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诗人余光中
中新网12月14日电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诗人余光中今天病逝，享寿九十。
余光中，著名诗人。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春。
抗战时期在重庆就读中学，其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及厦门大学。 22岁赴台湾，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在美国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在美国大学任教4年。返台后，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或外文系教授。他驰骋文坛，涉猎广泛，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是其写作的四度空间。迄今出版著作50余种，包括诗集20种，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等10余种，评论集 《龚自珍与雪莱》，翻译英美现代史学等10余种。
代表作《乡愁》等。
资料图：余光中朗诵《乡愁》。中新社发 骆云飞 摄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2009年，余光中先生参加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第二十七届文化讲坛，发表演讲《爱护我们的母语》，全文如下。
中华文化像一个很大的圆形，这个圆的半径就是中文，半径有多长，这个文化就能够走多远
崔明华主任、尹明华社长、余秋雨先生，还有跟我一样从海外来的两位作家女士，各位朋友们，下午好！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能应邀来参加这么盛大的文化讲坛，真的非常高兴。而且很巧合，今天代表主办单位的两位先生的名字都叫“明华”，(全场笑)我的名字叫“光中”，好像对仗一样，(全场笑)这是中文的美德。
早在1998、1999年，余秋雨先生和我就先后到湖南岳麓书院演讲。我去演讲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另一位余先生刚来讲过，今天你来讲是下了一点雨，上次那位余先生来讲也下了雨，我说是“如余(鱼)得水”嘛，(全场笑)两条鱼。不过他是秋雨应该下雨，我是光中应该出太阳。(全场笑)同时呢，余先生好几年前去台湾巡回演讲，最后到了高雄，到我所任教的台湾中山大学演讲，那次演讲会我是主持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没有吃亏。(全场大笑)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爱护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母语当然就是中文、汉语，在海外叫作华文、华语。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英文几乎成为世界语了，可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大概不出四亿人，主要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有一些相关的民族和国家，比如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加起来不过四亿人。而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有十几亿人，再加上海外各地的华人。所以，母语人口最多的语言应该就是我们的汉语。
听说现在很多国家的人士都在学中文，开始说有三千万人，现在又说有六千万人，总之是增加得很快。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中华文化像一个很大的圆形，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而这个圆的半径就是中文了。这个半径有多长，这个文化就能够走多远。所以我想我们从事写作的人，就是想把这个大圆的半径延长，让这个圆显得更加博大。
如果教科书把文言文拿掉了，那无异于剥夺了我们下一代的文化继承权
刚才余秋雨先生也讲到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出过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像我们读吴承恩的《西游记》，不用查字典，大部分人都可以读懂。大约600年前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是很简单，尽管《三国演义》是文言文，不过高中生阅读大概都没有问题。再说更古一点的《孟子》，孟子都是2400多年前的人了，我们读《孟子》也没什么问题，《孟子》在诸子文章里面应该是语言最流畅、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史记》比较难读一点，离现在约2100年了。可是到了离现在大约1600年的时候，陶渊明的诗，他的《桃花源记》也是非常好懂。更晚一点的李白，他的诗除了一些古风之外，五言尤其是七言绝句都是非常简单的，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们也不能说那么久以前的语言文字一定就是文言文，中国的诗词曲虽然年代很久，可是根本就透明如白话。苏东坡的《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大部分人也都能读得懂。所以到了现在，古代的一些名句都变成成语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雪泥鸿爪”、“不识庐山真面目”等等。