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了萨达姆，却带来了“小药片”……
在5月上旬的首届巴格达国际禁毒会议上，伊拉克总理苏达尼表示将像反恐一样打击毒品犯罪，并呼吁开展国际和地区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网络。这一表态再次向国际社会揭露了长期困扰伊拉克的两大安全挑战：恐怖主义和毒品泛滥。
两大威胁均肇始于伊拉克战争后当地秩序的崩坏。毒品走私不像恐怖主义那样“血腥”，但作为一种隐秘的犯罪，却在危害着更多人的身心健康，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威胁。但要论拔除这颗“毒瘤”的方法，恐怕不能仅限于“在毒言毒”。
2022 年 8 月 1 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的一名支持者在议会参加抗议活动 新华社发 （哈利勒·达伍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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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火”的较量
每每打开伊拉克内政部网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消息往往是缉毒部队于某时某地抓获了几名毒贩、查获几公斤冰毒，给人一种内政部成为“禁毒部”的印象。综合多个禁毒案例来看，伊拉克禁毒部队单次斩获相对不大，而贩毒分子藏毒的手段跟其他国家的涉毒案例相比，也并无多少新意：石榴、柠檬、唱片、音响甚至人体，都能成为藏匿毒品的“容器”。有所不同的是，伊拉克毒贩在对抗政府时可能更为强势和猖狂，而且“国际化”程度较高。
伊拉克官方很少发布禁毒报告，只能从一些零星的数据和案例中窥得当地禁毒形势的严峻。伊内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伊拉克官方查获了共计420公斤冰毒以及5000万到6000万粒芬乃他林药片。近两年成果比较大的单次行动是在今年3月初，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过境点查获近300万粒芬乃他林。4月底，伊拉克政府又宣布，在首都巴格达西南部一个货仓查获约620万颗芬乃他林，被捕嫌疑人承认与“国际贩毒网络有联系”。
芬乃他林作为精神药物具有高度成瘾性，最先为叙利亚内战期间当地武装分子所使用，以求在战斗中保持精力和体力，是一种被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多次发出警告的、在中东地区广泛流行的毒品类型。但在伊拉克，芬乃他林只能算作第二大毒品类型，交易最多的是冰毒，约占当地毒品交易的6成，其次是芬乃他林，然后是曲马多、海洛因、大麻等其他成瘾类物质或毒品。
就在2022年初，在南部的卡迪西亚省，伊拉克内政部的一名上校在追捕毒贩行动中被杀，在南部米桑省省会阿马拉，一名审理涉毒案件的法官在回家途中连中15枪死亡。这并非伊拉克缉毒法官首次被刺杀。据当地媒体报道，自2003年至2022年2月，已有74名被指派处理毒品、腐败和恐怖主义案件的伊拉克法官遇害。被刺杀的威胁和风险，成为多年来笼罩在伊拉克缉毒执法和司法人员头上的阴云。
由于伊拉克并不禁枪，且武装民兵和恐怖组织残余势力众多，所以贩毒团伙获得枪支甚至是重型武器的难度并不太高。在部分禁毒案件中，贩毒分子和禁毒部队的交火甚至能持续数小时，有些偏远地区的行动还需要空军配合。
2022 年 7 月 20 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防暴警察在土耳其驻伊拉克大使馆外警戒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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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毒瘤”难除
对大部分伊拉克人来说，他们是最近20年才逐渐对冰毒、芬乃他林及其他毒品有所了解。一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他们的儿童期，人们可能会因吸毒而送命——2003年之前，伊拉克任何持有毒品的人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政府对打击毒品犯罪极为严厉。但在2003年之后，刑罚逐渐减轻，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也大大减弱。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4个月后，即2003年8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就派出团队调查伊拉克毒品走私情况，得出“需要发展专门能力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刑事司法系统需要进行实质性改革，以有效应对有组织犯罪和贩毒的挑战”等结论。在当时伊拉克新秩序亟待重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的当口，这样的结论无疑从侧面说明了毒品泛滥的速度之快。
美国智库“海湾国际论坛”非常驻研究员马萨布·阿鲁西指出，曾经，“伊拉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没有毒品的国家。但自2003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入侵以来，伊拉克已成为贩毒集团的过境国，并正在成为毒品消费国。”美国《中东观察》半月刊也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战前的伊拉克是“少数几个可以声称吸毒不是社会问题的（中东）地区国家之一”，但美国的入侵所带来的安全漏洞完全逆转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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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是主要成瘾群体
