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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访】上海人陈佳洱:我当北大校长那些年

2017-08-17 高渊 上观新闻
1998年5月,陈佳洱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中央提出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近20年过去了,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83岁的传奇校长。



1998年5月,陈佳洱在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发言


一早,京城狂风大作。


与陈佳洱院士相约9点,在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二楼见面。看到一位瘦削的白发老者慢步拾级而上。他见了我就握手微笑道:“抱歉啊,来得晚了。”


作为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长,陈佳洱依然保持着中国老派知识人的脾性:儒雅、谦虚、和善。


我们的话题从他出生开始,聊了他父亲陈伯吹先生,聊了他的学业与工作经历,聊了他90年代当北大校长那几年的往事,更聊了他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


我问他:“科学家当大学校长,有何利弊?”

他淡淡一笑:“会比较呆板,但一般会比较认真。”

陈佳洱档案

1934年生,上海人,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独子,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党组书记。先后获美国加州门罗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鲁夫博鲁大学等校荣誉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德意志联邦功勋十字勋章,英国物理学会特许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电的故事,表演摩擦生电的实验。上中学时,带我去看《发明大王爱迪生》、《居里夫人》等电影。特别是看了《居里夫人》后,他教育我要像居里夫人一样,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高渊:你是家中独子?


陈佳洱:我是1934年10月1日,在上海广慈医院出生,没有兄弟姐妹。


高渊:在那个时代,独子并不多见吧?


陈佳洱:那是因为战争关系。我3岁多的时候,“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当时我父亲陈伯吹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了避免日本特工的抓捕,就去了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教科书,出版《小朋友》杂志,我和母亲生活在上海。



高渊:陈伯吹先生被称为“中国的安徒生”,他是怎么教育你的?


陈佳洱:父亲很和蔼,是一位慈父,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倒是母亲曾打过我,但也屈指可数。母亲是钢琴教师,他们对我的教育总体还是宽松的。我从小生活、学习都比较自在,而且父亲很有耐心,对我的教育一直是谆谆教诲的引导式。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电的故事,表演摩擦生电的实验。上中学时,带我去看《发明大王爱迪生》、《居里夫人》等电影。特别是看了《居里夫人》后,他教育我要像居里夫人一样,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高渊:父亲更希望你从事理工科,而不是继承衣钵成为作家?


陈佳洱:父亲既鼓励我写文章,也引导我追求科学。


虽然父亲的专业是教育学,但是他在科学和文学方面都有浓厚的兴趣。他说小时候家境贫寒,没有足够的资金供他读书,不然就会去学数学。


当时我将近21岁,记得我报到时,他们看我年纪小,说哪里来的小孩?你走吧,我们要办公。我拿出报到证,他们才知道我是朱光亚的学生,后来都对我很关照。


朱光亚老师对陈佳洱进行口试


高渊: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位?


陈佳洱:是朱光亚教授,他是我的恩师。


高渊:朱光亚当时很年轻吧?


陈佳洱:他29岁,比我大10岁。他教原子物理,讲得非常好,备课也认真,板书特别清晰,


当时,他刚从朝鲜回来,得了一枚军功章,在我们学生眼里,就是一个大英雄。他上课不是简单灌输知识,而是从历史讲起,像讲故事一样,把我们从经典物理引导到量子物理。他不仅讲课好,每次讲完课还来辅导,会很认真地听你的提问,并把问题简化后写在黑板上,然后他倒过来问你,一直把你问懂,非常循循善诱。


我对朱老师特别敬佩。他当时是系里最年轻的教授,29岁就正教授了。他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是副教授,从朝鲜回来调到东北,不到一年就升正教授了。我这一生,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朱光亚,他的业务功底非常好。


高渊:你跟朱光亚的私交密切吗?


陈佳洱:我们师生关系非常密切,情谊很深,可以说朱老师带了我一辈子。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他出题并指导的。当时的论文题目是“研制探测β放射性粒子的盖格-缪勒计数管”。他对我要求很严,每周都检查我查阅文献的笔记,理解不对或不准确的地方他都用红笔勾出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他的指导下研制成我国第一只能探测β放射性的计数管。后来他说,我的毕业论文比他预期的还要好。


就在那时,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有原子弹。中央专门组建了核武器专家委员会,由周总理牵头,具体是聂荣臻元帅负责。他们知道朱光亚原来就是蒋介石派到美国去学原子弹的,就把朱光亚调到北京。


高渊:其实你们师生并没有分开多久,朱光亚马上把你调到了北京?


陈佳洱:对,朱老师是1955年春天调到北京的,先在钱三强先生主持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没过多久,教育部发来调令,要调我去北京。


高渊:你到了北大还是中科院?


