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朕红了赏你一座金銮殿！”东北小镇直播青年的幻梦与现实
大多东北人既能说会道，又豁得出面子，直播给了他们一个出口，不但有前途，还有“钱途”。在一些直播平台，往往还有“得东北人得天下”的说法。
祁鲁（化名）把下午最后两节课全逃了，每逢班会，老师都不点名。
辽宁鞍山县级市海城，乡镇的网吧，座位并不多，他必须来得早，才能找到“安心做事”的角落。他推开门，拨开厚厚的门帘进去时，几位同年级的同学笑着调侃：“主播驾到！”
在网吧做直播，他自己也觉得怪，怕别人笑话“不正经”；还有人嫌吵，没掐掉的烟头直接飞过来，差点烫到脸上。也不敢反抗，反而对着摄像头说：“看，有人丢了根烟给朕！”
这名19岁的高三留级生，给直播号取了个“贼好听的名儿”——“麋鹿”。他当然也想像别的主播一样，买台好的手机或电脑，但一时没从家里要到钱，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去网吧，隔三差五做几个小时的直播。有时大半夜从学校溜出钻进网吧，还常能遇见同行。
网吧管理员一次按捺不住，拍了拍正捏着鼻子对十来位在线观众表演的祁鲁，“你这也能红？”祁鲁故意压低嗓门，一本正经地回复：“等朕红了，赏你一座金銮殿。”
打那以后，祁鲁努力攒钱，上个月与朋友合买了一台二手组装电脑，白天趴在课桌上睡得天昏地暗，晚上伴着小区老房子里的微光直播到深夜。他并不知道，每天午夜的东北三省，这样的微光数以万计。
就着深夜微光，祁鲁还在整理第二天要进行的网络直播，小区整栋楼只有他房间的灯亮着。
新兴的网络直播领域，近年实现爆发式增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最近的一次统计报告中，截至今年6月的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一栏，填上了“3.25亿”，接近于网民数的一半。而一家业界领先的互联网数据分析公司，公布的直播网络主播地域分布显示，超过2成的主播来自东北三省；一家北京媒体统计了花椒等多个直播平台发现，“最热门主播”中，东北籍超过一半。
祁鲁只是“全民直播”风口上的一员，在他的家乡海城，已经涌现“大佛”“小白龙”“小水”等好几名身价百万的主播，他们几乎都是从当地小镇走出去的。
平台多了主播势必就多，数量多了种类往往就杂。今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直播机构和个人持证上岗。紧接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1月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定于12月1日开始实行，对禁止传播色情、暴力等违法违规信息等方面作出要求。
在祁鲁看来，眼下，“大家都在求变”。而他自己，依旧是那名常把“明星梦”挂在嘴边的年轻小主播。
在新攒的二手电脑前，祁鲁经常打开直播平台从别人那里“取经”。
“万一红了呢？”
祁鲁玩直播快两年了，还没赚到过“大钱”，但一开始，就不是冲着钱去的。
“我有点想红。”怕别人听不明白，他刻意加上一句，“我也想当东北大明星！你数数电视里火了多少东北人？”在祁鲁的记忆中，以往的春晚，观众最期待的就是几位东北明星的节目；而今，风靡一时的一部“网生喜剧”源源不断放出“东北梗”……
这种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对于东北长大的孩子而言，影响力还真不小。
在海城跑出租生意的符师傅说，早些时候农村很多孩子从小听收音机、看电视、模仿演员搞笑，再大一点家里把他送去拜师学二人转、学杂技，就盼着出名。“只是现在的孩子都嫌苦嫌累，才想出这么个玩意儿，万一红了呢？”
符师傅说的“玩意儿”，就是“网络直播”。
祁鲁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网红，“我甚至都想过，要是火了，是去北京还是上海？要不要成立工作室？”
