒。
人用“反事实”而非“事实”来决定心情，似乎是奇怪的事情。例如，研究者发现，奥运会上得了银牌的运动员，比得了铜牌的运动员更难过。因为：- 得了铜牌的“反事实”是“差一点儿什么奖都得不到”。
前者是“上行反事实思维”，后者是““下行反事实思维””。
反事实思维，是一种人的高级思维，深深影响我们的判断、决定和情感，对人类做决策至关重要。面向未来的反事实，通常是：如果......会怎么样？这类积极思维帮助我们进行因果推理，进而改变未来。
面向过去的反事实，通常是：要是......就好了。这类消极思维，经常让我们陷入懊恼，而忽略了朝前看的乐观和机遇。很多时候，“只差一点儿”的反事实，也许只是个幻觉。例如彩票亿元头奖的中奖号码是314159，你的号码是314158。貌似仅差了一个数字，但其实这个“差一点儿”的号码，和其它所有没有中奖的号码一样，并没有特别之处，在数学意义上是平等的。可我们的大脑和情感并非数学机器。“差一点儿”的反事实，是现实世界和文艺作品的喜怒哀乐之源。
2010年，任正非在国外出差，他突然想给母亲打个电话，又怕母亲担心，就想着回去再打。结果接到电话，母亲出门买菜，被车撞至重伤，不久便辞世了。任正非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从此以后，他都要在一个无法自拔的假设中煎熬着：“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也许每个遭遇了如此飞来横祸的家庭，都有类似的“反事实假设”。就像《蝙蝠侠》里少年韦恩的噩梦：假如他不因蝙蝠恐惧症走出戏院，父母就不会被抢劫犯枪杀。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不是也算凶手之一？
又比如说，某人要赶联程的国际航班，结果仅仅晚了不到一分钟，所有的航程都不得不取消掉重新购买。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此前的每一分钟，都可能要成为这“迟到”的一分钟的原因？如果早起一分钟，机场高速上快一分钟，在机场里多跑几步，就不会迟到了？又或因此避开了更坏宿命？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真正的凶手吗？还是说此前的每一根稻草都要为此负责？“世界上有那么多城市，城市里有那么多酒馆，你却偏偏走进了我这一家。”假若不如此偶然，故事又将如何展开？一切又将怎样逝去？倘若如上所述，一个微不足道的“反事实”，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你现在能否尝试一下，做点儿什么面向未来的“反事实”，来干预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你可以做些什么呢？给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发个消息，开始学一样你想望已久的乐器，终止某个恶习，养一盆能活很久的榕树......
一切仿佛是朝波涛汹涌的江水里扔下一粒石子而已，你被时代的浪潮裹挟，“此刻试图改变些什么的你”被“组成命运的无数个你”裹挟，滚滚东逝，纹丝不动。
即使你真做出了某样惊人的“反事实”，即使朋友们为此愕然之极，你对命运的改变也仍然是命运的一部分，反事实成为事实。你成功或失败，如意或不如意，别人都会感慨：你看，这个家伙果然命该如此。要是他晚出门一分钟，要是她和邻居少聊几句，会不会避开那场发生在一秒内的致命车祸？
对个体而言，发生车祸是随机事件，但一个城市每年车祸数量则呈现相对稳定的结果。2017年美国车祸死亡人数是37133人，2016年这个数字是37461。为什么这两个数字如此接近，难道死神也有KPI？
大数定律冷酷地依照系统，像扔骰子一样，得出一个稳定的数字。这个数字，并不因为遇难者家属“如果......就好了”的伤感而改变。
一片森林出现火灾的次数，一个国家新生婴儿数量，一个地区晴朗的天数等等，这些重复出现的事件出现的次数，都会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内波动。假如不介意情感上的宿命论，那些概率数字里的逝者，是替另外一个概率数字里的生者而死，尽管彼此素不相识。我们感慨万千的偶然性，在费曼看来，只是随机性作用下的巧合。你看见一个“12345678”的车牌号，并不比“15923769”的号码更“巧”。假如有一天你在街头随机看见了两辆车，一个号码12345678，另一个是87654321，一定会惊讶于这种极低概率如何得以发生。你的惊讶是因为这两个数字非常“有序”，但极可能有另外两个你认为并不巧合的车牌号码，其实有着别的稍微隐蔽的“有序”，而且也更为“巧合”。“巧合”的背后，是“目的”之假设。就好像是有人刻意将两组“有序”的数字摆在了一起。然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也许一切变化本质上只是自发衰减的结果。人类擅长于去发现模式。人类对于因果的痴迷，以及个体强烈的目的性，包括不自知地被“自私的基因”作为繁衍载体的目的，以及自我觉察之分布于“马斯洛需求的不同层次”间的目的。进而，我们将“目的论”扩展到无尽的宇宙，试图去找寻万物的设计者，去发现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然而，这叩问毫无回应，万物静默如谜， 只因那瑰丽的宇宙存在，并不需要目的，也不依赖于解释。
