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万苦一张纸，千山万水一群人
“你的无奈我们会懂，你的隐衷自有公论。你背书一个时代的真实与隐蔽。但即使如此，你日拱一卒的努力不会全无是处，你日复一日的坚守终会云开日出。”
文/呦呦鹿鸣黄志杰
今天是我的老东家之一，湖南《潇湘晨报》19周岁。
而今，各省媒体纷纷凋敝，令人叹息。2004-2007之间我在此工作，先后是突发新闻记者、政法新闻记者、深度新闻记者，在湖湘各地奔跑，对采访车颇有消耗。在《洞庭江湖》一文中，我记录了若干故事，现补充记录4个采访亲历的现场故事，作为注脚：1. 混涩的血腥气; 2. 大爆炸之夜; 3. 四访矿难现场；4. 殡仪馆里数枪眼。
一. 起点：混涩的血腥气
“志杰，你马上去一趟益阳，赫山区刚刚发生一起奸杀案！”
这是2004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刚从江苏赶到长沙，走进韶山南路的晨报大楼，从人事部办完手续下来到二楼，就遇到了报社的政法新闻部主任。
我毕业于政法大学，派到政法部很对口。法学的系统训练讲究的是保守、冷静、理性，我万万没想到，我拎着的包还没有放下，就要被派出去采访了——这是一个雷厉风行的报社。
那几年，是第一波都市报浪潮的末尾，全国都市报对于社会新闻的热衷尚未淡去，而市民也仍然沉浸于刺激性社会新闻的知情权初始满足之中，奸杀案很容易激起各方面的阅读欲望，是突发新闻题材的当然之选。
线索来源于热线，我的责任是摸清来龙去脉。问题在于：益阳在哪？赫山在哪？作为一个福建人，我还没有搞明白长沙的方向，我新买的湖南地图册，还没翻几页。
我就这样在云山雾罩中开始工作了，几分钟后，一支由我（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司机组成的采访小组就出发了，车程两个多小时。
幸运的是，第一次出门就得高手相佐。这一回，和我一起去的摄影记者是刘刚。后来多年的采访经验证明，资深的刘刚老师是我所合作过的、甚至所见过的摄影记者中，最为敬业、业务水平最高的，在业界也频获大奖。
最重要的是，刘刚就是益阳人。他后来肩负了翻译的重担——相比我老家福建“十里不同音”，益阳的方言同样难懂，而案发地区偏偏是郊区一个小方言区。我的语言问题就此解决。
我真是一个福将啊！我一边感慨，一边不得不承认报社人才储备之盛。
到了赫山绕了一圈后，我们找到了案发现场——一个孤立的杂物间。推开门，昏暗的屋子中，苍蝇乱飞，一股混涩的血腥气迎面而来。那种味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我难以忘怀，两年后才逐渐在记忆中淡化。我后来渐渐知道，突发新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在我随后的第二次采访中，一个电视台的女记者看着一具死者遗体从水中缓缓吊起，当场狂吐不止。
死者遗体已经不在此处。附近居民说，女孩在市区一个饭店做服务员，家在郊区，步行回家途中被先奸后杀，而且毁容，惨不忍睹。
什么样的人如此歹毒？在探访这个不幸的女孩家庭并做了有翻译的访问之后，我们来到派出所。恰好，派出所的干警正在闭门开会讨论此案，由于玻璃窗不隔音，我心脏狂跳地偷听了一个大概，印证了采访中的细节，并看到了死者的牛仔裤。再然后是正式采访。案件侦破过程中的侦查信息不允许对外公开，不过，那条牛仔裤，加之此前杂物间的怪味，让我找到了写稿的感觉，次日见报。
我在晨报的第一次采访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采访，简单粗暴，谈不上对问题剖析、对幕后的挖掘，甚至没有见到作案人，也没有答案。
但是，作为一个开始，我领略到了才创刊几年的晨报所形成的制度化快速反应能力——一切围绕新闻运转、简单不废话。这是报社的底色。
在以后诸多更为紧张的采访中，这种报社联动快速反应能力成为我的强力支援。记忆中，最高效的一次采访是傍晚6点得知3个小时外的耒阳市一名协警被劫匪杀害，我们迅速出发，并沿着事发现场走了一遍采访了目击者，到公安局采访同事，采访家属、当地领导，共计十几个不同方面的采访对象后，在一个烟雾缭绕、喊声震天（当时年轻人仍然喜欢玩CS游戏）的网吧中赶在11点半前完成稿件写作。
真正劲爆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
