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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林:当“黄菊干部”、“良宇工资”不再时,上海你用什么说服世人?

2015-03-26 唐亚林 唐家弄潮儿

当“黄菊干部”、“良宇工资”不再时,上海你用什么说服世人?

唐亚林

3月24日下午到市人大去参加“人大制度与三者有机统一”理论研讨会。从与会的一位市人大副主任口中得到证实,如今各级党组织(常委会、党组)日常运作的制度——“三重一大制度”(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确实是黄菊在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发明。

也就是说,当初上海的这一发明早就走向了全国,变成了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一个通用制度——会议议事与决策制度(参见20141113日《社会科学报》第3建构中国特色民主集中负责制》一文)。虽然上海人当初的这一发明,如今知道的人并不多,也面临着如笔者所言的需要进一步从责任制视角去创新的任务,但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和赞扬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上海能够让国人称道和记住的东西已乏善可陈了——没有好产品,没有好作品,没有好品牌;最近十几年来,更是缺乏好探索,缺乏敢担当,缺乏动真格。社会管理领域还是“黄菊干部”【注1】大显身手,虽然已成明日黄花之势;社会发展领域还是“良宇工资”【注2】苦苦支撑,虽然也能勉强度日;经济发展领域还是“政府强势之手”起作用,虽然极力想向创新驱动转化;文化发展领域还是“和稀泥的小精明文化”充斥在表面文章的泥淖之中,虽然提出了国际性文化大都市之口号。

凡此种种,充分说明上海无论是在曾经引以为傲的“上海制造”方面,已大幅落后了,而且在各种制度创新方面,也都乏善可陈,还是在“吃老本”、“吃老底子”。问题是,“老本”“老底子”都快吃光了,今后哪能办?

【注1】“黄菊干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率先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先是纺织行业压锭,约40万纺织女工下岗,而后是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又有一大批工人下岗。在近100万下岗工人中,约有40万是“女性40岁,男性50岁以上”的下岗工人,被称为“4050人员”。这些人基本属于老三届,经历过上山下乡(插队)、文革、返城等曲折,学历偏低,家庭成分较为单一,多半处于社会底层,但阅历丰富,能力很强,其中一些优秀政工干部与工人,被选拔充实到各社区党支部和居委会,成为“小巷总理”,如今因年龄原因,都面临着全面退出的境地,从而导致真正了解基层社情民意并善于做居民工作的社区干部队伍出现青黄不接和断档之局面。

【注2】“良宇工资”:陈良宇在黄菊之后接任上海市委书记,2006年9月被免去职务,并被立案审查,2008年4月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上海公务员系统与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至今仍维持陈良宇任市委书记时期得到大幅提高的水平,虽然期间物价房价一再攀升。一个可资对比的数据是:笔者的一个老同事教授去年退休,其退休金在7000元左右,笔者的一个苏州大学老朋友教授,其退休金已然达到9000多元,说明江苏的工资水平已超出上海一大截。

【附录1】《上海有什么好》

上海有什么好?

唐亚林

题记:

此文写于20101126日(如今时过境迁,随便吃喝之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特此说明),首发于《会飞的鱼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ltang001)。改定于201472日,改发于“微信公众号”《唐家弄潮儿》。

几年前,在合肥工作时的同事因孩子的事情专程到上海,几个熟识的朋友聚在了一起。老同事在单位担任一个部门的头儿,属于整天吃香的喝辣的那种。因为都是朋友,老同事说话也就口无遮拦了。几杯酒下肚,就抱怨起来:上海有什么好?光高楼大厦,中看不中用,房子又贵得要死,堵起车来寸步难行,想办个事儿一点也不方便,不像在合肥,可以随便找到关系和熟人,可谓呼风唤雨路路通。

