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柴
从《新京报》社离职后的第56天，记者付松写了《我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很长。
付松原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调查记者，2月27日入职新京报深度部核心报道组，两个月见习期满，被劝退。有争议，但我不觉得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违法之处，试用期内辞退，在《劳动法》里实属正常。
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细节：“第一个月工资494.31元、稿费2027.76元；第二个月工资708.60元、稿费10786.56元。”
付松已有10年工作经验。708.6元的工资，意味着社保和公积金的低标准，也意味着，一旦记者发稿量小，工资就很少。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往事。我曾经在一家很大的都市报工作数年，收入在本地属于中等，但底薪一直是400元。事实上，几乎整个报社，都是底薪400元。但这是15年前的事情了，难道今天还是这样？这在北京不应该啊。
一些媒体朋友批评付松说：自己能力不过关，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关于业务能力，付松在新京报的直属领导更为了解，而且作为业务负责人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也理所当然。但是，付松的业务能力是关键吗？不是。关键问题是：几百块的工资，为什么要匹配很高的能力？
忍不住再说一次这个新京报之外的案例：2015年，天津爆炸事故时，我曾经在呦呦鹿鸣发布一张核心现场的图片。这位53岁的老记者，是距离现场最近的人，给报社提供了好几个整版的新闻图片。当时，爆炸还在不断发生，空气中成分不明，而记者却是短袖、七分裤和极为勉强的口罩，与随后赶到的核生化部队形成鲜明对比：
他是以最快速度从外地匆忙赶到的，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这位记者6年跑过8个地震现场，其他参与的灾难性突发报道难以计数，长期暴露在危险面前。在一次爆炸现场采访中，他曾经二甲苯中毒，造成“呼吸道灼伤”。就是这样一个记者，多次因为稿分不够，拿两千来块工资。
当时53岁，2019年已是57岁，但他还是那样热情满怀。前一阵，江苏某地化工园发生大BAO炸，当天下午，他就赶到了现场。这次我又问他，他说，带的是3M口罩、无人机和几个相机。我说，3M口罩不够呢。他说：“到了现场，听说是二甲苯爆炸，我就待的时间不长。经历得多了，靠经验防护。”（另外有一家媒体的年轻记者，也在BAO炸当晚赶到现场，“一只手拿着用蘸了水的袜子罩住口鼻”。 ）
我身边认识的记者中，至少有三位记者在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作中受伤，远比我认识的警察群体受伤概率要高。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炮灰记者》（这篇文章列出了一个“随时出发”背包建议清单），提了两个问题：如果真相一定需要记者用自己的生命健康来换取，这样的真相是正当的吗？因为灾难，而加大灾难，合适吗？
这位老记者所在的深度报道部门，之前有17个记者，如今只剩他一个老记者，其他都离开了。作为甄别信息的第一个关口，记者本来很需要经验，越老越值钱，如今成了青春饭。令人心酸。
低底薪、高稿费、总量控制，这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这批都市报普遍的做法。这意味着极低的用人成本，以及，极小的管理成本：没有发稿量，也就基本不需要发什么工资。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计件制。和一些来料加工的工厂是一样的。甚至和乡镇企业，也是一样的。这种制度有没有问题呢？没有。这是“人口红利”的一种。没有这个制度，中国发展不会这么快。包括中国从零起步快速迈步的都市报。
