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沪者也】从金神父路上的广慈到瑞金医院
今年9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在瑞金医院工作有60多个年头了，从1948年至今，他参与并见证了这家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医院”的百年蜕变。
位于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医院，在许多老上海人的记忆中有一个难以抹去的名字——“广慈医院”。
今年9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在瑞金医院工作有60多个年头了，从1948年至今，他参与并见证了这家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医院”的百年蜕变。
病房分为三等
医生之间也等级森严
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系毕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留在学校附属的广慈医院工作的机会。正式穿上白大褂的王振义，热爱这份职业，尤其喜欢为病人解决问题后的那种“当医生的成就感”。
广慈医院，也就是如今的瑞金医院。王振义迈入这座医院时，医院建院已有30余年，在当时已经是一家颇有知名度的大型医院。
20世纪初，法国人姚宗李任江南传教区主教时，计划在上海的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创办一所有外科的西医医院，法国教会同意了这个建议。1904年，医院开始筹建，先建造了4幢两层楼房，其中两幢是病房，共有病床100张。
1907年10月13日，医院举行了落成典礼。中文名称是“广慈医院”，意为“广为慈善”，法文名称是“圣玛利亚医院”。
医院开办伊始，少有中国病人前往。当时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建筑工地上，一个工人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急送至广慈医院后，医生立即进行了手术，把伤者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此事使广慈医院声名鹊起。后来医院几度扩建，还增设了犯人病房、贫苦病人病房等。
进入广慈工作后，王振义被分在2号楼的平民病房。那时候医院的病房是分等级的，分别为一等、二等和平民病房。与一等病房相比，平民病房的费用比较低廉，对于部分穷苦患者甚至是免费的。
医院不仅对患者分等级，医生之间也是等级森严。“我记得当时的5号楼、7号楼和9号楼收治的都是一等或二等病人，由主任和副主任级别的医生负责，我们这些年轻医生几乎很少有机会去那里。”王振义回忆道。
负责平民病房的内科医生一共只有三人，主任是著名的内科医学家邝安堃，王振义一个人要负责48张床位。“那时候我们不用看门诊，门诊有专门的医生。工作节奏基本是一天在平民病房，一天在传染病房，一天休息，几乎什么病都要看，尤其在传染病房时，狂犬病、霍乱、天花每天都会遇到。”在医院工作的第一年对王振义的锻炼很大。
王振义印象颇深的是，整座医院很少有中国人做护士，护士之职主要由法国和西班牙等地来的修女担任。
国家的转折点
也是医院的转折点
按照当时广慈医院的规定，一年实习期结束后，只有少数医生可以留在医院，大部分年轻医生只能自己开业行医。王振义的不少同学都选择了自己行医，也有少部分人继续深造。
当时，与王振义一起在广慈医院工作的还有他未来的妻子，她准备去杭州的一家医院工作，王振义则打算去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原本准备动身去北京的王振义改变了决定。
他留在了广慈，并当选工会副主席。
“我当时觉得医院有不少传统的法国制度都不太合理，比如医生太少，大多数医学生培养了一年就流失了；主任医生看高干病人，年轻医生看平民；而且也没有专门的护理部。”敢于直言的王振义多次代表医生与院方“谈判”，不仅为大家争取提高待遇，增加奖金，还积极推动医院的改革，广纳人才，设立护理部。
1949年，广慈医院病床数达到780张，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临床科室10个，医技科室5个，医护及工作人员356人，成为了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
王振义记得：“当时，武汉要建一座大医院，就是按照我们2、3号楼的样子建造的。”
1950年后，广慈医院的规模迅速扩大，招收了一大批优秀的医生，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医院发展的栋梁之材，也成为新中国医学事业的推动者。
“如果没有解放，瑞金医院不可能是今天的样子。”在王振义心目中，1949年是国家的转折点，也是瑞金医院命运的转折点。
在国际血液病治疗领域
引起注意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广慈医院被划归上海第二医学院，并作为该医学院的一所附属教学医院。也是在那一年，广慈医院的学科开始重新划分，内科被细分为消化科、心血管科、内分泌科和血液科四个专业。
前三个科都是热门专业，唯有血液科无人问津。王振义却偏偏选择了这个在旁人看来最“吃亏”的学科。“大家不太喜欢血液科，主要是觉得血液疾病太复杂，当时我以为血液病很简单，只要一台显微镜就可解决诊断，后来没想到这么复杂，这么难治。”
王振义又回到了2号楼，在老师邝安堃的指导下开始了血液病的研究。“那时候我们科在医院不太受重视，来的病人不多，而且也不容易治愈，用血量却很多。”
起初，血液科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实验就在检验科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振义在国内成功诊断了第一例血友病患者，并建立了血友病A与B以及轻型血友病的诊断方法。
有了底气的王振义开始向医院申请专门的实验室。2号楼的一间配膳室成为了血液科的实验室，这间约四五平方米的小房间既是培养室、操作室也是办公室。王振义带领几名研究人员开始了白血病细胞诱导分化的研究。尽管没有任何基础，实验仪器也严重匮乏，包括培养细胞用的温箱在内都要到别的医院借用，但大家干劲实足。
“后来，血液病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我们的实验条件也越来越好，上世纪80年代陈竺到血液科工作，我们的实验室才比过去大为改善。”王振义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瑞金医院的名字在全球血液病治疗领域开始引起注意，王振义在国际上首创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种治疗方法被誉为白血病治疗的“诱导分化”新途径。
走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
医学发展道路
走进如今的瑞金医院，绿荫环绕中依然可见上世纪初留下的多栋历史建筑。
在高楼环抱中，一栋仅有两层的法式洋房优雅如初，这座曾经的高等病房医治过不少社会名流及政要，历经100多年的沧桑，它被改造成了院史陈列馆，收藏着这家医院的百年“秘密”。
王振义奋斗多年的2号楼现在仍是病房楼。它不仅见证了王振义的血液病研究之路，也见证着另一些科室的重要创举——
1977年夏天，一群医生聚集在2、3号楼一间手术室里，我国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正式拉开序幕。傅培彬、董方中两位教授亲临手术室“督战”，林言箴教授主刀，手术的成功填补了我国器官移植的空白。
1978年4月，张世泽和他的团队实施了亚洲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此后，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在这家医院实现。
从1907年的“广慈医院”，到1967年改名为“东方红医院”，再到1972年更名为现在的“瑞金医院”。在王振义看来，无论医院的名字怎么变，建筑如何翻新，有一些传统始终不变，那就是行医者救死扶伤的初心和广慈的善心，更重要的，还有不断创新的精神。
“解放之初，震旦大学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合并为第二医学院，我们医院的医生大都来自这两家医学院。那时候圣约翰是美国人办的，学生都比较‘讲派头’；震旦是法国人办的，相对比较严谨。这两种文化在当时的广慈很快就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中国派’。”王振义说：“我从小受的是法国医学教育，它的优势在于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但我们的医学教育和医学发展模式不能跟着法国人走，这么多年来，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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