老同事的感觉我很熟悉,曾经也差点沉湎于此,乐不思蜀了(当然,如今很庆幸及时挣脱了束缚)。接过老同事的话头,我谈了谈我的看法:算上读硕博的时间,到现在【指2010年】,在上海生活差不多有15年的时光了。我也曾经问过我自己,上海有什么好?而且,我也曾多次批评过这个城市,如有青春而无内涵,没有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没有创造出一部让人印象深刻(更不要说激动人心了)的电影、电视剧、动漫、文学作品,除了复制以外就是复制,除了跟风以外就是跟风,整个城市都缺失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个体来说,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

虽然如此,可我不得不说,自己越来越喜欢上这座城市了(曾经考虑过到北京去工作,这个年龄还是有一点点“转会”资本的。呵呵。但2006年初在北京一个月的生活经历让我对北京的气候望而生畏,自此打消了此念头)。至于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你——“在上海,你可以过你自己的日子”。

“在上海,你可以过你自己的日子”,可以从三层意思上来理解:一是如果你有点能力的话,上海的选择机会多,不管做什么,都能活下来;碰巧你的能力还不错,选择的时机也好,机缘凑巧的你可能还能活得很不错。

一次与朋友们也聊到“上海有什么好”这个话题时,他们都承认上海“最大的好”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底层上海人虽然有点儿计划经济时代孕育的优越感,但他们还是很佩服有能力的人,更愿意接纳有能力的外来人。一批又一批新上海人在上海的各个阶层站稳了脚跟,就是一个明证,这与上海作为东方大都市的见多识广与崇洋却不媚外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二是在上海,你过你自己的日子,没有人去管你,不管你的生活是奢华、平淡还是艰难,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本质,这也是很多人到上海读书后就不愿意再回去工作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上海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市场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都原子化了,不像在内地,受人情、功名困扰太多,活在别人的价值评判体系中太深太久;甚至不得不跟人比,比官位、比金钱、比房子、比门道、比孩子出息,就是不比内心心灵的宁静和生活的诗意。

内地小城上午上街头发生的事儿,一个中午就传遍了整个下街头,结果自然是满城风雨,虽然上海本地人也热衷于围观,喜欢轧闹猛,但那只是给琐屑的生活增添一丝丝调味品而已。一回到家,关起门来,就是生活自成一统,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没人管你,更无须看别人眼色而活得太累。

三是上海有一个让你情不自禁地去热盼的本质东西,或者说是提升你平凡日子的品质的东西,这就是大都市所独具的浪漫气质和绝代风华。

尽管它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但它时不时搅动你激发你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怀,或许就是你周末去大剧院或音乐厅看一场歌舞剧,去博物馆近距离接触数千年来文明的流淌轨迹,发一发怀古之幽思;或许就是你偶尔去逛一次南京路和外滩,在滚滚人流中既感叹人生的渺小,又情不自禁地激发将这一切揽于手的雄心;或许就是你全家到红房子去吃一顿西餐,去新天地感受一下夜上海的风情;或许就是你转几道公交车与地铁,来回路上花去好几个小时,目的就是与从外地来的老朋友相会与聚餐,只为那片刻的欢愉......

沈从文先生落魄上海时的感言,可为此种情怀做一个完美的注脚:“都会中的女子,认了一点字,却只愿意生活是诗。”

或许,人就是在这种欲望挣扎与真实生活、外界喧嚣与内心悠然中来回穿梭,才把多梦多舛的一生过得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万端的吧!