就在2004年年底，接近过年的时候，我们在报社突然感到大楼发生强烈震动，有如地震。出门发现，黑石铺方向有明火，应为爆炸来源。
我立即出发。越靠近，沿路被疏散的人群越多，如潮水般往外涌，我们小组则逆流而进，根据撤退群众的指引向爆炸发生的铁路线上靠近。还在很远的地方，很多房子的玻璃就被震碎了。
目击者说，他看到爆炸时出现巨大的蘑菇云！消防车不断呼啸而来，群众如潮水般外涌，脸上布满惶恐的神色。一些人说：死了好多人啊！
此时此刻，只有无限靠近现场，才能明了这个大爆炸原因和影响。因为听说前方有警戒线，我和摄影记者兵分两路，以求最大几率进入现场。
警察的第一道封锁线很容易地通过了，他们只是劝阻。但是第二道警戒线由WJ组成，大概每一米有一个人。谁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爆炸，疏散是避免伤亡扩大的当然之举。
看到其他一些媒体记者被拦，我停了下来，缓慢靠近，在还有十多米的时候，猛力急冲，从他们中间穿了过去（我现在的体能肯定就不行了）。他们对我这种突然行动没有准备，又担心警戒线出现缺口不便追我。于是，我混了进来。
渐渐走到中心后，看到一个列车车厢仍在不断燃烧并有小型爆炸，这是一个装烟花的车厢。
铁轨上的枕木被燃烧得红通通的，热气不断扑向我的脸。
真正的危险在于几十米外，那是一个大型液化气罐列车。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液化气罐随时可能爆炸！后来的消防官兵，都放弃了对烟花车厢的灭火，将所有水枪集中对准液化气罐车，为其降温防止爆炸。此时此刻，这些消防官兵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可惜，我没有带相机！由于平时都有摄影记者共同采访，因此，我并没有随身携带相机的习惯。真是急死人不偿命。
问题是怎样立刻知道事故原因，了解实际危险程度和可能影响范围，以便发出警告。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距离印刷时间最多还有3个小时。
于是我四处转悠，试图找到捷径。
一位现场负责人上前向领导介绍情况。我也边走边听：初步了解是在道路施工中的责任事故导致液化气泄气引发连环燃烧爆炸，除了现场旁边的液化气列车罐，附近还有一个液化气站，最危险的是，专门储存危险化学物品的六零一仓库就在附近！如果爆炸，方圆5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
他介绍完之后。我开始详细询问正在设计的灭火方案，并追问他：有多少伤亡？肇事者找到了吗？他回答我说，伤亡可能有几十，但不明确。肇事者没有逃跑。这个时候我已有点喧宾夺主。
好了，现场、危险和影响已经明确，时间紧急。剩下最重要的悬念是到底有多少伤亡？距离报纸付印时间已经很少了。
在又绕了现场一圈后，我搭了一辆摩托车，奔向长沙市中心医院。这是距离现场最近的大医院，伤员送这里的可能性较大。
医院也是忙乱不堪，时间有限，已经不允许挨个病房问，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打扰救护显然是不人道的，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干。我将目标转向医院办公室，寻求汇总信息。
在办公室，工作人员明确拒绝回答我到底收治多少爆炸现场伤员。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隐瞒公共安全信息？但还是控制情绪，拒绝离去，坚持留在办公室中。过了好一会，手忙脚乱中，一位工作人员拿进来一份报告。从他们交谈中，我知道这是伤亡名单。
我下定决心要得到这份名单。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我先离开办公室，等了十多分钟后，我重新进来。然后靠近那张放报告的桌子——此时此刻，我已经下决心偷了，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的我，居然开始偷东西了！心脏剧跳，又得保持表面平静。这段时间极短，又实在是极为漫长。
我拿到了它，迅速一卷，溜出房门，跑步下楼，在马路上就着路灯展开报告一看，巧了，上面不仅有中心医院伤员名单，还有其他医院的。
