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我什么也写不了
这是生活书店2019年的第48篇推送
曾几何时，多少人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作家，年轻的许昂也一样。1995年，她生于北京。中学就读于人大附中，大学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开设个人同名公众号，出版诗集《惊蛰》。近期三联生活书店出版了许昂的新书《羽之书·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一起感受那些青春与迷茫。
在巴黎我什么也写不了
文丨许昂
一
在过去我未曾进行写作的一个月里，塞纳河的水位升至三十年来的新高，巴黎本地人终于也像游客一样，轮番与被洪水淹没的桥墩以及垂死的大鱼合影留念。
与此同时，欧洲杯开始了。埃菲尔铁塔也改头换面，在球迷们高声歌唱或是咒骂的夜晚里，骄傲地闪烁着三种颜色的光芒：蓝色代表自由，白色象征平等，红色意味着博爱。在博爱的铁塔殷切的注视下，聚集在巴黎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歌舞升平。倒是马赛出了事，英格兰球迷在市中心的酒吧门口扔椅子，上了《世界报》。
至于我，走路时磨破了脚跟，煎鱼时烫伤了手，送走了所有朋友，成日耽溺在一种得过且过的心境里。5月是雨季，我一人听着雨声，在晦暗的宿舍里—我住二楼，因而总阖着窗帘—每天煮各式各样的面条，搭配相同的酱料。
不过我的厨艺时好时坏，面条时而不可口。可是除了米其林三星餐厅中出没的美食评论家，对于舌头和味蕾不那么发达的平常人而言，巴黎大概不是一座适合独自外出进食的城市。好在日本城有两家韩国超市和一家台式盒饭店，实在懒得煮面条的时候，我就坐六站地铁，走过两条街，购买一份十欧元的萝卜牛腩饭和两瓶无糖的茶饮料。
有时我会短暂地想念北京的烤鸭与炸酱面，但我心里清楚得很，如果我回了北京，大概不会去吃它们。
有时我会试图完成5月初写了一半的几篇稿子，但事实是，我要么握着笔盯着本子，要么双手放在键盘上盯着电脑屏幕，什么也写不出来。于是我愈加悲哀地意识到，自己可以如饥似渴地喝掉一瓶五百毫升的冷压果汁，却不能如饥似渴地工作。
有时我会为自己即将要离开巴黎而怅然若失，有时我会期待暑假的到来，更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知觉越来越麻木。
“无所谓，”我对自己说，“无论这样还是那样，全都无所谓。”
离开巴黎前，我打算完成三件事情。
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去瞻仰名人们的墓碑。巴黎市内共有三处公墓群，蒙马特一处，蒙帕纳斯一处，二十区一处。
我最想去看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肖邦，以及葬在蒙帕纳斯公墓的萨特与波伏娃。若是时间充裕，便再加上波德莱尔、德拉科瓦、普鲁斯特、毕沙罗，以及王尔德—只要是文艺界奋力工作过的名字皆可。至于《追忆似水年华》和《第二性》到底读没读过，却没那么重要了。
▲ 萨特与波伏娃之墓
重要的无非是，带好相机，认真构图，把光圈调到最大，凑够九张色泽漂亮的照片。
第二件，便是在歌剧院大街找到一间咖啡馆，面街而坐，点一杯柳橙鸡尾酒，直到日落。
花神咖啡馆曾经有萨特，双叟咖啡馆曾经不但有萨特，还有加缪、毕加索与海明威。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名字，今日的它们只有如织的游人。因此我决定哪间都不去，在大街上碰碰运气。
▲ 双叟咖啡馆
第三件事我还没想好，却又觉得在巴黎的时间愈久，所不了解的风景与事物便愈多。那么离开前的愿望清单，至少得有三件事，才能稍成气候。
二
6月16日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个周五，下午5点40分，我精神抖擞地走进城东二十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侧门。即便视线内未曾出现兜售墓园地图的商贩，身体和胸膛依然充满了力量：这里晚上6点关门，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就算不能逐一拜访肖邦、大卫、巴尔扎克、毕沙罗、罗西尼、莫里哀、达拉第、拉封丹、德拉科瓦、吉姆·莫里森、伊迪丝·琵雅芙、伊莎多拉·邓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至少也可以看到普鲁斯特和王尔德。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头脑发热而兴致勃勃，以至于忘记了许多至关重要的信息，诸如整座墓园占地一百一十八英亩，竖有六万九千个墓碑，藏有一百万具尸体云云。
这时，一对穿着冲锋衣的法国夫妇经过我的身旁，径直走向侧门的告示牌。那里有一张笼统的墓园平面图，标出了几十位名人的大概位置。除了他们，除了我，再除了来回飞行的虫群，这里就只剩下不说话的树木和野草。
“接天莲叶无穷碧，”我的脑子非常突兀地想到，“映日荷花别样红。”
