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失眠，整晚整晚睡不着，我想要帮你们报仇。妈妈，我知道你死得不安心，爸爸的仇还没报，两个女儿又没有妈妈了，两个女儿还没有长大，可是你已经死了。”2019年8月，张阿琴在父亲坟前哭诉。
1994年7月2日，湖南慈利县洞溪一个水井附近，两把杀猪刀，先后出现。
此后25年里，这个命案现场被演绎得无比复杂。但核心故事只有一个：36岁的张国恒去水井“赶水”灌溉农田，被砍，一刀几乎砍断手臂，一刀刺透肝脏，殒命当场。
在现场的张锡斌说，当天本轮到他和张国恒“赶水”，但张西卓将水改流到自家田，在井边堆上石头，并持杀猪刀震慑。两人挪动石头时，张西卓等人与他们发生争执，张国恒手臂被砍后逃跑，遇上赶来的张西卓儿子张登攀，腹部再被刺两刀。（如果他在二十多年前给受害者做的证词属实，则追杀情节如格斗电影）
当事人张西卓说法不同：当天张国恒不让他挑水，他举起随身携带的杀猪刀以壮声势，儿子张登攀听到争吵，也持杀猪刀赶来。冲突中，张西卓的妻子被推倒，张登攀看到母亲被欺负，砍了张国恒两刀。
16岁的张登攀逃跑。旋即，张西卓被警方带走调查，但他表示杀人的是已经外逃的儿子，不是自己，警方遂将其取保候审。1996年12月，当地公安局给张国恒的哥哥写信说：“望做好亲友及群众工作，与公安机关紧密配合，将外逃主犯张会彪（张登攀）捉拿归案，依法严惩，以平民愤。”
36岁的张国恒1994年身亡后，留下妻女三人：妻子邹茂英、11岁的张阿丽、9岁的张阿琴。
张国恒曾是镇上洞溪中学的民办老师，教体育和英语，后来不做老师，种地兼经营杂货铺。 在当时的洞溪，张国恒家较为富裕，第一批盖了砖房，第一批买了电视、风扇，每到放学，家里就挤了满满一屋学生以便在这里看动画片。因为太多人了，小女儿张阿琴想了一个歪主意：每个来看电视的学生给她一支粉笔，才放进来，被妈妈及时制止。
在姐姐张阿丽的记忆中，父亲床前有一大箱书，都是关于英语和法律方面的。父亲“每天教完学回到家，就自学法律，或给我们吹口琴、笛子、拉二胡，经常和老师们一起打篮球。”
妹妹张阿琴的记忆更加浪漫一些：“每每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总会说几句英语给我听，我老是闹着让爸爸教我。爸爸拗不过我，教了我几句，这时我就会将学得半成不熟的英语添油加醋成我自己的语言，在妈妈姐姐面前炫耀上半句，看着大家都被我逗得开心的样子，我就特得意。”
“爸爸在夕阳斜照的傍晚用扁担一头一个挑着我们俩姐妹，我们开心地抓住箩筐的绳子，摇啊摇啊，摇回家——那是我最美好的回忆。我觉得我特别崇拜爸爸，崇拜他对学习的坚持，崇拜他的果敢和正直。” 生前的张国恒
凶案当日，张国恒遗体被抬回家中，两个女儿看到父亲手臂断了，衣裳尽染，两人蹲在地上，一边一个，哭喊。
当时，张家是单门独户，一到晚上，母女三人都很害怕——后门有一斜坡，她们担心晚上有人从这里爬上来，窜到家里。“一到晚上就特别安静，漆黑成一片，我们的房子窗户不牢固，大门也是好像一推就能推开一样。”
于是，邹茂英准备了一根钉上钉子的扁担，告诉女儿：如果有坏人潜入房间，就用钉子扎。然后，仇恨笼罩了这个家庭。张阿丽说，她常做两个梦：一个梦里，父亲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朝她招手，说没抓住凶手。另一个梦里，她悄悄潜入张西卓家里，挥着刀，复仇。
妈妈继续经营小卖部，顾客买东西时，往往会顺便会说一些他们听到和分析张登攀在哪里的小道消息。邹茂英有点风声就出去找，大多时候选择周六周日，带着小女儿去（大女儿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她一般是把女儿以及一大包包子放在旅馆，然后自己去寻。有一次，她彻夜未归，张阿琴在宾馆里吓得不停哭。第二天，母亲回来了，又抱着她哭，嘴中念着：“没找着，没找着。”邹茂英生前几个月，在小卖部
邹茂英的追凶足迹遍布湖南各地。两年后，1996年3月23日，母亲邹茂英乘客车回村，客车坠下山崖，邹茂英是6名身亡者之一，司机外逃，有关方面把山沟里破损的客车卖掉，给死者赔偿。因为金额太小，家属已记不得是多少。