一位作家的好句子变成了后人的成语，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再看西方，就看现在最流行的英文语言体系，英国文学史一开始的一些文字，是在北欧的瑞典和挪威那一带传到英国来的。那是中世纪的文字，现在已经看不懂了，就要翻译了。世界上有英文这种语言大概只有1000年，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英文，只是莎士比亚把英文摆在这些人的嘴里而已。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古典传统悠久而丰富，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教这些东西，不能让它缺席，我甚至认为如果教科书里面把文言文拿掉了，那无异于剥夺了我们下一代的文化继承权。对中华民族的学生而言，他们应该有权利继承那么悠久丰富的中华文学、中华文化。
我们的语言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就是旧小说的语言。这个语言半新不旧，也不是文言文，也不是纯白话，是介于其间。那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是文言文，比如说《三国演义》、《聊斋》等等，当然其他大多是白话的。我这一代人在读中学的时候，没有电视看，没有网络可以上，也没有今日的种种赏心乐事，我们课余干嘛呢?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读旧小说，读得津津有味，不会比现在年轻人读《哈利·波特》逊色。旧小说的语言，如果你读久了之后，你的中文就会通的。甚至于都不必读古典的东西，光读旧小说就行，那些文字就非常之好。金庸的小说如此流行，跟他用旧小说的语言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张爱玲有时候也用旧小说的语言，我中学时候读过的张恨水的一些书也是用这种语言，台湾有不少作家像张系国、张大春等等，还是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其实是中国语言里面的另一度空间。
可是现在很不幸地出现了另外一种语言，我把它叫作“译文体”，“Translationese”，就是翻译出来的文体。翻得好的固然是很好，以前中国刚开始翻译外文的时候往往使用文言文，像严复，像林琴南，像辜鸿铭，也还是很好。我甚至于觉得胡适用白话文写的新诗，还不如他用离骚体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我觉得后者更有味道一点。台湾课本里面就有胡适、马君武和苏曼殊用骚体、用五言古诗、用七言古诗来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不过这种译文体发展到后来，大家的英文越学越起劲，中文越来越淡忘，中文就会发生西化，甚至发展到了某种程度成了恶性西化。
我常常看见有这样的文体，也不一定是翻译，他因为看翻译看惯了，或者是英文读得太认真了，比如说他会写出像“他是他父亲唯一的儿子”这样的句子，这话用中文说应该就是“他是独子”，对不对?(全场笑)再比如“他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听起来好有学问呐，某某主义者，其实我们中文只要说“他吃素”就完了。(全场大笑)再比如说这位政治家充满了“前瞻性”，我们其实讲“远见”就很简单了。远见，英文是“Foresight”，中文就说成“前瞻性”。再比如说“企图心”，其实我们本来讲“雄心”、“雄图壮志”就够了。我更觉得，英文的“Sexualharassment”中文翻译成“性骚扰”，当然很新很有味道，今天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眼。其实我们古人几千年来有没有这种事情?当然是有的。那有没有这个说法呢?当然也是有的，就是“调戏”。(全场大笑)语言上占便宜，手脚不清不楚，就是调戏嘛，对不对?
有人说，老用成语是懒惰的表现，其实不然。有些成语里面有历史，有地理，有典故，有文化的背景
“五四”运动到现在90年了，文言文是不是完全作废了，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靠白话文来应付所有的问题了呢?不见得。因为我们还有几千条甚至上万条的成语，这些成语往往四个字或者三个字一句。
构造成语的美学基本要求，就是简洁，然后是对仗，再有就是铿锵。对仗跟铿锵、跟平仄还有关系。我们每天讲话一定会带出很多成语，写文章也是如此。假使一位作家、一位学者演讲，完全不用成语，我想是不太可能的。当然，反过来说一个人写文章只会用成语那也不行，绝对不成气候。如果有人完全不会用成语或者用的常常是错的话，那他这个人的中文就有问题了。
有时候我问我的学生，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讲“张三李四”，为什么没有听人说“张四李三”?其实很简单，我们讲“张三李四”，就是平平仄仄。很多四字成语就是遵循着我刚才讲的三个条件。我们说“千方百计”，没人讲“千计百方”。“言听计从”，也没有人讲“言从计听”。“瞻前顾后”，甚至于最熟悉的“鸟语花香”，正好是平平仄仄。“山明水秀”，也是平平仄仄。水可以秀，山为什么会明?山又不发光。可是我们讲得理直气壮。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牺牲一点点逻辑，而要成全这个美学。
这种成语太多了，“前呼后拥”啊，“旁门左道”啊，“千山万水”，“千军万马”，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我们不会看见一个兵骑十匹马，倒过来“千马万军”也不行，也不能十个兵骑在一匹马上，可是我们不假思索地说“千军万马”，极言其多啊，极言军马之多。我们不会去算，到底十比一是怎么来的。因为“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平平仄仄就是好听。我想了很久，四字成语里面很少有违背这个规矩的。唯一“不正经”的一句成语，就是“乱七八糟”。(全场笑)因为按照美学应该是“乱七糟八”，或者“七乱八糟”，结果它就偏偏是“乱七八糟”，所以就乱七八糟。(全场大笑)