当然,上海作为曾经的“十里洋场”,以及各方人士汇聚的移民社会,又是冒险家、投机分子和骗子们的乐园,而市场性社会的本质也为这种乐园的构筑提供了权力—资本—媒体—骗子合谋的土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文坛造就的千古罕见的文化骗子韩寒及其骗子集团,尽管面具已经被彻底撕下,却还能不时蹦跶着继续“风光”,就是这种“为求自保而撇清责任”的“和稀泥文化”的充分体现。自然,这是本人另外一篇“上海有什么不好”将要谈及的话题。

套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可以总结“上海有什么好”:如果你爱他/她,就把他/她送到上海,让他/她感受上海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包容性;如果你恨他/她,也把他/她送到上海,让他/她体会上海的艰难性、复杂性与无奈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附录2】《上海有什么不好》

题记:

72日在“微信公众号”《唐家弄潮儿》上刊发了《上海有什么好?》一文,74日微信公众号《饭局阅读》也进行了刊发,但对文中带有批评性的内容进行了删节。此文一出,转发者与阅读者众多。上海另外一家媒体“微信公众号”编辑看了《上海有什么好?》一文后,提出能否按照本人在《上海有什么好?》中提及的想法,再写一篇《上海有什么不好?》,并给他们首发。


遵嘱将《上海有什么不好?》一文写出,但知道内容带有较为强烈的批评性关怀,怕编辑为难,又怕刊发后把原文删改得面目全非、词不达意,特地叮嘱编辑能够接受的删节内容是本文中用红色字体标出的第一部分内容,即对文宣系统的批评;不能接受的是本文中用红色字体标出的第二部分内容,即对骗子韩寒及其骗子集团的批评。如果不能刊发,也不要紧,本人将自行在“微信公众号”《唐家弄潮儿》刊发。


果然,收到编辑的微信私信,告知无法满足不得修改内容的要求,且由于内容过于犀利,无法刊用,希望见谅。


实际上,此文的犀利不仅在于对文宣系统、骗子韩寒及其骗子集团的批评,而且在于对上海目前热衷的“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的批评、对于日益成为“鸡肋”的上海电视节的批评以及对于上海的政府、社会及民众的系统批评。


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人的这种批评是建立在一种对上海的真诚热爱和关怀基础之上的,更体现了学者的一种良知。期待上海的有关方面能够明察本人的良苦用心和醒世恒言。


欢迎大家转发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唐家弄潮儿》!

上海有什么不好?

唐亚林

很久以前,网络上就有个调侃上海人吵架时“动口不动手”的经典段子:一个人到饭店去吃饭,在饭店前看到两个上海男人在吵架,一个指着另一个的鼻子说,“侬个小赤佬,侬哪能(骂人话,意即你这个鬼佬,想怎么样)?”另一个也不甘示弱,马上指着对方鼻子回敬道,“册那(骂人话,相当于国骂),侬想哪能?”没想到此人吃完饭后出了饭店,发现这两个上海男人还在唾沫直飞,双方“哪能”来“哪能”去的指指点点,可就是不动手,而周边则围聚着一群热衷于“轧闹猛”(围观)的上海人仿佛在看西洋景似的,不时地相互诉说着什么,或者替双方评理。直至天色已晚,双方精疲力尽,不得不各留下一句狠话找台阶下离去,众多的围观看客志得意满地像看了一场好戏似的方愿散去。

几年前,“海派清口”艺人周立波走红时,在一档节目中将这一段子肆意发挥,并将其与东北人联系在一起进行调侃,引发了一波争议。周说以前碰到一东北哥们,说你们上海小男人在街上吵架,双方骂来骂去、吵来吵去的,就是不动手,不像东北人,一句“哥们你干啥啊?”完毕,二话不说,走上去就直接开打了,很干脆。周笑话说,上海男人都是流氓,并举建国前上海滩大佬黄金荣、杜月笙为例,他们是不需要动手的。如果一开口说话,就是“拿伊做塌”(上海话,“把他做掉”之意),而且去做掉他人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是东北人,因为在上海人看来东北人是土匪也。

虽然周立波只是一种玩笑式调侃,可引发了上海人和东北人双方对此调侃的不满。上海人认为周立波说上海男人是流氓,是一种亵渎,因为上海人吵架时“动口不动手”是一种“君子遗风”,体现了一种“腔调”,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春申君身上;再说了,怎么能把流氓习气当作上海文化的特色来看待呢,恰恰没文化的是周立波本人了。而东北人更是不服气,不能“一篙子打翻一船人”啊,东北人中是有坏人,但那也是个别人啊,怎能轻易地给打上“地域歧视”的标签呢。

