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故意表现孩子多惨来赚取眼泪”| 独家专访《嘉年华》导演文晏
《嘉年华》来了，
有人专门带着一盒纸巾去电影院，
准备好大哭一场，却没哭成。
临近年底，国内外的大场面、大制作纷纷抢滩登陆电影市场。热闹声中，“冷门”艺术电影《嘉年华》悄然上映，短短几天内口碑与票房持续升温，引人关注。
这是一部并不轻松的电影。由一桩儿童性侵案件引入，通过两个不同年龄、不同成长背景的女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现代社会语境下女性青春成长的故事。有观众对这一题材下意识地表现出抗拒，但导演文晏说，案件只是一个载体，希望人们暂缓情绪的宣泄，去思考背后那些社会机制与社会观念中存在的问题。
“这是每个人身为旁观者的责任。”
（导演文晏）
北京朝阳CBD，文晏身着一袭黑色套装，静静坐在沙发上。见到记者来，她微微点头致意。釆访过程中，她常要清清嗓，不时轻咳几声。助理说，“导演太累了，早晨还去了医院。”
于文晏而言，今年是收获的一年。
7月，《嘉年华》成为唯一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
8月，同样的消息从伦敦电影节传来。
几个月内，文晏带着《嘉年华》去了很多地方。
11月24日，电影正式在国内公映，而后采访、对谈，邀约不断。
在此之前，很多人对文晏的印象还停留在《白日焰火》制片人的身份上。2014年，《白日焰火》捧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上映后，在国内获得了过亿票房的成绩，大放异彩。更少有人知道，文晏拍电影并非科班出身，美术设计才是她的专业。入行十余年，她始终坚持自我“充电”，通过创作剧本、担任制片人，慢慢熟悉电影的制作流程。
经过4年的筹备，文晏带着自编自导的《嘉年华》而来。首映当天，院线排片只有1.5%，随着口碑传开，这个数字慢慢上涨。
在文晏的脸上，很少能捕捉到起伏的情绪。就如同她讲述电影创作初衷、解读影片拍摄技法和尺度拿捏时的语调，平静而沉稳。但在她温和话语的背后，却能感受到一份不加掩饰的坚持——那份关注时代光鲜背后的人与事的坚持，那份保持距离、拒绝“卖惨”博眼泪的坚持。
夜幕缓缓降临，楼下的车流密密匝匝，16楼的落地窗外是城市的夜晚。璀璨夺目，一如嘉年华。
人们忙于从一个派对赶往另一个派对，但很少有人关注到光鲜背后的人和事
“嘉年华”算不上是一个响亮而卖座的名字，乍一看让人猜不出内容，但文晏觉得，“这是最合适的”。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整日忙着从一个派对赶往另一个派对，光鲜背后的人和事会有多少人关注？就好像电影的两个主角，本应是处在最美好年华的少女，实际生活中却是艰难替代了美好。片名与内容的反差所构成的反讽是文晏不愿拔掉的“刺”。她要用这根“刺”去触一触人们的神经。
艺术来源于生活。动笔写这个剧本的念头，来自文晏多年来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关注。她发现，这类案件一经新闻播出，关注度都很高，但经历一波三折后，往往是有头无尾，慢慢淡出公众视线。
“我觉得心里很难受，忍不住去想象，这些孩子在这么小的年龄经受了这样的事，以后会如何成长，怎么面对接下来的人生？”于是，文晏决心用文字来落实这个故事，再用影像呈现出来，去弥补新闻报道所未曾展现的，事件发生之后的众生相。
剧本打磨了1年。收集素材的时候，文晏去拜访了一些专门处理性侵案件的律师和心理辅导工作者。平时，这些人都是安静的聆听者、可靠的施助者，而在文晏面前，他们吐露了自己的挣扎。
一位律师告诉文晏，每当她去偏远地区帮助那些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都远远超出了本身的职业范围。和一个家庭接触时，她要成为这个家里的妈妈，或是姐姐，去帮助他们处理各种生活上的问题。这些家庭不仅法律意识薄弱，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若是没人帮，生活可能就变成一团乱麻。因为再没别的人能去倾诉，他们就会一次次地拨通律师的电话。
“我之前没想到，这些律师要付出这么多。”文晏说。
