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
这是生活书店2019年的第12篇推送
在一个生活富裕，又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当个人谋生之道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保证之后，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确是不失为一种悠悠自得的人生。可惜的是，我自己明白，我没有条件这样来对待这门学科，事实上也走不上这条路子；即便走上了，也不会觉得愉快的。
我本人的经历使我更相信认真的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人类学是可以成为一门实用的科学的。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费孝通
人的研究在中国
文丨费孝通
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我是出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是生逢社会的剧变，国家危急之际。从我的这种价值判断出发，我之所以弃医学人类学是可以为朋友们所理解的。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艾德蒙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即使投入了，也早已改行了。
我从来没有隐讳过我选择人类学的动机。马林诺斯基已经在上述那篇序言里替我说明，我是为什么闯入人类学里来的。正因为他同情我，他写下了一句用意深长的话：“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XXI页）这不能只看成是自嘲之语。他在用沉痛心情谴责当代西方人类学者那种内心的无可奈何之情。
我不敢冒昧地把艾德蒙也包括在这一类西方人类学者之列，但令人深思的是他在这本学术自述式的书里却根本否定了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他说：“社会人类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应当以此为目的。如果要说它是什么，其实不过是艺术的一种形式。”（52页）这句话的涵义，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却联系上了马林诺斯基上面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在西方人类学门内至少有一些学者把它作为表演才华的戏台，或是更平易一些，是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我本人对这些动机并无反感。在一个生活富裕，又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当个人谋生之道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保证之后，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确是不失为一种悠悠自得的人生。可惜的是，我自己明白，我没有条件这样来对待这门学科，事实上也走不上这条路子；即便走上了，也不会觉得愉快的。
▲ 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年-1942年)
生于波兰，在英国成为著名人类学家。他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倡导以功能论的思想和方法论从事文化的研究，著有《文化论》，讲述功能派的文化理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典范地展示现代田野工作与民族志方法；《文化动态论》，讲述文化变迁分析的方法，指出文化不是历史的残存，而是人生活的工具。
艾德蒙锋利的思路又发现了个使像我这种中国人类学者为难的题目，就是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个别社区的微型调查能使你认识中国的全貌吗？
这个问题的矛头直指我的要害，因为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型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吗？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吗？
艾德蒙对这个问题仍然是否定的，消极的。他在第一个问题上是放过了我，我感谢他还说了些好评，但在第二个问题却想逮住我了。他用了回护我的口吻来表达他不相信我这样做能“了解中国”的。他说：“费虽称他那本书为《中国的农民生活》，他并不冒称他所描述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家的典型。”（127页）又说：“这种研究并不或不应当自称是任何个别事物的典型。这样做的旨趣是在它的本身。”（127页）
艾德蒙对我的回护我是应当领情的。但是他的意见我只能接受一半。我确是没有意思想把那个调查过的江村作为整个中国所有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典型；也没有表示过，研究了这个农村就能全面了解中国国情。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出版社给我加上的。它原本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Kaihsienhung：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而且英文本的扉页上还印着“江村经济”四个字。当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时并没有用“中国的农民生活”而还是“江村经济”。艾德蒙是知道这经过的。
▲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费孝通 著
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
我也同意，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是有趣的。但我必须老实说，我的旨趣并不仅限于了解这个农村。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因此如果艾德蒙看法是正确的，就是从个别不能概括众多，那么我是走入了条死胡同了。所以我必须正视艾德蒙所指出的问题，并在实践中证明他的看法是似是而非的。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
这个问题在我写完《江村经济》时已经意识到，而且国内不少评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此心中是有答案的。我这样想：把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sui generis，也是不对的。
也许是受了我早年所学的动物学和解剖学的影响，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Type）的概念。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产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体。
▲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英国著名结构学派人类文化学家 ，曾学习于马林诺斯基门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他曾在缅甸进行田野作业并著有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1954)，Pul Eliya, a Village in Ceylon (1961)等。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农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这里和艾德蒙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那就是说形成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他一些农村，这些农村能不能构成一个类型？
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的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的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请注意上面我多次用了“逐步”和“接近”两个词。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艾德蒙喜欢用数学概念来表述事物，我这里所说的“接近”也就是微积分里的基本概念。
由于我自己意识到这一生中能利用来作研究工作的时间愈来愈短愈少，我不能不多看些地方。所以我的习惯是每走一个地方就把我的感受写下来，仔细的调查研究留待别人去做。我称之为开路破题的工作。我写下的这一类的文章是不少的。其中一部分早期的作品已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汇集了一本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去年（1989年）出版，不能直接阅读中文的朋友，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例子。
▲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siao-tung Fe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5-19
我想用我本人的经历，正如本文题目所要求我的，来答复艾德蒙向我们中国人类学者提出的问题。我可以告慰于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是，我幸而在晚年能得到这10年可宝贵的机会来继续我的初志。当然，我并不敢说对中国的国情已有多大的了解，但比50年前是了解得多了一点。更使我高兴的是40年代根据我所调查的资料和从而所得出的认识和形成的对农村发展的见解，到了80年代逐步地经过实践的考验，已证明不少是符合实际的。这也使我更相信认真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人类学是可以成为一门实用的科学的。