实际上,关于“上海人吵架动口不动手”的调侃式争论,已经部分触及到了对上海作为东方大都市背后的文化特质的认知问题,尤其是对作为大都市所体现的包容性文化所暗蕴的恶质文化基因的认知问题,只是多年来被人们在有意无意中忽视和轻视了,而恰恰这一点已经成为阻碍上海成为既具大都市之形、又具大都市之神的根本性文化基因。换句话说,大上海包容性文化中多元文化的融合基因与其恶质文化基因一直如影随形地交织在一起,长期以来既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又没有得到有机扬弃和升华,其结果是恶质文化基因对冲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基因,甚至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均衡状态,以致造成了大都市文化发展呈现了一种既活力无限又死气沉沉、既布满正能量又负能量充斥、既良性发展又恶性泛滥的独特格局。

关于文化基因的作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中做过精辟论述:“为什么理想社会发展模式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并且这种反差在不断扩大呢?答案要从文化中去寻找。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构成各种社会文化的社会标准被认为增强了社会的结合和生存。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著,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90页)

在《上海有什么好》一文中,我提到上海“最大的好”在于它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包容性,因为“在上海,你可以过你自己的日子”,其缘由在于上海已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市场性社会,只要一个人有能力,完全可以活下来并活得不错,更可以关起门来自成一统,过自己的日子;而且大上海融灯红酒绿与浪漫气质于一体的绝代风华,能够活化人内心隐秘的情怀,升腾人的内在气质,提升日常生活的品质。

当然,虽然上海日益成长为东方大都市,但并未创造出令人信服的城市精神来,也没有能够产生展示大都市想象力和创造力特质的软实力来,更没有创造出代表东方大都市形象的经典文学与艺术作品,是一座典型有青春而无内涵的大都市。与此相反,因为隐藏在大都市包容性文化中的恶质文化基因的不时发酵和持久泛滥,导致集移民社会之大成的大上海孕育了一种独特的“为求自保而撇清责任”的“和稀泥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将大都市的绝代风华隐没在一片泥淖之中。

如何看待隐藏在大上海包容性文化中的恶质文化基因的不时发酵和持久泛滥?这种恶质文化基因又是如何集中地体现在“为求自保而撇清责任”的“和稀泥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之上?要认清这一点,就需要分层次地条分缕析大都市中的政府、社会、群体与个体的行为及其后果。

笔者曾应邀参加某单位“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论证会,感到哑然失笑的是,整个上海都在讨论如何在2050年时成为“全球城市”,全然不顾大上海的根本立足点在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长江流域经济带的“龙头”、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地”这一现实。虽然这只是一些搞经济的政府高参操弄出来的概念,却日益变成大上海的核心发展战略,这不能不让人忧虑万分。

解读这其中的况味,就是一种“为求自保而撇清责任”的“和稀泥文化”的体现:首先,明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一前一后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大上海在其中位居十分重要的地位和肩负极其重大的历史任务,可这一重要地位与重大历史任务在分割的治理体系、压力型政绩考核模式、缺乏自治基础上的虚幻共治要求等背景下,已沦为难以承受之重。

为堵悠悠之口,便眼睛朝外,另辟新径去搞所谓“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发展战略,去跟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比,不带国内其它兄弟城市们和兄弟省份们玩儿了。问题是,你大上海有何资格与这些世界性城市相比呢?你有自由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还是有比别人更透明的管理体制、更高效的政府效率、更开放的金融体系、更高端的人力资源、更宜居的生态环境?因为没法比较,就敢于去喊那种不切实际的空口号,更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再说,先把2020年的上海、2030年的上海等迫在眉睫的战略与战术给落实好、执行好,远比对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信息技术瞬息万变的不可知的2050年的展望与规划更重要、更现实、更给力。