巴格达是“苦夏”之地。尤其是每年的6到8月份，气温动辄接近50摄氏度。偏偏在酷暑时节，由于伊拉克战争后电力系统长期破败失修，停电成了家常便饭。有钱人还能开动自家的发电机，贫苦家庭却只能在酷热中受尽煎熬。这时候，一些倍感压抑的无业者，就会“碰巧”向当地人口中的“小药片”“小粉末”寻求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慰藉”。
毒品泛滥的背后，是当地庞大的潜在“用户”。伊拉克是颇为年轻的国度，根据德国斯塔蒂斯塔调查公司的数据，5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15岁至54岁人口占55%以上，劳动力充裕。但与之对应，伊拉克青年（15岁至24岁，不包括在校生）失业率常年高企，近10年来保持在20%以上，2019年以来甚至超过30%，大批学生即使完成学业，毕业即“失业”也成了常态。与失业率相伴的是高贫困率，根据伊拉克规划部数据，伊拉克2022年贫困率为25%，而2020年新冠疫情高峰时期甚至一度高达31%。
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从伊拉克公布的零散数据来看，年轻的无业者是吸毒群体主力。伊拉克卫生部心理健康顾问伊马德·拉扎克指出，成瘾者主要分布在15岁至45岁的群体中。而伊拉克南部的毒品泛滥大省巴士拉省警察局的数据显示，当地2018年被捕的吸毒者中有97%处于失业状态，2/3的人年龄在25岁或以下。
除了贫穷和无业，让伊拉克年轻群体倍感焦虑的还有当地长期不稳定的安全局势。伊拉克在过去20年里一直是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6年6600余起恐袭，2007年6200多起……此后直至2017年，伊拉克每年发生的恐袭都达上千起。到了2022年，尽管安全局势已经大为改观，伊拉克还是遭遇了353起恐袭，几乎每日一起。此外，受腐败盛行、基础设施破败、公共服务欠缺以及政客因为政治斗争而有意煽动等因素影响，伊拉克社会抗议、街头游行频繁。2022年7月底至8月底，由于数月未能成功组建新政府，巴格达爆发了长达一个月的民众抗议，最终酿成流血冲突，致死数十人；更早些时候，2019年10月到2020年初，伊拉克爆发全国性抗议，引发多起流血冲突，造成500多人死亡。
失业、贫穷、落后的公共服务以及相对紧张的社会环境，使得许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客观上为能引起强烈精神刺激的毒品的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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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毒伊拉克”建设任重道远
20年前，美国用战争手段强势摧毁伊拉克国家机器，当地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也一同被摧毁。此举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社会秩序崩塌之下，教派冲突、部落冲突、民族矛盾、社会犯罪等犹如脱缰野马，难以控制，安全局势长期不稳。
与此同时，美国在伊战后主导建立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宗派和民族分立”，比如总统是库尔德人，总理来自什叶派，议长来自逊尼派等，以“共享权力”的名义鼓励不同势力“占山为王”，结果却造成屡屡失控的党争和动荡。政府弱势、职能失灵，以致难以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切不断激发着民怨，使安全局势更加脆弱。而社会形势的恶化又刺激了政治斗争，使政府治理更趋衰败。在持续的恶性循环之下，发展与民生，提振就业和脱贫，都无从谈起。
而要对付组织严密、火力充沛、善于隐匿的跨国毒贩，显然需要高度组织化和协调一致的防线、打击力量和情报支持，但伊拉克政府很难具备这些要素。就拿“防毒”第一线“边界”来说，由于中央政府弱势，而地方（尤其是边境地区）的民兵势力和部落又太过强大，伊拉克的边界防控漏洞百出，一些过境点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客观上使得毒贩以及靠毒贩来获得融资的恐怖组织残余势力等，收买当地部落或民兵的难度大大降低。而收到巨额贿赂的部落或地方民兵，又会为毒贩提供保护伞，对政府稽查毒贩的行动设置障碍，使得很多禁毒措施只在小毒贩身上见到成效，对危害更大的毒枭鞭长莫及。
此外，伊拉克政府和安全部队内部存在腐败也对禁毒行动形成极大掣肘，这也是饱受各界人士批评的地方。2022年初，一条有关“前纳杰夫省省长犯有贩毒罪的儿子及其同伙在被判无期徒刑后悄悄获得赦免”的消息在伊拉克激起众怒，各界对政府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批评汹涌而出，迫使时任总统萨利赫下令“紧急调查”并纠正“司法恶习”。
面对严峻的禁毒形势，伊拉克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加大打击力度，制定了2023至2025年打击毒品国家战略，力求建设“无毒伊拉克”，同时也在寻求与邻国比如伊朗和约旦进行合作，各方多次在高层交往中谈及打击毒品走私问题。但很显然，肇始于伊拉克战后政治体系缺陷和深层社会问题的毒品泛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就能遏制住的。“无毒伊拉克”的建设，必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