几年前台湾的“教育部长”说，一个人老用成语是懒惰的表现，我认为不然，所以跟他有好几次的争吵。因为用普通的成语，“鸟语花香”啊，“山明水秀”啊，固然是简单，可是有些成语里面有历史，有地理，有典故，有文化的背景，像“得陇望蜀”、“朝秦暮楚”之类，就不是那样简单了。所以真正把成语掌握好的人，绝对不是懒惰的，一定是相当认真的。最近台湾有一位“立法委员”在开会的时候说，台湾这个高铁现在亏空得不得了，他要说“债台高筑”，结果说成了“债筑高台”，所以有些成语还是常常会弄错。
现在我们学英文，都把英文用到中文里来了。台湾发明了一个“作秀”，“Tomakeashow”，表演、作秀;香港把计程车叫作“的士”，那大陆就把它转一个弯叫“打的”，中文的动词“打”是什么都可以打的，(全场笑)打击敌人，打交道，什么都可以打，当然的士也免不了“打”一下。(全场笑)
其实我们的中文和英文差别非常之大，比如说英文里面很重要的连接词和介词在中文里都是可有可无的，写文章有时候没有是最好的。比如我们说“君臣”、“主仆”、“父母”、“夫妻”、“老少”、“来往”等等，这些我们中间都没有连接词，英文就一定要说“Husbandandwife”(夫妻)、“Masterandserver”(主仆)、“Theoldandtheyoung”(老少)、“Comeandgo”(来往)，没有人把“来来往往”叫“Comecomegogo”，(全场大笑)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说“士兵必须爱国”，6个字就可以了，可是英文不可以，英文必须要说“一个士兵必须爱他的国家”，英文老师一定讲“Asoldiermustlovehiscountry”，英文绝对不可以讲“Soldiermustlovecountry”，这样不通。可是中国人觉得无所谓，士兵必须爱国，一个士兵爱国，5个士兵照样爱国，爱国总是爱自己的国，不会爱到菲律宾去，对不对?(全场笑)“一个”啦，“他的”啦，对中文来讲都没有用。在写作甚至在翻译上面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他的文笔一定是比较简洁的。
方言虽有不同，可是我们说的普通话是一样的。根要求其深，文要求其便，心要求其平
简体字和繁体字在两岸之间引起很大的讨论，很多文章都很有道理，不过我以一个受害人的身份举一个例子。我这“余光中”三个字简无可简，对不对?(全场笑)偏偏有大陆的朋友认为我这个“余”字一定是简化的结果，所以他为了尊重起见，就主动加上了一个“饣”字旁，我就变成“有馀”的“馀”了。(全场笑)“余光中”就变成暗淡的暮色了。我的妻子叫“范我存”，她姓范，范仲淹的范。那么也有人认为这个“范”一定是简化的结果，所以就自动地还原为师范大学的那个繁体字“”。甚至于在大陆吃饭的时候，我座位前面的名牌都用那个“馀”。
两岸之间同用一种文字已经渐渐地有了相当的差别，就像英英和美英一样，同样是英文，使用起来已经有点差别，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今天来不及讨论了。
孔子在2000多年前曾经叹一口气，他说“道不行，乘桴桴于海”，意思说我这套仁义的道理，这些诸侯都听不进去，他就对子路他们说，我们还不如编个竹筏到海外去吧，他很失望。不过今天如果孔子还在的话，他一定觉得蛮高兴，今日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中国在海外办了几百所孔子学院。所以孔子的这句话应该改一改，叫“道大行，乘桴桴于海”，海外都有孔子学院。
我这个月初到新加坡的国立理工大学去演讲，就是为他们的孔子学院演讲的。孔子学院到底要教什么，当然是要教中文，外国学生如果一开头不把中文学好，也不能接受中华文化。我女儿在美国一个小镇上也做过中文学校的校长，她说教科书里教的中文大多是北京的儿话语，花儿、虫儿、鸟儿、鱼儿的，等等。(全场笑)我以前在美国也教过中文，那个课本用起来也不大方便，因为鸡蛋叫作“鸡仔儿”，蛋花汤叫作“鸡仔儿汤”，肥皂叫作“胰子”。所以有美国人学了这样子的中文，跑到中国南方的店里面说我要买“胰子”，他永远买不到。我的演讲时间大概快到了。(全场笑)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同根·同文·同心”，非常好。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三个人在台上可以跟大家沟通，因为我们就是同根、同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同文。方言虽有不同，可是我们说的普通话是一样的，因此我觉得根要求其深，文要求其便，心要求其平。
根要求其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要“相煎”要和平。文应该就是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他说想求国语的文学，先要锻炼文学的国语。我认为现在行得通的文学的国语，就是大家都会讲的普通话，就是求其便。那么心求其平呢，就是所有的华人，大陆的海外的，让我们都希望中国能够富强、强大，朝更理想的愿景前进，所以我们需要平心静气，将心比心，然后心心相印。
上海是华人世界最繁华、最大的都市之一，应该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其实很多地方往往是经济发展了，有钱了，然后文化发展才有了条件。看看以前的扬州吧，要是没有扬州的财富，恐怕扬州八怪就到别处去画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是因为当地有富豪，又有文化，才有这么多的画家来画画。巴黎也是这样。其实巴黎那么多的大画家，比如西班牙去的毕加索，俄罗斯去的夏加尔等等，都是外国去的，甚至凡·高也在那里住过两年。
我想上海已经有这个条件，所以我相信随着文化讲坛不断地举办，上海人更会有一种雄心，能为中国文化创造更远大的前途，谢谢！(全场鼓掌)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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