1995、1996时，各电视台正流行播放电视剧《白眉大侠》，有一次，邹茂英追凶回来，正好看到里面有个报仇的场景，听到主人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位妈妈有感而发，对两个孩子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们要为父亲讨回公道。”“这句话，对我来说，像她的临终遗言一样。”张阿琴说。
妈妈留下的存折（***元）、欠条（5000元）以及杂货铺，都交给了舅舅。怎样为父亲讨回公道呢？两姐妹说：“我们像是一下子长大的，我们发愤读书，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将来做一名律师，为父亲讨回公道。”后来，舅舅说，经济压力太大，只能送一个上大学。于是，考上了慈利三中高中的姐姐张阿丽，外出打工，把考大学机会留给妹妹张阿琴，外出打工。可是，当妹妹张阿琴考上慈利一中，读高一了，舅舅再次表示经济压力大，无法继续供下去，张阿琴说，她来到舅舅的卧室，在床前跪了下来，舅舅和舅妈见状，离开了房间，任她跪在那里，她在那里跪了一夜，舅舅一晚上也没有回来。在亲戚们凑钱读完高一后，张阿琴辍学了。
通过读书讨回公道的路，断了，那就继续妈妈的路吧——自己亲手把凶手寻出来。两姐妹南下东莞，打工。妹妹还没满16岁，姐姐借了别人的身份证给她用，一起进了一个电子厂。那时，流水线上一天干8-12个小时，周末上班，一个月能存下五百多块。她们的目标是：挣路费。
2002年夏天，老家传来消息，张登攀可能在乌鲁木齐一个建筑工地上。姐妹两立即辞职，买了帽子、围巾、口罩等行头，赶往乌鲁木齐。
乘三天三夜的火车，姐妹俩到了乌鲁木齐。第二天一大早，她们起来乔装打扮一番，赶往消息说的那个工地大门。姐妹俩守在大门的一左一右，远远地等候着，“一旦仇人真的出现在面前，认出来跑了怎么办？”她们把帽子尽量压得低低的，口罩拉得高高的，忐忑、紧张。此时，正是工人大清早上班的时候，俩人蹲守了2小时，看了一百多张脸，却不曾看到那个头上有拳头大一个疤疤上没有头发直连接到眼角的人。会不会是没看仔细或漏掉呢？俩人又接着蹲守了好几天，无果。会不会是到别个工地上去了呢？她们又辗转了十多个工地，鞋子走破了，无果。姐妹俩准备先在车站附近安顿下来，“人流量最多的地方遇到可能性更大。”她们找了汽车站外一家旅馆服务员工作，每天作好清洁，就同老板聊天，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如果遇到外地人，就追问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有没有看到一个头顶有疤的人？
后来，姐姐决定扩大范围，到汽车站出口摆地摊，妹妹继续留在旅馆，“摆地摊可以随时观察着行人。早上去火车站去了解湖南至新疆的火车车次，其余时间就去汽车站口摆摊，晚上就同妹妹挤一床，妹妹放假时间就去周边地区火车站、汽车站转悠一天。”就这样过了一年，收效甚微，于是，继续扩大范围，让妹妹辞职，转去发传单，这样可以每天可以到处走动。然后，2005年，老家又有消息说，张登攀可能在东莞大朗一家毛织厂打工。姐妹俩又回到了东莞。她们守在那个毛织厂门外，只发现一个长相酷似的人，但是他并没有标志性的疤痕，所以不是。也就在这一天，她们被“飞车党”抢走了挎包，以及，包里的钱和证件。当晚，她们睡在公园的水泥凳，在公共厕所喝水，吃别人剩下的馒头，然后慢慢把日子熬了过去。 2008年，老家来消息说，张登攀可能在四川成都一个小镇开挖土机。姐妹俩立即赶去四川。为了省钱，她们赶的是零晨2点最后一班火车，到了车站，却被酒鬼调戏，差点闹到了公安局。
姐妹俩仍然选择安顿在火车站附近，然后，在附近的施工队一家家问，“怕漏掉，一定等到他们工人有外出或下班人员确定后，才会去赶下家。”有些不让进的工地，她们趁保安不注意从缺口快速穿进去，直到确定所有工人为止，但是，有时刚从缺口钻进去，就被发现并赶了出来。“有些保安会模棱两口的告诉我们有印象，问我们他有什么好处，我们就问他们要什么好处，有的要好烟，有的要我们请吃饭，吃过喝过了，最后一句不好意思记错了，就打发了。”
积蓄立即就花光了。妹妹找了一家餐馆做服务员，把工资给姐姐去找人。成都工地逐个找完了，就在四川其他城市施工队找。 一无所获。此后，她们又去了湖北、甘肃、云南、上海，每次都是有点风闻，然后赶过去，故事不断重复，简单、机械……