拉雪兹神父其人在波旁王朝的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可循的行迹。我们所能知道的无非是他的全名、身份，以及简短的生平。
▲ 拉雪兹公墓
弗朗索瓦·德·拉雪兹，1624年出生在法国多姆山省的爱克斯庄园，双眼皮，发际线较高，人中较短，鼻子则是典型的法式鹰钩鼻。他的舅姥爷亦是神职人员，专门聆听亨利四世的忏悔。到了弗朗索瓦这一代，他得到了路易十四的信任与喜爱，从五十一岁开始担任太阳王的虔悔神父。在他长达三十四年的职业生涯中，不但曾为君王与君王的第二任妻子曼特浓夫人征婚，还多次以年事过高为由提出辞职并被驳回。总之，1709年他死了，生前在巴黎市郊的住所被改建成墓地，以他的名字命名。
即便他每周都要数次前往凡尔赛宫为君王工作，却并没有住在王宫。通勤对于年事已高的神父来说，想必是件不大容易的事情。毕竟如今若是从拉雪兹公墓乘公交去凡尔赛宫，也需要从公交转地铁，花掉一小时十三分钟的时间；汽车要快一点儿，大概五十分钟。
神父大概也想不到，即便他曾是太阳王眼前的红人，到了20世纪，亦是退居二线，成了地图上的一个名字。至于20世纪生人心目中的红人们，譬如肖邦，譬如吉姆·莫里森，草地埋骨、鲜花裹尸，日日接受来访者的顶礼膜拜。再譬如王尔德，墓碑上尽是女粉丝各形各色的唇印，墓地管理人员不得不在石头外加盖一层玻璃。
当然，我既没看到肖邦处的花朵，也没看到王尔德处的口红。在墓地的第十分钟，经历了一番急切却一无所获的寻找后，我迎头碰上了两位挺胸抬头又大步流星的工作人员。
“女士，这儿要关门了。”他们毫不留情地说。
我紧握着手机，紧盯着屏幕上吉姆·莫里森坟墓的方位—在谷歌地图上唯一一个被标注的墓碑，就像紧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哪怕我不是一名狂热的摇滚爱好者，可这是我今天见到一位名人的最后机会，我想。
“女士，你走错方向了！”工作人员在我身后高喊，“请从正门出去！”
至此，我在离开巴黎前的第一项任务以一败涂地而告终。
别提萨特和波伏娃，也别提歌剧院大街的夕阳与鸡尾酒，在巴黎的最后几天，预想中的三件事情一件也没有完成。我所做的，无非沉默地吃水果和饭，沉默地洗了一次衣服，装箱，打包，搬家，一走了之。
海明威曾写道：“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也许离开了巴黎我就能写巴黎，”他又说，“正如在巴黎我就能写密歇根一样。”
我并不十分喜爱海明威的小说，但是我总觉得他所说的话很对。就连伍迪·艾伦笔下《午夜巴黎》里那个过分脸谱化的海明威的所有台词，都不由使人立即唯唯诺诺地奉为真理。
极端的真理与极端的谬误总是来势汹汹。大概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智者与愚人的面前，我常常缩手缩脚，懦弱而沉默。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即便在巴黎我什么都写不了，离开巴黎后，我也许就能写巴黎了。
本文节选自独立日少数人的生活系列
羽之书·《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许昂 著
三联生活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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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图均源自网络
少数人的生活系列
羽之书·《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作 者：许昂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ISBN： 978-7-80768-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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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活动主题
少数人的生活，多数人的困惑：写作带给我的得与失
活动嘉宾
许昂
1995年生于北京。中学就读于人大附中，大学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开设个人同名公众号，出版诗集 《惊蛰》。其人生经历可圈可点，用她自己的话说：“十八岁前是优秀青年，十八岁后从青年精英的康庄大道上脱轨，一去不复返。”是一个为了创作理想而脱离世俗精英道路的人。
千阳
三联生活书店第二编辑室主任
活动时间
2019年3月24日（周日） 15:00
活动地点
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三里屯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北街43号
长按扫码，即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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