我立即跑向报社，此时已经接近12点，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赶发口述消息还来得及。
赶到报社，当时的执行总编辑隆总正在门口，我拿着报告，急忙跨上台阶。最后一刻总是容易疏忽大意的——我太急了，绊倒在台阶上，膝盖和裤子磨破。
隆总很有喜感，笑着问我：“好啊，这么早就提前拜年了？”（隆总似乎生而具有幽默细胞，比如，他剃了一个光头后，自封为“晨报第一帅哥”，见人第一句话就是“第一帅哥来了”。说得多了，大家居然渐渐接受了他这个头衔
随后的消息是：只用通稿！于是，这场发生在省会城市里的爆炸，我没有留下一个文字。
那些年，矿难几乎是中国新闻的常规项目。
我的首次矿难之旅却极为悲剧。
2006年6月。我来到了郴州市永兴县马田镇。在距离发生矿难的矿区一公里时，路非常难走，我和摄影记者下车步行。一会，一辆吉普车赶了过来拦住了我，硬是要送我进去。
显然是有耳目已经预先通知他有陌生人入场，而采访车暴露了我们。第一次相遇，我就棋差一招、落了下风。到了现场，周围的居民家中，都是“工作人员”，这是个非法小煤窑，在看了一个井口后，他们拽着我们出来了，硬是把我们“送”到一个温泉山庄“休息”。
其实，我费一大把劲赶到现场所看到的窑仅仅是一个风井，我甚至连主井都没有靠近。这实在是一个极为耻辱的事情。
巧了，在温泉山庄里，我接到了另一条线索：衡阳市耒阳市某地也发生了一起矿难。既然我在这里已经暴露，我决定迅速赶去耒阳。当地“工作人员”一直跟着我们上高速，显然不放心，以为是金蝉脱壳。
到了耒阳。我决定吸取教训。不能开那个采访车，找了一辆当地桑塔那送我们过去。发生事故的那个煤矿也在山沟沟里，外人很难找到。我把司机留在了耒阳。
车过大半路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黑了。路也被煤车压得实在不成样子，于是我们借了两辆摩托车。在一座山头上，摩托车突然脱链，吓了我一大跳——这地方是大山深处，一个人影都没有。好在，不久就修好了——我内心再次高呼：YES,我是一个福将！
几个山头之后，来到距离煤矿只有两公里的地方。我要走进去。这时天已经非常黑。打了线人很多个电话，他也知之不详。
这里煤矿非常密集。问了几次后，我混进一群民工之间，吊着心，又装着轻松，说自己是来找人的，不断和他们嘀咕点什么，搜罗着信息，但又得注意分寸——我不能断定：他们是不是矿主请来的帮手？
深山夜里，寂静寂静。四面山群的围绕，使这里明显成为一个死角。我感到危险很近，黑金时代，每天产出的煤都以百万计，为了钱，矿老板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我来到了圆拱铁门前，混了上去，在人最多的风井那里待了一会后，我把包给了摄影记者，然后空手独自掉头赶到主井那里。
这里有不少矿工。也有不少农民模样但显然不是矿工的人。我认为他们是家属。于是，我开始逐个地问。由于对他们的身份不确定，我没有说自己是记者。
问了几个人。他们显然很矛盾，其中一个人刚开始说自己是家属，过了一会又说自己不是了。我当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接着是不断地问各种人，最后逐渐理清楚了事情和伤亡名单。没人相信这样月黑风高的时候会有记者赶来，我的工作也得到了便利。
我注意到附近有不少举止极为不端的年轻人活动，他们是矿主请来“维持秩序”的。于是转头来到指挥部，这里的负责人除了说2人被困外，没有一句多说的，而且立即要求要把我“送出去”。
我不得不接受，因为我自己没有车，摩托车早已回去。这么晚了，我如果待在矿上，非常不安全。送我们的车是丰田霸道，开车人是矿主的一个亲戚。
车先到镇政府。从司机与地方工作人员的关系密切程度来看，矿老板不一般。而我也感到到：这次瞒报，镇里是站在煤老板一边的，他们是同盟。
不禁紧张起来。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住处，让“霸道”送我们到市政府门口下车。在市政府下车后，我转一个弯，搭了一辆摩的，又换了一次摩的，找了一个小饭馆吃饭。
然后才绕一圈找酒店。
没想到，我的这一番反跟踪居然没有任何效果——凌晨，我接到电话：“黄记者，我是***的，我也在你的酒店呢，我们谈谈好吗。”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