更让文晏感到敬佩的是心理辅导工作者。有人向她坦言，做这类心理咨询，两三年之后一定要“跳出来”一下。不管是转去做医院管理工作还是别的什么岗位，必须暂时缓解一下自身的压力，不然，“每天要接收到的负能量实在是太多了”。可明知这份工作不易，这些人还是会选择一次次重新“跳进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去给予帮助和关怀。
后来，文晏的这些观察和思考融入了片中“郝律师”这个角色的塑造，并让角色扮演者史可也去找这些一线工作者聊，感受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因而在这个颇为沉重的故事里，郝律师的循循善诱和贴心关照为人们带来了暖意。
通过这个角色，人们看到了一个好的专业工作者是什么样的，但文晏希望大家不要急于感动。“该去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多？是不是更应有一个完善的机制来起到保护和制约的作用，去共同承担这些责任？如果没有，那就只能靠个体的努力了。”
我绝不会故意去表现孩子有多惨来赚取眼泪
这类题材的电影常常“份量太重”，让观影者难以自控、深陷情绪之中。此前的韩国电影《熔炉》和《素媛》便是如此，口碑极高的同时让一些观众大呼“承受不住”。这一次《嘉年华》来了，有人专门带着一盒纸巾去电影院，准备好大哭一场，却没哭成。
电影的极度克制让许多人不解。但文晏很坦然，她说，“用电影去消费苦难，这是我反对的。我绝不会故意去表现孩子有多惨来赚取眼泪。”在她看来，电影没必要去制造一些戏剧性的巧合与冲突，揉捏在一起让观众的情绪更满。她要的是回到现实主义，去呈现必然性。
很多人觉得，电影的克制，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两位小主演自然的表演。
拍摄这部戏时，扮演案件“旁观者”小米的文淇只有12岁半。造型指导汪涛知道文晏在找有个性的人，说“我记得有一个女孩挺倔的”，就把文淇带到组里。起初文晏担心，孩子年龄还小了些，不一定能把一个15岁漂泊在外打工的小米给演出来。但文淇反复演了几次，和成年演员也对了戏之后，导演的担忧消除了。
“小文”更难找。为了寻觅合适的人选来饰演这个受到侵犯的孩子的角色，文晏从前一年10月一直找到次年元旦，面试了上千个孩子，均无果。直到周美君出现，这个没参加过任何试镜的孩子让文晏心动了，“我觉得她特别可爱，眼神特别纯净。”不过，别的孩子在镜头前都是说演就演，只有她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让文晏起初“挺崩溃”。
第一天试镜结束，周美君跟着爸爸坐车回到了石家庄。第二天，她又接到了电话。“我跟美君爸爸说好，先让孩子每周来上2次训练课，看看行不行。另一边，我们也会继续找找其他小演员。”文晏说。但很快，文晏就不再寻觅别的“小文”，因为与那些有过一定表演经历的孩子比较，这个“小文”更打动她。
“因为她都是来真的。”
文晏对“真实”近乎执着。之前有别的小演员去试戏，演小米在医院里跟郝律师的那段独白（注：小米袒露了自己的过去，表明了自己从家里跑出来这几年到处打工，辗转了十几个地方），念着念着，眼泪就流下来。文晏一边为小演员内心的关爱感动，一边觉得“不对”。她说，“这件事提醒了我，演员可能会有一种情感的过度表露，而我恰恰不要。”
为了让小演员保持和角色的距离感，她没怎么让文淇看过剧本，只是请助理把文淇的那半段戏摘出来读了一遍，然后就收回去了。直到拍完，文淇也不知道另一半戏是怎样的。面对文淇关于小米身世和过去经历的种种疑问，文晏更是“冷酷到底”，“我跟她说，别想了，什么可能都有。就不告诉她。”
文晏这么做有她的道理。她说，当人们看完电影、思考之后就会知道，小米和小文其实都是受害者，但是如果她们的表演从一开始就是那种渴求观众同情的受害者的样子，“力量就没了”。所以，她要让小演员尽量用相对平淡的方式去处理角色，刨去那种顾影自怜的情绪。
有些时候，情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过度泛滥会让其变味成一种消费。
文晏认为，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当大家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审视，可能会觉得角色生活在底层真的很艰难，但在现实中，这个群体不一定是以这样的心理状态在生活。“那些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的孩子们，不一定每天都要哭哭啼啼的，她可能觉得今天吃到了一个好东西就很开心，得到了一个好看的发卡就很满足了。”