其次,凡热衷于对不确定性充斥的未来,进行宏大蓝图的规划与话语叙事的建构之举动,或多或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员群体不敢面对现实与应对现实能力欠缺的讨巧心理,折射了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缺乏担当意识、缺乏责任感的精神状态,以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出事”工作法则,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不管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反正到时也没有人追责,再说,说不定到那时搞规划的人都已不在位了,又如何追责?因此,民间早就流传“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如果不实行,就是骗人的鬼话”之民谚。

笔者曾认识一个上海基层负责干部,在酒足饭饱之余谈起了他的“当官经”——归结为“四个一”,即提出一个概念、炒作一个模式、骗来一批钞票、营造一批政绩。正是认识到上海干部队伍中存在这种缺乏担当意识、缺乏责任精神的现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上海的各级干部要“增强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要“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矛头直指上海官场中不干实事、热衷于搞表面文章的浮夸务虚之风,发人深思。

最后,“为求自保而撇清责任”的“和稀泥文化”在政府层面,还表现为各级干部热衷于搞大工程、上大项目,动辄追求世界级水准,根本不管民众具体需求究竟为何物。很多早先上马的国际性项目烧钱无数,也从来不问其实际绩效如何,直至其成为“鸡肋”也舍不得放弃。创办于1986年、至今举办了20届的上海电视节就是典型一例。此外,对各类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服务方式,除了呆在办公室听汇报、统计指标、下达指令等行政干预方式外,就不会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其它方式。至于放手发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去承担公共事务与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更是一百个不习惯。

在文化发展领域,从宣传到文广系统,各类管理部门熟悉的工作手段和沟通技巧就是“不踩底线、不碰红线”式“管、卡、控”,以“不出事”为最高原则。至于如何有效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创造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做好艺术家、作家、表演家、知识分子、民众彼此间联络与交流工作,推进基于民众实际需求的市民文化活动发展,推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建构,塑造城市文化认同与城市精神,就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了。更别说站在时代之巅,起到引领社会、引领城市、引领民众、引领潮流的作用了。

政府层面是如此,社会层面也好不到哪里去。虽说社会因为多元、异质的文化基因而铸就包容性突出的特质,但市场性社会的契约精神长期不彰,法治意识难以体现,致使移民社会的不信任特质以及由此而衍生的骗子文化、投机生意大行其道,社会的自我免疫功能、自我净化功能,因大都市日益膨胀和泛滥的物欲、私欲以及权力与资本的勾结而日渐萎缩。

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上海文坛造就的千古罕见的所谓“意见领袖”、实质上的文化巨骗、高中肄业生韩寒,以及围绕在其身边而组建的资本—媒介合伙的骗子集团。在其“被代笔”的造假面具被彻底撕下后,再也无法行骗下去时,却还能转战电影市场,没有底线地利用幼女炒作“国民岳父”等十分恶劣的花边新闻,时不时地蹦跶着继续其骗子“风光”,让整个社会的诚信、正义一再受到挑战,让大都市包容性文化特质与道德水准一再蒙羞,甚至成为变相鼓励骗子、投机分子、钻营分子在上海滩大行其道的恶质文化基因之温床。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政府强势而无规则式干预与缺乏正义诚信的社会文化氛围下,个体愈来愈自保和失去进取心、越来越专注个体私利而罔顾公共利益,由市场性社会孕育的以理性算计为核心的市民文化逐渐走向一种异化,日趋原子化的个体愈来愈失去情感共同体的支撑,成为游荡在大都市里、没有精神皈依的“孤魂野鬼”。即使个体能够过上“螺蛳壳里做道场”式精致生活,可外表光鲜、内心虚弱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写照以及大都市的一种“病症”时,大都市的生活只能说得益于天时地利却非人和,这究竟是一种福还是一种祸,值得人们去细细分辨和思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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