陈佳洱:先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六组”,实际上呢,当时中央正委托钱三强的近代物理所,帮助教育部建立“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大量培养核科技人才。调我来就是参与这件事,当时我们只跟北大校领导单线联系,对北大广大师生是保密的。


就在北大校庆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后来有了“985”大学,因为是1998年5月份提出来的。




高渊:你当北大校长任内,主要做了哪些事?


陈佳洱:当校长时,我已年近62岁,总共当了三年半。那几年,我主要是推动学科建设,因为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科建设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有在世界上领跑的特色学科,学校才能在世界上有地位。学科建设的关键是人才,必须要有领军人物,所以那时候我特别注意引进人才,尤其是培养和引进年轻人才。


为了促进学科之间的交融,我还提议成立若干学部,比如,人文学部包括文、史、哲等系,社会科学部包括经济、管理学院和法律等系,理学部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学院等,信息与工程学部包括信息、计算机等,后来还成立了医学部。当时,中央正在推进院校合并,任命我做北大和北医合并的组长。我们商量下来,合并必须坚持一条,北大跟北医通过学科交叉来合并,所以专门成立了医学部。


高渊:先成立医学部,再跟北医合并?


陈佳洱:对,医学部先放在那里,这有利于两校的合并。然后还想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并,先跟北航联合成立一个北大航空航天研究院,北航领导也很想合并。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合起来。


除了学科建设和合校,我还推动课程交叉。为提高学生的文化和科学素养,规定文科学生至少修4个理科学分,理科学生也至少有4个文科学分,互相要学。


高渊:接下来就是要筹备北大百年校庆吧?


陈佳洱:我记得是1998年4月25日下午,我们得到通知,26日早上江主席要来视察。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准备,只能是什么样就让他看什么。


我们请他看了新的计算机实验室,最新的指纹识别技术,还有我们的萨克勒博物馆。然后去图书馆,我本来想带他到教师阅览室,结果他直奔学生阅览室。当时,我很不放心,不知道学生会怎样表现。


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江主席现场吟了很多诗,他吟什么诗,学生就对什么诗。然后,江主席用英文、法文、德文,还有罗马尼亚文跟学生聊天,学生们都能应答,表现得非常好。


高渊:就在那个时期,北大提出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陈佳洱:对,就在北大校庆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紧接着,我跟清华大学签订了北大清华携手共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协议书,规定我们两校学分互认、教授互聘、资源共享、后勤共建等八条。然后,我们又联名向中央要求拨一笔专款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央也批了,所以后来有了“985”大学,因为是1998年5月份提出来的。


我们中国的大学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加快培养和引进世界一流的人才,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像牛津、哈佛那样的一流大学还没有,我觉得还要有三五十年。


高渊:你跟北大有这么多年的情缘,你所理解的北大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和中国这么多大学相比,北大的特性在哪里?


陈佳洱:北大的传统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大的学风是“严谨、求实、创新”。北大师生首先是非常爱国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小平你好”,都说明北大爱国。


另外,北大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先生提出来的。所以一直以来,北大的教学研究环境比较宽松。当然,北大也在不断自我完善,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陈佳洱夫妇与杨振宁夫妇


高渊:去年北大表示要尝试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你对中国大学的行政级别怎么看?


陈佳洱:我当校长那时候,院系没有行政级别,校长是享受副部级待遇。我听说,有的前任校长直到退休,还是正局级。


我的感觉是,大学里面一搞行政级别,就变成“学而优则仕”,就走到歪道上去了。这是对大学很大的损害。对学校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国家社会发展有贡献,要让教授们沉下心来做教学和科研。


高渊:从1998年提出中国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到现在将近20年过去了,中国现在有没有出现世界一流大学?


陈佳洱像牛津、哈佛那样的一流大学还没有,我觉得还要有三五十年。


高渊:在你的心目中,怎样才算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陈佳洱:真正的一流大学要出一流的人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我有一次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去见朱镕基总理,那时候国际上对大学排名炒得很热。朱总理问,你们斯坦福大学很有名,又缔造了硅谷,为什么只排在第四?斯坦福大学校长说,总理先生,你把这个排名忘了吧,我们斯坦福大学有斯坦福大学的文化,我们斯坦福大学有斯坦福大学的传统,不管它排第几名,斯坦福就是斯坦福。


这话说得非常好。我们中国的大学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加快培养和引进世界一流的人才,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一点,清华现在比我们做得好。比如他们引进的薛其坤教授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高渊:就北大来说,跟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陈佳洱:还是缺乏能引领未来的领军人物!特别是在科研上,我们国家的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就是要引领未来。


注:本文略有删节,预知详情请点下面链接

【高访】陈佳洱:我当北大校长那些年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解放日报

作者:高渊

微信编辑: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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