周美君离观众最后看到的小文更“远”，导演从始至终都没有跟她讲过任何剧情。从前期训练开始，文晏就让她去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想着怎么去寻求父母的爱与保护。电影中，小文跟父母分别发生了冲突，但令文晏苦恼的是，美君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家庭幸福，所以最初不太懂为什么身在离异家庭的小文会痛苦，为什么要去抗拒自己的妈妈。
直到后来，导演组给周美君出的一个难题成为了她情感启发的突破口。他们告诉她，“从今以后，你只能在父母之中选一个人，你选谁？”任由她想很多办法，讨价还价，最后都被告知：不可以。然后，周美君沉默了许久，眼泪流了下来。她告诉大人们，“我没有办法选。”
这个人为制造的“痛苦”让小演员开始去思考和理解，原来生活中还有这样的情感问题。
影片的克制依然无法消除很多观众对这个题材的抗拒。网上有一些家长说得很直白，“这个电影看了肯定很糟心，我不敢看。”
文晏似乎对此早有预料，她告诉记者，“我一直想通过媒体告诉大家，电影里没有任何血腥暴力的镜头，没有很可怕的场景，因为这是我反对的。不是只有呈现暴力才能去鞭挞暴力。”
在她看来，去看电影意味着一种关注。因为只有这样，家长们才能沉下心思考自己做的有什么不足，在现实中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帮助孩子。相比于冰冷的剧情，她更希望将不同角色的情感呈现给人们，让大家站在银幕之外，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真心去面对这个问题。
周美君父母对这部电影的支持和理解让文晏很感动。全国路演时，美君的妈妈告诉她，有别的家长很不理解，说“你怎么会让孩子去演这样一个电影啊”。但美君的妈妈只是说，你不妨先去看看电影到底是怎么讲的。不但没有感觉到一丝的尴尬和压力，美君的妈妈甚至还善意地提醒身边的家长带着适龄的孩子一同去看电影。
这与文晏的想法不谋而合。她说，太小的孩子肯定也看不懂，但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已经有一定的理解力，该告诉他们这些基本的常识了。“我们国家还没有电影分级，但是像在新加坡，《嘉年华》上映的时候被归到PG-13，也就是说13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父母的陪同和引导下观看，再大点的孩子可以自己去看。”她补充道。
这样的呼吁有必要吗？在文晏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加强未成年人性教育在我国已经提了很多年，成效却鲜为人见。
她说，不仅是农村缺，连城市里都缺乏基本的性教育。
一旦发生伤害了，很多家长可能都会不理解，再加上周围人的偏见，反而会带去更多的伤痛。
她提出，一方面，孩子没有办法正常地了解生理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那些粗鄙的东西借助着网络和电视以各种形式伸向孩子。这种一边匮乏、一边泛滥的现实让她感到荒诞。
“如果现在的社会还在污名化‘性’，还觉得它是羞于启齿的，那只会助长伤害的发生。”
电影上映后，文晏收到了不少“私信”。很多女孩儿告诉她，原来自己成长的过程中都曾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性骚扰。但是在当时，她们完全不懂，因为根本没有人跟她们讲过那就是性骚扰。所以，电影里小文和新新（注：和小文一起受害的孩子）收到侵犯后、接受检查时的那种懵懂，反而点出了性教育在社会上的普遍缺席。
谈到这里，文晏严肃了起来，她说，那些女孩儿没有遭到更高程度的伤害已是“万幸”。可怕的是，有些地方在推行未成年人性教育的时候竟会受到层层阻碍，一些增加了这方面内容的教材推出之后，也要面对很多质疑的声音。
“这样的‘回避’不是真正的保护。”
如果我们对很多事情都开始说“不”，这些努力最终会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