张国恒的墓，由石头块垒成，就在张西卓、张登攀家附近山坡，距离张国恒丧身的稻田百米左右。
2019年2月6日，姐姐张阿丽回洞溪老家给父亲扫墓。一堵墙压在坟包边缘。这是张西卓家新修的墙。
“杀了我爸，还砌墙压在坟上，欺人太甚。”多年来的情绪，终于爆发。张阿丽召集了一些亲友，在现场哭着拆墙。张元春（张西卓女儿、张登攀姐姐）等人前来奋力阻止。
一个护坟，一个护墙。8月1日，张元春到法院起诉了张阿丽，这是健康权之诉：拆墙中被砸伤，索赔13305.2元。
“护坟成了被告”，洞溪的这一块石头，惊起千层浪。“你们包庇杀人犯，背负一条人命，杀死我爸后一分一毫没赔，这个事怎么算？要扯的话，你就给我扯好了，全部扯清楚了。”乡邻们注意到了姐妹俩这些年的漂泊。
“这件事在整个洞溪乡，乃至整个慈利县轰轰烈烈地传了二十几年，让我们张家这一支族人都抬不起头来，祖祖辈辈都抬不起头来。”“这个杀人案一天不结，仇家他们就会无休止的挑衅耀威下去。”
那么，这个“砸伤”是怎么回事？整个砸墙过程，都拍摄了视频，我细细看了。墙高一人左右，当时，墙面已经被凿空，张元春紧紧抱住还连在一起的将垮墙顶，垮塌之时，张元春也一起倒下。关于费用，张阿丽说：“张元春花了400多医药费，3000多检查费。”下面这段视频，是张阿琴2019年8月收到出庭通知后，在父亲坟前哭诉：“推了这个墙，现在我们还被起诉，我们是受害者，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啊。我考上高中，也没有人送我读书，妈妈也走了，这该怎么办。去伸冤也没有人理，要我们自己去找线索，我去哪里找线索？爸爸妈妈。你听到没有。我好苦啊。为什么我不能有正常的生活，为什么要这么曲折？我多么希望这个人不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世道去哪里了？ ”
8月22日，法院作出调解书：1、张元春保证再次砌墙离张国恒坟1.5米远，张阿丽不得再干涉、阻止；2、若张阿丽按上述约定履行，则张元春放弃要求张阿丽赔偿损失的权利，若张阿丽不按约定履行，则赔偿张元春损失1.3万元。
很可能是因为一些媒体报道了张阿丽姐妹被起诉一事，比如上游新闻（记者牛泰）、澎湃新闻（记者蒋格伟）等，政府方面加强了重视，于是，8月22日下午，洞溪乡有了一个见面会。见面会后，两姐妹对我说，这一次，她们见到了专程来到洞溪的湖南省张家界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谢振华，以及县里的干部。对于张国恒案25年未抓到凶手，副市长表示了歉意，并决定：1，成立专案组处理姐妹俩父亲的案件；2，姐妹俩妈妈的车祸事故，重新调卷处理；3，县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帮助梳理解答民事赔偿问题。 时间足够漫长。最早侦办此案的民警，已经退休。因为机关搬家，个别早期案卷材料也没能找全。慈利县公安局办案民警对外表示：张登攀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警方一直在追逃，命案的真实过程，只有等到张登攀到案后才能查清。目前，也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追逃。
姐妹俩寻凶主要依据，现存张登攀最近的照片（1993年，张阿琴提供）
张登攀（又名张飞彪）头顶右边有个火烫的伤疤，鸡蛋大小，不长头发，以前，“为了遮挡这个疤，把头发留得长长的，跑的时候那块头发荡来荡去，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现在，张登攀年龄是42岁。
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拆墙现场视频里的场景：姐姐张阿丽在墙外哭泣，张登攀妈妈在墙内怒斥。然而，墙内是菜地，空地很多，我并未看出，这堵墙真的有那么强烈的必要，一定要一直修到张国恒坟边。墙一垮，墙内一群人立即报110说有人现场行凶。