第二天，我通过熟人找了当地的一些人访问进一步挖掘背景信息。在搜集当地信息的过程中，我改变了确定了新的主题：耒阳财政压力使政府放纵小煤窑，对中央的关闭小煤窑政策，地方政府没有根本上的积极性。我试图从地方财政问题解剖矿难。所以，我在城区的采访，从耒阳煤炭税费征收开始。
次日下午，我又去了一趟事发所在镇，亮明记者身份，找到他们镇长。这位镇长的名字里有一个“贱”字，不同凡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他承认：这个矿没有生产许可证，而他关于目前治理小煤窑缺乏有力措施的分析也很合我口味。更重要的是，对于矿工被困人数，他说2人时非常不肯定，我感觉到了他当时心里的那种犹豫。
晚宴穷极当地的奢侈，一点也不像是一个没挂牌子、没有电脑、使用五十年代老房子的镇政府。
我拒绝了不要写稿的要求，当晚，熬夜赶稿。写完后，我再赴矿难现场。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当地人士也赶到长沙，希望“了难”。
当我又出现在煤矿的时候，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很惊讶。也许他们在想：昨天没把你摆平吗？
这一次，我和愿意承认自己是家属的人接上了头，虽然几个工作人员形影不离，制止家属和我说话，但是我还是抓住机会给了他们一张名片，叮嘱他们过后找个机会和我单独联系。
等到傍晚后，我决定离开现场回耒阳。后来，家属们统一思想后，正式和我确认第一天访问到的信息，这个确认很重要，因为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是非正常状态下的访问，即便名单清晰也容易产生偏差，我通过电话确认后写入稿件《探源小煤矿“死而复生”》。
就在报社要发稿的时候，又阵亡了。显然，矿老板的活动能力超过我想象。还在耒阳的我很有些不甘心。此时，又得到线索说，永兴和耒阳交界的地方还有一个矿难。于是，我又是搭摩托车赶往现场，路上非常多煤车碾出来的大坑，这些大坑都是黑糊糊的煤炭泥水。摩托车从坑里一次次的淌过去，我的鞋里全部是泥水。绕了很多个山头之后，我们终于来到现场。
原来，还是同一个煤矿。这一天的路只是绕道从另一方向上来而已。
过了一阵。一个死者家属给我打来电话：死亡矿工的家属分别获得了赔偿。
2007年初的时候，我的采访距离死者又近了一步——这次采访的核心部分是混入殡仪馆解剖室完成的。
我先是得知一个消息：武汉市区鲁谷附近，一人被一警察击毙。当时武汉的报纸报道此事，均称警察英勇、依法果断开枪击毙歹徒。 疑问在于：此人为什么要被当场击毙？报道中没有提及他犯案，也并没有说他穷凶极恶。一些在武汉的朋友也感觉说此事味道不对，存疑。
此前数月，广州一位领导发表“警察要敢于开枪”言论，此后，各地都表示对警察开枪的支持，“当场击毙”的标语比比皆是，虽然种种表态都加上“面对砍手党”、“严重威胁群众和警察生命安全”等定语，但渐渐形成“鼓励开枪”氛围。另一方面，由于开枪原则不明确，一些警察在需要开枪的时候往往又出现迟疑，除了训练外，绝大多数警察毕其一生，都没有开过枪。一些警察也因此受到危害。
我感觉到：这个案例很可能介于开枪规定的模糊地带，在当前的背景下，对于明确开枪原则和警察使用武力的界限定然有所助益。
报题后，执行总编辑跃总批准我前去武汉调查此事。
事发地在关山街。警察曾经追击死者400米以上，数百人围观。但调查却很不顺利，整条街上的所有人，都不愿意对此事多说，据称是接到有关通知。这让我越发感觉蹊跷。因此，我没有亮明记者身份。
于是，在这条街上，我以私人身份访问了7天时间。根据目击者说法，事情梗概如下：中午12点40分左右，一辆警车自鲁巷广场驶入关山街,此时,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正挑着一个水桶和装着行李的两个编织袋,也朝路口走来。警车停稳后,两名警察走下警车。一民警喝道：站住！那人扔下行李，拿出一把水果刀，警察拔出手枪并鸣枪示警，该男子逃跑，民警叫周围群众帮助追赶，跑了三百多米后，男子被困住，一市民拿塑钢一把打在该男子后脑，该男子身子左右摇晃，然后中枪，当场喷血而死。有人看到，该男子肩膀中枪后用手捂住流血的伤口，枪声并不是连续的，中间有间隔。
问题是，到底中了多少枪？这个人是谁？
从服装行李来看，死者应该是一个民工。但是，我走遍附近几十个工地，也没有人承认工地上有人出事。
我不得不把重心转向武昌殡仪馆，每天在那里待着，确认有没有人来认尸，以便联系家属确认死者身份。在那里，生命的瞬间消逝、亲人的痛哭悲歌，恍然人世的无常，让我不时产生时空停滞的感觉。
