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

80年前的今天，“七七”事变的炮声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的亲笔书信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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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在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的亲笔书信所起的作用值得一提。在学界，有人称之为“亲书政治”。亲书者，这里专指亲笔书信。

毛泽东一生亲笔给人写信无数，这是其政治生涯的有机组成，也是他长久运用渐至炉火纯青的政治技能之一。

在结束长征抵达陕北特别是召开瓦窑堡会议后，直至“七七”事变前夕，毛泽东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运用亲笔书信与各方人士积极联络，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同，堪为亲书政治的成功范例。

以亲书作为上层统战的“外交”手段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

在共产国际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日寇加紧蚕食侵略中华的危急情境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写的“八一宣言”在共产国际“七大”定稿并传出。受其影响，国共两党开始谈判。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军事对垒仍在，国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亲笔书信成为毛泽东沟通国民党政要与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亲笔书信相协同的还有派员联络、电报联系。派员联络通常会捎上亲书，电报联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其前提是双方必须互递密码，这通常是在亲书政治奏效之后。

此外，中共中央还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将领等名义向国民党等发出宣言、通电、公开信等，以宣传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这是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 

这些政治文件虽然很多也蕴含了毛泽东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但因为是以组织的名义，即便以书信形式，也不能视为亲书。

毛泽东的亲书政治，以统战理论观之，可统归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这时期毛泽东写给党内同志的书信暂不入论列）。在1936年3月2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 

所谓“外交”，这里实指统一战线。报告确立十大“外交”方针，其中第十条正是“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如果说宣言、通电、公开信等可称之为“普遍的请求书”的话，那么，“个别的请求书”则非写给统战“外交”对象的亲笔书信莫属。

张学良（图左）、杨虎城。

一日写七信、一信致候69人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董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总部未经赴宁开会的张学良同意，命令该军全部东进，以解甘泉之围，结果在直罗镇遭到惨败。

毛泽东并没有止足于直罗镇大捷，在5天后他给败军之将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

这是侵华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卢沟桥事变”侵华日军战地照片。

同年12月5日，毛泽东经向曾在第17路军工作过的汪锋了解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致信杨虎城，让汪锋带信给在西安的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大体可以判断此信出自毛泽东之手。

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泽东又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由汪锋一并带去。

毛泽东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相关书写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毛泽东先后致信国民党第84师师长高桂滋、内蒙古鄂托旗张司令、盟克耳纪。在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5月25日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8月13日，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这是南口火车站门前等待开赴前线的中国士兵。

在敦促西北军领导人物积极行动的同时，毛泽东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就在写信给杜斌丞、杨虎城的第二天，他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致信宋哲元；致信宋子文；致信傅作义；致信易礼容。

也就是说，8月14日，毛泽东一天就写了7封信。

其中，韩、张、刘、傅，以及宋哲元，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他是蒋介石的妻舅，毛泽东写信给他更具有向蒋介石集团投石问路的意味，同时也是因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时有抗日绪论”，为毛泽东所看重。

毛泽东书信中尊其为“邦国闻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瞩望可谓深沉。

毛泽东悼念柯棣华挽词原作在印度完成修复。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他不过是在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

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此番去信不但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

“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

为对方免祸起见，毛泽东此信落款有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曾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

↑上图为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资料照片）；下图为2017年7月3日拍摄的宛平城（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8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后，毛泽东对国民党要员的亲书攻势进一步加紧，且多附寄该公开信。

9月8日，毛泽东一日写信4封，分别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及其他国民党西北军政首领朱绍良、王均、毛炳文。

那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分别写信给宋庆龄，以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章乃器等四人。

4天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蒋光鼐、蔡廷锴，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寄上对两广实力派的协定草案。

那天，毛泽东还致信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特别是致信蔡元培，信末开列致候“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名单竟多达69人。

9月22日所写书信的总量虽然没有超过8月14日之数，但是，以一信写给多人，特别是信末致候人数可谓是空前绝后，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历史紧迫感，也标志着毛泽东那时期的亲书政治行为达到了高潮。

↑上图为1937年8月8日，日本骑兵在朝阳门车站集结（资料照片）；下图为2017年7月3日拍摄的朝阳门地区（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尽管在后两个多月间，毛泽东没有放弃亲书政治的斡旋，先后联名周恩来致信张学良，个人致信傅作义、致信许德珩等北平各教授、致信脱党多年的陈公培。

然而，形势还是陡转直下。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意欲胁迫张、杨部进攻红军。

第二天，毛泽东一日三书，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杨虎城，继续呼吁、不放弃争取。

在统战局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既势有必然又颇具戏剧性地爆发了。

↑上图为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抵抗日军进攻（资料照片）；下图为2017年7月3日，居民和游客在卢沟桥参观（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

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传递新的政策主张；

3月29日，致信范长江，附寄新的政策主张与自己写的《祭黄帝陵文》。

除了团结中外记者，6月24日毛泽东还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这既是世界党际交往，亦可视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促进国内的举措。

翌日，毛泽东复信何香凝，其中“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一句，竟成时代的预言。

毛泽东亲书可能有遗失，但以现存资料而论，因为“七七”事变的爆发、历史使命的转变，毛泽东那时期的亲书政治就此告一段落。

何香凝。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吴海勇

H5制作：叶田媛

图片：新华社资料照片

微信编辑：肖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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