海城的矿产资源不少，而且多年前已形成以服装和皮具生产销售为特色的产业链，劳动力需要远走他乡打工的机会不多。尤其是现在海城的年轻一代，从小就在“轻松赚钱”的环境中长大，没吃过什么苦。祁鲁也由衷认为：“进厂太累，做生意竞争也太激烈，很多人还是想能躺着把钱赚了。”
这样说来，做直播是个“好到不能再好”的选择。祁鲁的一位同行，有次直播吃狗粮，仅3分钟就收到了1000元的“打赏”。而大多做直播的海城青年，无不认为“动动嘴皮子”就能月入过万。
符师傅的女儿小楼今年23岁，刚从大学毕业半年，但从事直播已整整1年，工作地点就选在海城市南台镇的家中。坐在电脑前的她，需要做的就是“亮亮自己的沙哑音质嗓”，或者和观众聊聊最近的热门话题。“打赏”不断，“收到一个‘火箭’就差不多2000元了，一天能收到一个就不得了。”直播以来，小楼的月收入超过3万元是常有的事，而在她的直播平台里，这只能算低水平。
小楼觉得，像自己一样从不知名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传统行业里机会渺茫。而大多东北人既能说会道，又豁得出面子，直播给了他们一个出口，不但有前途，还有“钱途”。在一些直播平台，往往还有“得东北人得天下”的说法。
受女儿的影响，年近60岁的符师傅，也会些“点关注，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之类的“主播用语”。
“直播平台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东北人的。”符师傅对女儿的工作充满骄傲。
“谁都可以参与的游戏”
祁鲁掰着手指数了10个最知名的直播平台。倘若告诉他，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的“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一定会咋舌。
躲在“麋鹿”这个账号后，从网上抄点段子改一改，配合着表情和动作讲出来，祁鲁的“粉丝”曾达到好几千。关注度最高的一次，在线人数超过2000，祁鲁说“够吹半辈子牛了”。
但实际上，从关注量看，祁鲁只能算纯业余的网络主播。在海城的小镇里，主播的真实身份有电视台新闻主播、公务员甚至货车司机。每个人出发点各不相同，有“通过直播找到自我”的，有“传播正能量”的，也有“纯粹打发空余时间”的。
同在海城的主播“小海城”在当地小有名气。喜欢他的观众称，这位嘴里缺颗牙的主播是最接地气的。前两年，“说走就走的人生”还很流行，为了让不能出行的观众体验“穷游”，“小海城”开始了野外旅行直播，还顺手做慈善。他在直播间组织网友捐献，把学习用品送给了藏区孩子们。
但并非所有人如此。通过慈善造噱头赚钱、“涨粉”的主播似乎更多。祁鲁总结了他们的几个共同点：脑洞大开、自吹自擂、瞒天过海，自然，最后也赚得盆钵皆满。比如有的主播导演了“安排山区贫民站成两排并发钱，直播结束后又从村民手中把钱收回”的闹剧。做伪公益的主播被当地公安机关驱离后承认，目的就是增加网络直播的观看量，让“粉丝多送礼物”。
再比如，去年起可见的“直播吸毒”，观者也不知真假。“但是很多同学都在看。”祁鲁说，当他还是新手时，曾看到女主播老乡用惹火表演吸引人气，再把不雅照片、视频发布到微信、QQ群。
“在严打之前，这灰色边界上的主播走得可欢畅了。”祁鲁把直播平台形容为“一个谁都可以参与的游戏”，既然是游戏，就有输赢。这些常常越界的主播们，赚钱快，遭骂时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名观众曾经在看直播时对祁鲁直接发问：你们娘娘腔、扮残疾人、表演三俗节目，把东北人的形象都抹黑了，难道不亏心吗？祁鲁一脸茫然又不敢回击，仔细一想，也是有道理。直播们看似成功的背后，其实很多把良心都出卖了。
“说实话，一名正常的东北人看了这些直播内容都会犯尴尬症。”祁鲁说，钱都让这些人给赚了，“不科学”。
迷路的“麋鹿”
一直相信“高手在民间”的祁鲁，并不知道“麋鹿”还有另一个称呼：四不像。
在朋友看来，他是一位很会搞怪的“奇才”；在班里，不少人认为他“奇葩”；在老师心目中，他逃课、不服管束；父母在电话里也承认，这个没有沾染上抽烟和喝酒等坏习惯的孩子，却迷上了他们这一代人几乎都不懂的直播，这是比“网瘾”还难治的病；在观众眼中，祁鲁又变成了一名偶尔能出神段子的自称“朕”的年轻小主播。