仰望星空时的虚无，俯瞰生存时的逼仄，每每令人疑惑。我们总是选择之后，才找理由；行动之后，才去解释；做了之后，才自圆其说。很可悲，我们几乎没有主动地“存在”过。《非理性的人》开篇，引用了基尔凯戈尔曾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对自己的生命心不在焉的人，直到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已经死了，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
加缪所说的那个唯一的“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或许也算得上一个“反事实”的思想实验：假如我们明早醒来发觉自己死了，我们将如何触及自己的存在之根？飞机遇难的新闻，带给我们的触动，是他人的不幸与人们的同理心交织作用下的“反事实”沉思。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性别，无论贵贱，我们的生活的反事实，不是“她比我更有钱”，也不是“他在茂宜岛有一栋海边度假别墅而我没有”，所有活在世上的人们的“反事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每当人们用掺杂着不可救药的目的论去思考自身在宇宙的存在时，就会惊讶于生命何以在地球上诞生，这个宇宙间的过程只要稍微出一点儿差漏，就会前功尽弃。哪怕只是月球对地球自转轴倾斜角度的“守护”略有变化，所有生命的存在也都毫无希望。对每一个生命而言，那一路的彩虹都为其升起，太阳为其燃烧，引力为其当牛做马，原子为其搭遍了积木。然而，所谓“人生除了生死全都是儿戏”的感慨，往往比新闻的时效还不耐久。欲望，恐惧，贪婪将人类驱赶到一片极其狭小的沙漠深处。无所不能的科技要么试图将我们引入存在的幻境，要么打算仓皇离开这个早晚要被人类自己毁掉的星球。电影《永恒族》借长生不老的外星人追问：假如永远不死，假如每次重生都以抹去记忆为代价，那么还有自由意志吗？我们还“存在”吗？刹那是时间性与永恒性的一致，它使实际的一刹那深入到永恒的现实中。在当今这个失焦的时代，曾经自觉无所不能的世界突然遭遇了一连串的百年不遇。也许我们该放弃预测，不再奢望回到从前，从宏大叙事的狂欢，转向关注微不足道的个体命运，去感受那些被忽略已久的存在，并见证其在整个宇宙间之作为不可思议的反事实。生活的意义只发生在这样一种个人与个人的区间里，在这个区间里，他们处于一个人总可以对作为他人的“你”说“我”的这样一种交往情势中，这样一种思想是值得毕生发掘的。
你我隐约觉察的时间之河的转折，也许是真实的，也许只是历史原本如此。假如我们依然相信探索永恒是值得的，假如宇宙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比例已经构建了某个相对永恒的场景，哪怕时间也许只是虚幻的，那么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如下主张，也许仍可聆听：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尽最大努力，虽然我不知道我能得到什么，但我必须积极行动，有了充实的今天，才会有明天，只要我们今天做了我们力所能及之事，我们就可能拥有明天。
作为一名精神病医师和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人之生存不可能不分裂，例如理智与情感的分裂，灵魂与肉体的分裂，责任和意欲的分裂。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类似于剪刀的结构，又或是如弓一样在张拉之间形成了生命存在的张力。卡尔·雅斯贝尔斯相信人能克服并超越自身的分裂，其目的不在于成功，而在于追求，并由此显现对自身的认识。他说：“具有这一积极、能动的理性的人才能超越自我，超越意味着未来，意味着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