从秦汉时期开始，争水就是乡村血案的源头。张国恒的故事，古朴得像一个化石，就好像，一个两千年前的命案，穿越了时空，掉入了21世纪。原有农业社会的士绅矛盾化解体系早已毁坏殆尽，今天的司法体系又偏偏束手无策。就这样，25年过去了。这种前现代和现代的冲突本身，增加了这场悲剧的复杂程度——即便今天我们已经拥有震惊世界的经济体量和发展速度，我们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停留在现代文明之前。1990年之前，张国恒就已经开始自学法律，而且，喜欢早晨用英语唤醒女儿。在那个时代，这样对法律和英语的热爱非常罕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乡下。如果他没有身殁水田，那么，他很可能通过上世纪1990年代的律师考试，然后，加入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而离开农村，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这是成熟的阶层跃升轨道，在我身边，这样的故事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不幸的是，一次“赶水”后，张国恒永远止步于农业时代，在低维内耗中被碾压成灰。这是一个梦想夭折的故事。张国恒的法律梦，并未在追求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法律价值中被法治的真正敌人击碎，而是，被一个陈旧、原始的农业世界“争水杀”所击碎。这样的环节，一定不在他设计的人生规划之内。可叹的是，他身没之后，这25年里的家庭故事本身——杀猪刀、遗产、妻女接力追凶、护坟、拆墙、诉争——又成了当代法治文明转型的经典注脚。这个故事的所有环节，仍然几乎全部是传统元素，连昨天副市长奔赴乡村访问孤女姐妹，都隐约可以看见传统话语中的“青天”印记。我在呦呦鹿鸣的多篇文章中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铺路石。”可是，在这个大时代里，张国恒这样的人，连铺路石都没有当成。他的故事，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时代的列车，奔跑得太快了，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张国恒这样的人，在莫名其妙中被甩下了车。
我在此事关注中最初被打动，是因为姐妹俩25年的执念。她们和我说了一个细节，颇为“神奇”，姐姐张阿丽说：“常常心累，很有挫败感，但是，只要我心里有一点点想放弃，晚上作梦爸爸必定会来找我提醒一遍：‘阿丽，你们要为我报仇’。”1994之后，姐妹俩的人生里，只有复仇，“梦想”是从未提及的奢侈品，在最终大结局之前，朝她们迎面而来的，每每是人性的丑恶一面。与其说她们用25年来追寻凶手足迹，不如说，她们在用25年去治愈自己的童年。这对于两个女生来说，是命运残忍的篇章。本文特意在开头和下半部分放了两个张阿琴坟前原始视频，不仅是因为，这是她们25年追凶的总爆发；更是因为，这种哀伤中仍能保持清晰条理的叙说与控诉，证明了，在这25年来追凶之余，姐妹俩学会了自主学习、理性思考与自制——她们的人生，并未被仇恨彻底毁掉。在如此粗粝的现实中，这着实令人欣慰。《两根硬骨头》里，曾经写过，新晃邓世平老师的儿子，17年来背负杀父之仇，但他举止坚决、纲举目张、条理明晰、坚韧不拔，一如张国恒这一双女儿。这一届年轻人，希望很大。回望太多过去，耽误了对未来的眺望，姐妹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么多波折，起因都是仇人杀了我爸，如果不是这件事，妈妈也不会死。”妹妹张阿琴说：“案子有进展，就有希望，爸爸的事情弄好了，我们也就放下了，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没有美好的童年，但是希望以后要幸福，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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