虽然我对那里的气氛极为不喜爱，也不敢表明自己是记者，但仍努力和看管冷冻柜的工作人员拉近关系。或者，在他们眼中，我这个对一个陌生死者如此热心的人，远远比那些面临生死离别的家属所表现出的各种异常更为奇怪。我想，当时我在那里的存在与表现是非常尴尬的。因为我到殡仪馆刨根问底的奇怪行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而且，我天性内向，言语笨拙。
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直至第8天，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一名老太太可能是被我显得有点愚蠢的执着感动了，告诉说：死者身份刚刚确认了，他们家属就住在附近。这下范围缩小，几番搜寻后，我终于找到了死者的哥哥。原来，他虽然就在附近居住，却也才得知死者居然是自己弟弟。
死者1958年生，为纪念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取名董泽桥，湖北红安县永和镇人。
所以，还剩下一个问题：到底中了多少枪？
想什么来什么，我得到消息：有司正在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于是立即跑去殡仪馆解剖室。解剖刚刚开始，门还没有关，我注意到里面有法医和检察官。我壮了壮胆，调整了一下表情，径直走了进去。也许是解剖小组相互沟通不畅，不明晰小组人员构成，把我当成小组成员之一，也或者是他们没有遇到过这种闯入解剖室的情况，总之，他们容许了我的存在。
当我看到死者身上一个又一个枪眼的时候，我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这一颗又一颗的子弹射出的时候，开枪者的大脑和手中的枪是什么样的联系？他的心里也在突突地跳么？
我绕着圈，开始数死者身上的枪眼：左肩和右肩各中一枪，均穿透身体；左腿中一枪，未穿透；左腹和右腹各中一枪；左胸中一枪。背部尚未翻过来，无法看到是否有伤。因此，死者身上至少中六枪。
而且，很显然，开枪者并未在击中该男子后及时停手，因为死者后脑有十厘米左右的伤口，明显是利器重击形成，这与“拿塑钢的群众一把打在该男子后脑”的说法大体可以印证。
这么多枪打在一个已经头部重伤的人身上，是必要的吗？
刚开始我是默记伤口位置，但后来发现恐怕记不住，因为要把遗体翻过身来继续数。于是拿出本子来记。由于我的本子明显不同于公检法常用的本子，而且我表现得过于积极，一名警察反应了过来，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有点慌了，该怎么圆场呢？如果被识破了稿件就写不成了。恰好，半掩的门外，一个人刚好走过，于是我喊了一声：“舅舅，这个人好惨啊。”然后大步走出。头也不回，到大门口拦了辆车离去。
立即关掉手机，换了一家宾馆，连夜赶完稿件《武汉枪击事件真相调查》，并配写了一篇短述评《“鼓励开枪”道路上的黄灯》。
次日，乘汽车离开武汉回到长沙。稿件见报。随后，两省高层注意到这篇报道。
在晨报的日子，已是14年前的事了。在那三年半里，我曾无数次地赶往各种突发事件现场，有时甚至一个月辗转各地无法回家，曾在跑口过程中苦心经营信息源系统，在深度报道领域进行各类尝试。在采访中，斗争、冲突是基本主题，死亡是常见元素，上述四个小故事，即是其中之一。
加入WTO后的增量改革大背景，使得许多机构获得风云际会般崛起的机会，各路媒体纷纷升旗纳将，许多年轻人从中获得工作机会。但我和晨报的缘分仍是有些特别——我到湖南纯属偶然，当我因为个人原因准备来湖南时，晨报刚好组织了一次全国招聘，我通过考试入围，在此之后，晨报再也没有组织过这样的全国招聘；我在晨报的时期，正好面临晨报从旧式都市报向“新权威媒体”转型，深度报道、社会趋势挖掘、政经报道的特色越发凸显，这种转型，给了我们巨大的空间。这种“偏偏就是这么恰好”的缘分让我常怀感恩。
离开晨报后，我成为主笔、主编，渐渐也把自己学养格局打开，更加汹涌澎湃的故事与历练应接不暇。但我是在晨报的三年半里完成了新闻记者的基础职业训练，那是我充满激情又接地气的一段时光，薪水很低却快乐充实，身上有那么一点“霸蛮”，心中有那么一团“春意思”。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铜像基座上，刻着普利策先生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的国家与报业休戚相关，升沉与共。报业必须具有能力，大公无私，训练有素，深知公理并有维护公理的勇气，才能保障社会道德。” 我能感觉到晨报的出现，与湖湘大地那种休戚相关、升沉与共的命运相连。
