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到新型肺炎：作为一个亲历的医生，写下了这些故事

十七年的穿梭：从SARS到SARI

——记“非典”往事与新型肺炎思考

2003.03 临危受命

2002年12月份，我被派往协和医院睡眠呼吸暂停中心，专注于睡眠领域的进修，突然接到了医务处付处长的电话：“光熙，非典疫情升级，你明天就到岗！你们科除了李主任，全部与疑似患者密切接触正在接受隔离，由你接管全院发热病人筛查，全面承担主检工作！”

31岁的我，昨天刚刚接到妹妹的电话，她万般忧虑地问我“是不是东直门医院有大夫被传染了？病重了？东直门医院要封院了？”我还回答“不可能吧？是不是谣言？”

妹妹的电话刚完，我广州同学的电话又响起，告诉我他被气管插管了，刚刚从生死线上爬过来。我中日医院的同学也追来了电话，他也被确诊了非典，他还第一时间回溯了感染过程，后来写了文章“请战友们绕过我的雷区”提醒一线临床医生完备防护细节。

完全没有准备的我就这样回到了本单位，2003年的广安门医院还没有发热门诊，医院为我开辟了一小间屋子，里面有生活必须的家具，供我留院修整，我的内心非常满足。从接到电话的第2天，我就怀揣供全院联络的发热病人会诊电话，按照要求做好防护（当时没有防护服，我带护目镜、手套，穿一件小的隔离衣，尽量减少自己皮肤的暴露，绝对不用自己的皮肤接触疑诊病人），穿梭在全院各个角落，在纷繁复杂的发热病人中，将非典病人找出来并送往定点医院。

每一个工作的间隙，我都无比庆幸医院自1995年开始对我进行住院医规范化培训，1999年又派我到朝阳医院进行专科培训进修，学习了规范的呼吸重症以及机械通气培训，那时带我学习重症的老师正是王辰院士和童朝辉院长，庆幸我在协和呼吸科进修期间没有在不知情情况下接触非典病人。很多综合因素的作用才得以使年纪轻轻的我在如此危急情况下有机会有能力承担重任。保院卫国的信念，在那一刻真的是我的精神动力。

连日奔波，我的体力也有所下降，当时的条件还没有完备的防护工具，我的内心也是惴惴不安。当时医院发了增强免疫的针剂胸腺肽，每天自己注射，我注射之后体温蹭蹭涨到了37.5℃，心里非常紧张，也没敢跟医院报告，害怕还没有上战场自己先倒下，后来我找到了原因，把胸腺肽停了，体温果真就下来了。另外胃肠不适的感觉也使我困扰，中医出身的我立刻给自己开了几剂汤药调整，正当壮年的我很快恢复了巅峰状态，才放下心来。

2003.03 SARS与非SARS

全院发热病人此起彼伏。按照规律，不可能所有的患者都是非典患者。

每年冬春季节，都会有甲流、乙流、普通感冒等有发热症状的上呼吸道疾病。

不可能SARS一来，就全变成了SARS，这肯定是不符合疾病规律的。

但是一片恐慌、忙乱之下，我如何能稳住阵脚，最大限度的将疑似患者找出来隔离，将其他发热病人保护住呢？每诊断一个疑诊病人，就意味着更多医生被隔离；每漏诊一个病人，就意味着大片的医生和其他人陷于危险。当年没有试剂盒，全凭临床的问诊与影像学资料。

   我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我的判断，决定了病人的去留。我每天都不间断地思考这个问题，对于病人的分检工作极其谨慎。

   当时我们本院的三名医生被判断为疑诊，于煤炭医院隔离。我接管医院的分诊工作后，重新对医生的隔离情况进行梳理，我将隔离医生的影像资料从我院已关闭的临时发热门诊丢弃的片子里找出来，备齐了临床证据，于广安宾馆专家讨论时，将病历资料提交给专家组，最终我们的三名医生解除了隔离。事实证明，查找遗失的这些片子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影像学资料，可能很难通过专家组鉴定。

2003.04 新的阶段

随着北京新发病例的逐渐减少，大家的紧张情绪逐渐缓解，主检工作也不那么忙了，病人越来越少，我们的内心时刻充满着喜悦。

北京疫情控制政策逐渐落地，小汤山病房建立了。

2003年4月，我被派往百望山胸科医院建立的临时隔离病房，和另外二十几名医生同道一同承担起30余名非典患者的救治工作，尤其对于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案、呼吸机调适与观察，当时还没有ECMO。由于对非典的认识有限，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很常见，对于可能导致的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等副作用，也顾不得了。但是中医出身的我，还是想发挥中医的重要作用，虽然很多医生担心病人症状会反复，但是接管病人后，我们将360mg、240mg等比较高剂量的激素很快撤减到40mg，并逐渐停用，与此同时，积极的中药治疗配合脏器功能支持治疗方法，所有的SARS病人逐渐康复，也很少遗留下激素的副作用。