但是，这个制度如果长期用在媒体界，特别是调查记者群体，就有问题。调查记者的选题，基本都是从公共利益出发，它的文章并非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而是一个手艺活，需要很强主动性、个性，需要走心，需要坚持，需要冒着风险去采访写作，有的时候，还需要直面死亡——这是背景。正是因为付出和所得并不成比例，很多媒体便自然不自然地以理想主义感召员工，高喊“光荣与梦想”，结果，有一天，一些记者环顾四周，忽然发现，自己生活都成问题了，然后他会问：“我还能继续吗？”调查记者有一个大问题——产量比较少，与此同时，很多稿件不能发表，原因还不是报社编辑记者本身所能控制，一旦不发，计件制下记者会很困难？
这就是问题。他大概会有些困惑，理想主义的旗帜，在风中高高飘扬；几百块工资的现实，将人摁在地上摩擦。
在大多数国家，记者行业都不是高收入群体，包括美国。但是，这恰恰意味着，媒体管理，是一门很高超而且很有创造空间的学问，不能那么直来直去地锤，几十年过去，还是计件思维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于是，一些媒体开始改变制度。
在媒体界，新京报是口碑很好的媒体机构，稿件质量属上乘，稿费在业界也较高。而且，据我之前所了解，新京报有1-10级的评级制度，记者根据级别，获得相应底薪，照理说很难出现几百块工资的工资单。如今出现付松这个情况，至少说明，在试用期，人事制度还存在过去的痕迹。
记得当年，我所在的报社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建立了首席记者、功勋记者制度，首席记者新增职级工资补贴，一线的“功勋记者”可以享受和社领导一样的福利待遇。不过，“功勋记者”制度后来似乎并未得到有效推行，大概是因为报社是国有媒体，人事变动下难以接受这种带江湖气的分配逻辑。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产权上切入。（严格说，大多数问题，本质是产权问题。）国有媒体尚可以理解，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理所当然，为国家奉献，义无反顾，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一些商业媒体机构本来在制度上有这样的条件，往前走上一步，在产权上进行安排（类似于，在篮球界的NBA，一些出色的经理人、主教练，获得聘用合同时，往往会谈股权条款），但是，很少有看到“传统”的商业媒体机构往这方面努力。他们仍然是长期给记者发放低标准的工资，几乎不进行职业保护，让记者处于“新闻民工”的生存状态，与此同时，又喊着“无限逼近现场”，用重大现场的记者采访来为自己加分，给机构增添光环，提高资产价值和品牌价值。
这些年来，媒体行业的进步，80%靠燃烧新闻理想来推进。理想，就是一根根木柴，有理想的人被劈了开来，一根根地烧了，烧完了，也就没有了。但是，这些人，不应该成为时代的炮灰。这么多年过去了，媒体这么重要的行业，也不应继续停留在当初计件制的初级阶段。
付松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是这样的：“我选择去新京报，不是奔着钱（实际上记者这个职业本身也挣不到钱），而是想换一个平台，沉下心来做一些有意义的选题，写出能让人记得住的新闻作品。但这趟北漂的列车，实在太过于短暂，甚至可以说刚开始就结束了。我一直坚持和追求了10多年的新闻理想，因这一纸离职证明，像一盆刺骨冰水浇下，从头凉到脚。”
我想，一些记者之所以无法面对这样的局面，很可能是心中有一个“江湖”。在《甘柴劣火》一文中，我写过这样段落：“相比于其他文化人群体，记者们多了一些‘江湖气息’，概因他们作为国家游走的监督力量，长年行走在危险境地，挖掘事实多于写作描写，没有朋友守望相助，甚至两肋插刀，很难坚持下来。”当一些大媒体机构，在处理这类关系时，是不是可以更加结合现实呢？
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一些记者，纷纷转行到企业，很多从事公关工作。因为企业的工资高很多。这些记者，所接受的训练，所积累的经验，有助于大众靠近真实信息，是国家难以估量的财富，他们本来应该在重大新闻现场，如今却束之高阁。
虽然早已离开媒体，但我愿意再一次为基层记者呼吁，实际就两句话：第一、提升管理，尽快告别一线记者低底薪制度；第二、结束一线记者重大现场缺乏安全防护的现状。希望那些有改变能力的机构尽快付诸行动，并气运长久。
既然，理想之柴终究要烧，
那么，就让它烧得更旺一些吧！
只为苍生说人话
星标呦呦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