影片中，伤害过后，两个孩子的家庭的反应让人唏嘘。
看得出来，小文的父母不是不爱她，但他们似乎自顾不暇，在生活的泥沼中难以脱身，孩子就成了牺牲品。新新的家庭看似更美满，但她的父母却更快接受了犯罪者提出的私了方案，收下了赔偿。很多人感到好奇，猜测导演设置两个这样的家庭，是为了批判这样的父母。
文晏却说，对于电影里的每个角色其实都是带着一份理解和关照去拍的。“我希望大家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不是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审判他们，而是思考他们的境遇对选择的影响。”
她认为，这两种父母在生活中都挺常见。小文的父母就是那种中年离异的夫妻，自己吵闹、忙个不停，自然管不上孩子。新新的父母明哲保身、做出妥协，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在现实中，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
不过，对那些落后的家庭观、育儿观，文晏坚决反对。她说，“不是把孩子生下来，就可以被称作是父母了。为人父母是需要学习的，是沉甸甸的责任。现在有很多父母觉得给孩子吃、喝，照顾好这些就够了。真是如此吗？”
通过这部影片，文晏想要向大家传达，父母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做一个“现代”的而非“落后”的父母，不是看经济条件如何，而是在于是否能平等地与孩子交流，真地去关心他们的内心生活。
与此同时，电影对于“反派”的刻画相当模糊，侵犯孩子的刘会长更是连正脸镜头都没有。文晏的解释是，“隐去犯罪者刘会长是因为我对他‘不感兴趣’，我更想探讨社会中其他人的角色，每个人为什么会去做那些事，又对别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细心者能够发现，“刘会长”和其他男性角色，包括旅馆老板、警察、医生、小混混似乎组成了一个“作恶链”，给身边各个年龄的女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压迫。这让有些人感到了一种“性别对立”。
但文晏予以否认。她认为，对女性的压迫和偏见，伤害的不仅是女性，还有男性，因为所有人是生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有母亲、姐妹，将来还可能有女儿，身边的人遭受伤害之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她说，当前的社会环境中，男性依然占据相对主导的地位，这让一些男性觉得，对女性说一些羞辱性的话是无所谓的，“玩笑”而已。很多女性对此也能够接受。一直以来社会对这种行为的默许，让她们觉得这是成长过程中要面对的正常的处境。
“大家应该想一想，恰恰是因为我们容忍了生活中无数的细微的事情，才让悲剧发生。如果我们对很多事情都开始说‘不’，这些努力最终会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
【后记】
截至记者发稿时，《嘉年华》的票房是2124万，对一部艺术电影来说，成绩“还可以”。媒体的积极报道，影迷自发购票、包场请别人观看的行为，都给电影团队带去了不少支持，文晏觉得，“挺高兴的”。而她也知道，仍有一些观众因为对艺术片不太了解，对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不太习惯。相比于现实题材，仍有许多人倾向于去电影院看一场轻松的“爆米花电影”。
对此，文晏还是坦然的。
她说，“不可能每部电影作品都是现实题材，但是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的电影去关注现实，关注我们生存的世界，这是不能被忽视的。不管怎样，我希望大家不要对这类题材有心理障碍。”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吴越
微信编辑：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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