他常常把“明星梦”挂在嘴边，一度斗志昂扬：要讲的笑话，提前3天就“彩排”；每次直播结束，都不忘提醒观众下一次的播出时间。
“二人转啊，小品啊，还有好多综艺节目，只要是东北味的就受欢迎。”直播的时候，祁鲁总是保持浓郁的东北口音，搔首弄姿不会，唱歌跳舞也不会，总得有点特长。
直播带给他的，远不止快乐。为了直播，他常常晚上精神抖擞、白天像丢了魂；有时也想补课，考个一般的大学，但看着关注量滑落，书也看不进，脾气火爆，连最严厉的任课教师他都敢顶撞。
小区里的邻居们都说他是“野孩子”。由于父母平时在外，他拿着基本生活费，两三个月接到父母一个电话，只要谈话，必是争吵，和父母吵完后挂断电话，该做啥做啥，丝毫不影响心情。
别人说他陷入了直播不能自拔，祁鲁却觉得“直播里的人比外面的都要好”，每到直播时间，他身心就会完全放松。
去年，经历了“严厉警告”“留校察看”的祁鲁，终被开除。今年，家里托了关系把他送进另一所学校，感觉也“待不长久了”。
朋友说，在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期，祁鲁迷路了。
像他一样的，还有多少？没人统计。观众数量越来越多的小楼，大致数了自己加的同行群，其中有三分之一的20岁上下的小青年。他们有的还在上学，有的干脆辍学，去一些公司应聘主播，负责下流段子，制造网络暴力，连主播届的同行都看得瞠目结舌。
被斥责为“害群之马”的他们，大多并不清楚，这条路到底能走多久、多远。
弱肉强食的直播领域里，有的“飞黄腾达”，年入千万；有的摔得鼻青脸肿，洗手不干；还有一些怎样也不放弃，打打擦边球，从线上转入线下。小楼所知道的，就有“主播把送礼物的集中到一个微信群里，然后在群里‘地下表演’，还自称没办法，大环境是这样……”
“后规范时代”
有着几十万“粉丝”的小楼从未想过自己的直播事业会有转折点，而非专业的祁鲁更不会这么想。
“正经”做直播的网络主播，曾经都对线上转线下的擦边球乱象“敢怒不敢言”。尤其是一旦网友抨击失控，很多和涉事者毫无关联的主播也会有“诛连”的感受。这些主播，希望相关部门能针对性地推出严格有效的规范。
而管理部门的目光，来得不但比想得快，还是一套“组合拳”。
今年9月“持证上岗”通知下发后，小楼和她的同行们成天都在微博上讨论，最消极的想法，是“直播会不会马上要黄了？”
12月1日即将实施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禁止传播色情、暴力等违法违规信息以及规范新闻信息直播、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作出要求。国内许多直播平台纷纷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和执行。实名制、信用等级管理体系和“黑名单”制度，将成为不良行为的克星。
在“后规范时代”，虽然在祁鲁和小楼看来，直播平台里仍有一些打擦边球的主播“死灰复燃”，但总体状况是，“大家都在求变”。
“小海城”把直播从户外转成了室内。对于是否可以采访的问询，光着膀子的他不以为然，“采访？可以啊。采访啥？我又不是成功人士”。在他的直播世界里，生活常态是主要内容，包括他几十平方米的家、名为“程程”的妻子、被观众称为“大侄子”的儿子，还有一条叫“笨笨”的狗。
最忠实的观众，连续看他直播了8小时，即使内容平淡无奇，但还是有人不断点赞，不断送礼。
海城电视台的新闻主播顾楠楠，曾有不少忠实拥趸，但“求变”的她，干脆辞了工作去做服装生意，还当起模特。
如今打开几个大的直播平台，那些发源于海城小镇一样的东北地区的主播们，有的搬迁到北上广深，有的已经很久不在线。
对于那些“除了直播现在都不知道能干些什么”的主播，这个工作无法轻易割舍。海城主播“小水”最近发声说：上班一个月，只赚那一两千元钱，在突然有了高收入后重新选择上班，挺难。
祁鲁也还在坚持，因为“‘明星梦’还在”。他很希望，未来，大家的欣赏眼光，不再为“东北主播”而变得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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