我很羡慕艾德蒙有深湛的哲学修养和优异的学术环境。我知道，像我这种务实的人对他提出的问题所做出的答复是不容易说服他的。但是我认真地想一想，我这种在艾德蒙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或是产生于私人经验的偏见，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随手我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想不到2000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对我这一代人还会有这样深的影响。孔老夫子还不是主张少在看不到摸不着的玄理上去费脑筋。他周游列国还不是为了寻觅有用于社会的机会？务实的精神潜移默化，渗入学术领域，结果使像我这样的人，毫不自觉这是古老的传统，而投身入现代的学科里，形成了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学派的形成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创见，很可以说是历史传统和当代形势结合的产物。
▲ 费孝通手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我和艾德蒙意见的分歧，对一个有人类学修养的人是完全能理解的。这里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还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这是人类学者的应有共识。
不幸的是人类学在现代世界上还是少数人的珍品，远不是普遍人的常识。可是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了。他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共同生活，怎样能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这次和艾德蒙的缺席对话，其意义也许不只限于我们少数不同国籍的人类学者的共同兴趣，而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怎样进入21世纪的问题。
我虽然已经年过80，对今后人类的关心看来并不是杞人忧天。人类学者是否有责任在建立文化容忍的精神方面作出一些贡献？谢谢今天的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为人类学的不断前进做出努力。
1990年7月25日
本文节选自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
费孝通 著 麻国庆 编
三联生活书店出版
注：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中国社会学
经典文库
《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作 者：林耀华 著
庄孔韶 方静文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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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80768-067-3
本书是著名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用小说体写作的社会人类学学术专著，通过小说中张、黄两家在社会生活与经济变迁中的兴衰沉浮，刻画出了中国南方乡村生活的全景。面对生活中的机遇与挑战，张、黄两家的不同选择，演变出截然不同的家族命运与个人际遇。作者娓娓道来，在叙述张、黄两家生活场景的同时，对地方社会的信仰、习俗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对个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调适与制衡进行了分析与评述，为读者更好的解析人物故事内涵、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提供了社会学领域的最佳读本。本书为《金翼》1944年英文原始版首次翻译出版。
《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作 者：庄孔韶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80768-087-1
庄孔韶教授《银翅》一书，是林耀华先生著名人类学小说《金翼》的学术性续本。1986—1989年间，庄孔韶数次回访“金翼”黄村及相关市县镇村，累计十四个月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完成了这部混合多种写作手法的学术作品。《银翅》展示了上个世纪20至80年代末中国闽东乡镇社会文化变迁的绚丽画面，其中，基层军政结构、古今关联、理念先在和文化的直觉论是本书特别倚重的创新理论。《银翅》这一携带着完整传承与应变信息，以及重拟“察机”之家族过程的中国样本，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并引发人们的思考和寻味。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
作 者：翟学伟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80768-181-6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一书根植于中国本土视角，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为参照系，对中国人的表与里、心理机制与行动逻辑，及所处的中国社会具体阶段与文化脉络，进行了方法论、概念以及经验和理论的探讨。尤其注重对中国人的行动策略同中国社会结构、文化情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力图从中国人日常而真实、现实而具体的层面上建构起分析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理论框架。 本书自2001年初版以来，中国社会与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对中国人心理与行动的研究应“尽可能在变中看到不变的部分，至少是难变的部分”，勘其脉络与底色，可由此作为当下与未来研究的基础。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作 者：项飙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80768-188-5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作 者：吴毅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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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80768-215-8
基层迎检、开发纷争、征收税费、产业调整、征地“种房”、维权争利……“喧嚣”一词，释尽乡镇日常政治种种人事与结构交织碰撞的众声嘈杂。本书以后现代叙事策略，围绕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乡村权力场域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深度阐释了21世纪初中国中部地区某乡镇“乡域政治”的运作实践与支配逻辑。本书出版十年来，获得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好评，被权威专家和普通读者誉为数十年来少见的以“抵近现场”“深度描写”的方式、以“比小说还精彩”的叙述来“复杂化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作品。重读此书，不难发现，虽然它研究的是十多年前的乡镇，但是，对于“故事”背后种种复杂因素的颇有见地的理论探讨，让它在今天仍然极具启示。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增订本]
作 者：徐勇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80768-238-7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民主治理形式。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依法自主管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其发展与推广过程中，有其艰巨性与复杂性。在中国乡村推行三十年后，当下，村民自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村民自治研究正伴随实践进行范式转换，由价值—制度范式向形式—条件范式转换。
徐勇教授二十余年来坚持不懈有关村民自治的调查研究，深入梳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产生、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本书的上篇由徐勇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构成，名为“制度分析”；下篇收录了2000年至今其代表性论文数十篇，名为“专题研究”。上下两篇可以完整地反映徐勇教授从事村民自治研究的全过程。本书的出版也算是对村民自治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
作 者：费孝通 著，麻国庆 编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80768-252-3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老一代的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家，世人对其青年时代创造的经典著作早已耳熟能详。同样值得世人重视的是，费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之后，面对现时代中国及世界的新态势，从实求知、孜孜不倦，延续并将其一生所做的三部主题“文章”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本书从乡村与城镇发展、民族与社会发展、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学术反思与展望四个方面，分别收录了费孝通先生第二次学术生命中形成的代表性作品，汇成文集，既是立此存照、缅怀学界的先行者，也是梳理学脉，便于后学者续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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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中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入选豆瓣208年度读书榜单：再版好书
（榜单链接：https://book.douban.com/annu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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