当时的防护服的样子和现在不同，但是相比在广安门医院做发热病人主检工作时的装备，隔离病房的防护更到位，物资充足，大概4个小时轮一班，解决喝水上厕所等生理问题。我心里更加安定下来，感觉安全踏实，紧张情绪基本消除，按部就班地全身心投入到临床工作中。

治疗期间，由于我对于电子产品感兴趣，接好了临时病房的远程血氧监测，解放了一线护士，并且避免了患者扎血气的痛苦。我还及时发现了一名结核病人，他在激素治疗后影像学恶化，临床症状加重，我迅速将他撤出非典病房，送往结核定点中心进行抗结核治疗。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18岁的女孩A，她的肺炎非常重，在第一批医疗队接手后没有几天，她就因严重的肺损伤进入到呼吸窘迫阶段，最后去世了。与她同屋的另一个女孩B小秦也是18岁，也许是空间所限，我接手后才知道她是一个疑似病人，但是与这个非典的女孩A放到了一个病房里，后来她经历了非典肺炎的整个病程，真的成了一个非典病人。她非常害怕，我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强有力的心理支持多么重要。这么年轻的女孩，在肺损伤非常重的那几天，她不停喘憋、剧烈咳嗽，虽然给予无创通气治疗血氧仍然下降，是最重的一个病人，我们轮班的医生就经常长久地握着她的手，支持她，鼓励她，给她希望，告诉她其他病房里的很多人，都慢慢好起来了，她一定也是其中的一员。她后来在我们精心的治疗下慢慢好了起来，直到解除隔离的很多年，都与我保持联系。当年她18岁，现如今也逐渐步入中年，很有可能，还是孩子的母亲，她有了自己的美好人生。我后来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Gajic专门在AJRCCM上写了一篇文章“THE HAND”指出在ICU里最重要的医疗干预治疗可能就是两天，以后的治疗就是那个握住你的温暖的手，会给你一切的支持。医疗真的不只是治疗更多的是心灵支撑，他每次查房一定紧紧握着病人的手告诉病人你在这里很安全，一切向好，我想不见得只是很高超的医疗技术才能救人，充满人文关怀的精神支撑也会让病人很快好起来。

那个阶段，武警警戒，没有家人陪护的隔离病房里，隔离的早期不停有患者情绪失控，试图逃走，或被遗弃的情绪严重，不配合治疗，种种心理问题在疫情当前被激发出来。我们医院的汪院长，做了大量的心理支持治疗工作。没有微信，没有发达的互联网，我们为每个病人都配备手机，免电话费，随时与患者沟通，了解心理状态，纾解情绪。患者们逐渐平静下来，为后续的治疗奠定了基础。我记得有一家人，全家聚集性发病，得了重型SARS，在他们互相鼓励，积极配合治疗，出乎意料地很快的康复了。17年后，大年初一出发的首批医疗队里，我们特意配置了心理方面的医生，也是当年非典经验的重要总结。

医生和病人，互相支持鼓励，一同面对病魔，关键的苦难时刻，我们拧成一股绳，最终战胜了SARS。每一位病人出院时候的感动和泪水，是医患之间互相理解的珍贵时刻。我们与最后出院的一批病人合影留念。照片遗失，非常遗憾，但是那激动美好的瞬间和我眼睛里的热泪，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非典工作在2003年5月底就逐渐结束了。病人全部出院后，我们接受了规定时间的隔离，撤退，回到本院进行正常的临床工作。

2007年 美国学习

2007年，非典的阴霾逐渐淡去，我扎根临床已12年。不满足于临床工作的我更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非典后我一直对肺损伤非常感兴趣，对机械通气治疗的局限性也非常无奈，我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去解决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的呼吸困难。

于是，机缘巧合下我申请到了全美排名第一的梅奥医学中心呼吸与重症科进行肺损伤的研究工作。我发现，真正进入到严重的肺损伤阶段，机械通气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有限，合适的保护性的通气策略与预防为主的思路非常重要。关键时刻，还是我们中医治未病的思路起到了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据此，我以ARDS的预防为主题在AJRCCM（呼吸专科影响因子最高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当时梅奥对于肺损伤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很好的引用率。在此期间，我更加深刻体会到激素使用的双刃剑效应，若是用得艺术，抓住了好时机，就会救人于无形，如果长期大量使用，不计疗程，就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激素使用迄今仍缺少足够的临床证据，更多地还是基于医生的判断。

2年后，在美国工作期间，2009新型H1N1来了，发源于墨西哥的H1N1很快传播到美国，有些新型的流感病毒感染了美国当地人，很多年轻人出现肺损伤，需要机械通气。由于美国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公共交通不太发达，防控与我们国家相比容易。另外由于医疗体系相对成熟，在每一个隔离病房，都非常清晰地标识防护级别，应该配备的防护装备等级。我当时也承担了病房的针灸研究工作，就根据这些标识做相应的防护，很有秩序。美国对于疫情防控比较成熟，流程和体系建设也比较完善成熟。