龚曙光先生今天写道：“顺时与逆势，不改晨报精神；聚集或散落，总是英华气质。”但是，晨报精神是什么？我一时说不上来。我在呦呦鹿鸣的宗旨是“日拱一卒，只为苍生说人话”，这句话与晨报有精神关系吗？有，但很弱，我在晨报的历史太久远了，我也不记得当时报社有谁说过类似的话。
到底是什么呢？早年，晨报的办报宗旨是“立足湖南，放眼世界，秉持正义，关切民生，恪守真实”。我到这里的2004年，报社广告词换成“权威自在人心”，目标是“新权威媒体”，强调“品味、品格”。有一句内部讲话我颇为认同，记载了下来：“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关于这些信息的价值判断。”
当时的背景，今天仍然存在——民生艰难，难见报端。许多报纸对民生疾苦毫不关心，对个别人的涂脂抹粉却念念在兹，报道自然也就与现实隔了万水千山，文风更是陈腐老套老八股。影响力上的自欺欺人也很明显——明明没有几个读者，“谁写谁看、写谁谁看”，却还要宣传什么自己是百万大报。《潇湘晨报》要打造“新权威媒体”，就有了与传统党报一争高下的感觉。这个转型与我的理念颇为契合。所以，我那时的写作，追求清晰、简洁、隐忍的文风。标题简洁明了，开篇直切主题，事实陈述清晰客观，杜绝藻饰和渲染，将价值取向与写作立场隐含在公正、中立的叙事态度中。
上面这些，是媒体风格，仍然不是晨报精神。我理解的晨报精神，有三点（纯个人总结）：
一是贴地求真。真实的信息，为一个社会提供至为关键的养分，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聚集在这里的人，大多是破局者、创造者。离开晨报的人，在各个领域的创业者都有，唯独少有拼命往体制内钻营的。早年，业界称“北京华，南潇湘”，但如今，北京的京华时报已遗憾关门，而晨报依然活着。这股气，有所出处。
三是同情弱者。晨报的员工很多，泥沙俱下，我也曾颇见到一些不堪，报社也常委曲求全。但总的来说，晨报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共识：关怀弱小。后来，龚曙光先生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在峻岭之巅，我更关注小丘；在洪涛之畔，我会流连涓流。子夜独行，为远处一星未眠的灯火，我会热泪盈眶；雁阵排空，为天际一只掉队的孤雁，我会揪心不安；年节欢宴，为门外一个行乞的叫花子，我会黯然失神；春花烂漫，为路旁一棵迟萌的草芽，我会欣喜若狂……”当年我并未发现前社长有这样的特质，但我能从许多细节中感觉到：在许多同事的心里，都藏着这么一点并不说破的东西。这终究是一个读书人聚集的地方。
那时，我是晨报一个很普通的记者，一直在边缘，并不上道，所经历的只是报社极小的一部分；如今，看着老东家从“顺时”转为“逆势”，从光芒万丈一时无两到今天的左支右绌，中间甚至一度被划转他属，不免心中着急。不过，千辛万苦一张纸，千山万水一群人，一家报社走过19年，自有其底色在。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所有过往，皆为序章。在此，遥祝晨报涅槃重生，就像当年我们执拗地将草根意愿带入这个公民觉醒的时代，今天，你们仍会执拗地将那股子气，坚持传递下去，乘风破浪。我将在呦呦鹿鸣呼应你们。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行笔至此，忽然想起耕叔写的一段文字，他与我同年到湖南，后为晨报副总编辑，也是最好的社论作者：
“你的无奈我们会懂，你的隐衷自有公论。你背书一个时代的真实与隐蔽。但即使如此，你日拱一卒的努力不会全无是处，你日复一日的坚守终会云开日出。一个社会的无力，以记者的无力为标志；一个社会的堕落，以记者的堕落为底线。‘我在时代的背后，突然敲起大鼓。’一个空前的时代，你不会沉寂得太久。”
哎呀，这篇回忆已经超过一万字，微信里的私人长篇。您如果在手机上也能一字不落看到这里，称得上是鹿鸣君的好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