2020.01.25 煎熬与出征

今年的年三十，相信是整个医疗行业有史以来最煎熬的除夕。

几乎辗转反侧熬到天亮之后，我一早到了医院，听从医院部署，送我们第一批医疗队出发驰援武汉。

当年冲在前线的我，如今已过不惑之年，配合医院承担整个科室防疫工作的部署安排，并负责观察本院几名密切接触者的临床情况变化，根据情况随时签署转诊证明等。中午，亲眼目送我的战友我的兄弟踏上了去武汉的路程，当时也没说啥，就是一个承诺：如果你倒了我肯定过去救你。全院为他们备足了物资，唯愿此行顺利！

2020.01.27 斗志昂扬

迄今为止，国家已派出两批次共2500余人的医疗救治队驰援武汉。

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目睹社会在经历了不以为然，疫情升级并明确人传人之后的恐慌，封城、封路后社会秩序的重建，物资救援通路建立的今天，处于本命年的我，在不停歇配合医院与科室紧张部署疫情防控措施的间隙，不断被涌现的记忆淹没。

17年前的我无意间卷入了抗击非典狂潮，当年的经历与后来的不间断学习给17年后的我力量与反思。

2020.01.27 医生的思考

SARS，武汉肺炎，成为深刻影响我们国家秩序的病毒性肺炎，在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长河中，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病毒和任何一个生命体一样，一切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存。所以，从演变规律来讲，病毒的变异更倾向于毒力降低，传播性增强。和SARS一样，同属冠状病毒，2019-nCoV，也就是武汉肺炎的元凶，呈现了符合规律的新特点。

虽然现在数据尚未完备，据估计此次肺炎死亡率大概率比SARS低，SARS的死亡率是10%左右。而重症肺炎死亡率大概是30%-60%，急性心梗的死亡率大概在百分之十几的样子，重症急性胰腺炎死亡率50%左右。相比于这些临床较严重的情况，武汉肺炎的死亡率真的是非常低的，死亡患者更多的合并了长期慢性基础疾病，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武汉肺炎，这段时间如果得了流感诱发的肺炎或严重的细菌性肺炎，这些老年病人一样会很难度过这个关卡。

历经非典，面对武汉肺炎，我从一名呼吸科医生的视角，坚定地相信新疫情可防可控的。恐慌不必有，重视必须有。我们国家人口密度大，赶上春运，防疫工作压力很大，但实际上，如临天敌到大可不必，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病源微生物的侵袭，比如历史悠久的流感、结核。最终我们人类与自然的气候环境、微生物和谐共生，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天人相应。北京经历过非典的疼痛，整个社会和医疗机构，都具备即刻反应速度和防护能力，紧凑地根据上级领导指示逐步完备了防疫措施。随着政府的政策出台，全民参与防控，秩序的迅速建立，我们一定会迎来疫情消退的那一天！

我们怎么做

关于防护，各种官方媒介进行了大力宣传，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找广东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一本叫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的小册子，是公开的资源，建议全家人一起学习一下。我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估计经此一“疫”，我们全民都学会了“内外夹弓大力腕”这种七步洗手法，其实非常建议这成为常规防护办法，尤其每年冬春季节流感肆虐的季节。

另外，建议家中可以准备一个血氧夹子充实到家庭医药箱里，如果轻度的发热，没有呼吸困难，血氧97%、98%甚至更高，那就完全不需要急着去医院，居家隔离非常重要，最大限度减少被交叉感染的风险。如果自己感觉喘憋，但是血氧仍有96%以上，仍建议家中隔离，密切观察。如果合并了基础病，发热，喘憋，血氧降到了93%以下，那就要去医院了。中医药对于初期的上呼吸道感染非常有效，值此特殊时期，如果大家有问题，随时在好大夫上咨询我，我一定会尽力解答，给大家中药处方，促进恢复。

备注：图中那个黄色的就是血氧夹子，可以很方便的测出心率与血氧。

后记：

截至发稿时，看到童朝晖前辈的前线回传，他大概介绍了金银潭医院重症治疗的一些情况，呼吁重点防控轻症隐性感染者。我深感赞同，认为我们中医药防控的重点应该放在社区，放在轻症患者及普通人群的预防。特殊时刻，线上问诊发挥了极大作用。

附《中国新闻周刊》童朝晖采访报道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QwFBy0T4Btd1qN22WCBn5A

作者简介

李光熙，主任医师，现任呼吸科主任。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先后参加过国家重点基础项目973计划、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等研究工作。2007年在美国梅奥医学院接受4年的博士后科研训练，获得美国转化医学中心（CTSA)训练证书。主要进行肺损伤的转化医学研究以及复杂数学模型构建在急性肺损伤救治过程中的应用；十几年的科研经历积累了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和科研经验。近3年在美国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篇，发表刊物包括《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Critical Care Medicine》， 《Chest》等美国最主要呼吸及重症杂志。同时在美国医学工程学杂志《ANNALS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以及《AAAI》上各发表一篇文章。参加多项国际呼吸大会并多次进行大会报告交流，包括ATS, CHEST和SCCM。并于今年获得SCCM 2012 Houston 会议上获奖励1项。2011年起至今一直被美国《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聘为审稿人，完成多篇论文的审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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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从不会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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