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谈比特币：让人家幻想一夜暴富，不是什么好事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9日10时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关于比特币、港币汇率跌等热点问题，他们如何回应？来看小观同事们、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两会报道组的一手报道。

周小川谈比特币：我们不太喜欢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大家有一夜暴富的幻想

在回答比特币监管的问题时，周小川表示，央行比较早就动手关注金融科技方面的新技术，组织了研讨会，成立了研究所，在这方面付出了力量，同时进行了多方案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很关注区块链技术。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这种研发应该比较慎重，像比特币这些产品出台太快，不够慎重。如果迅速扩大或蔓延，有可能对消费者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对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传导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作用。

周小川说，在推出新产品的时候，除了考虑市场动力以外，也要考虑市场大局，不是要钻一些政策空子，搞出一些爆发性的事件。在投入运行之前，一定要考虑到与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关系。如果测试不够充分、测试结果还没有广泛认同的情况下，迅速扩大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央行来说，不慎重的产品先停停。”周小川说，去年8月央行先停了ICO；也不支持比特币和人民币的交易；目前也不认可比特币一类的虚拟货币作为支付工具，银行系统不支持、不提供相关服务。

对于未来，周小川说这取决于技术的承受程度和局部测试的结果、评估的情况，还有待观察，也不是说要马上拿出什么样的监管措施。周小川强调，在考虑新技术的同时，在服务的方向上也要考虑清楚。

“我们不太喜欢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大家有一夜暴富的幻想，这不是好事！”周小川说，新产品要考虑确实给消费者、零售市场带来效率、低成本、安全隐私的保护，要考虑大局，不要跟现行的金融稳定、现行的金融秩序直接相冲突。

周小川最后提到，技术对原有金融系统带来改变，也需要经过比较慎重的研究、论证后再出台。总之技术发展是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家在逐渐摸索，说不上未来一定有某种确定的监管政策，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央行和市场人士密切配合，听取广大群众、媒体的意见，共同研究。

港币汇率再跌，周小川：这是香港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作评论

香港记者提问：港元汇率持续走弱，达到有联系汇率制度以来低点。有声音说，香港要重新检视联系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央是明确支持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的，那么央行现在如何定位港元的地位和作用，包括联系汇率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周小川回答说，香港是特别行政区，香港在财政、货币问题上是高度自治的。香港回归祖国时，这些问题在香港基本法立法过程中都说明白了。您作为香港媒体，比我更清楚。香港现在实施联系汇率制度，联系美元。后来有一定的微调，就是扩大了正负5分钱的浮动范围，这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己作出的选择，是走的自己的决策程序。

我们作为内地央行角度，我们非常尊重这种政策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力量配合支持香港的选择。香港经济与内地联系最多，但货币与美国联系很紧，这当中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都是预期中的，也不是超过预期的。

你有时候会看到优点，有时候会看到缺点，但是选择很少，每一项选择都不可能只要优点不要缺点，总是共生的。我们不会对香港财政、货币政策作出什么评论或者政策主张，香港作出的选择，我们会高度尊重，同时配合好。在现有体制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做法，使得现有体制平稳运行，同时尽可能把缺点和不利降低到最低程度。

周小川谈数字货币：央行早已开始研究，必须确保安全可靠之后再推广

在回答关于数字货币的问题时，周小川表示，人民银行在3年多以前，就开始组织了关于数字货币的研讨会，随后成立了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会。最近的动作是和业界合作，共同研发数字货币。
 

周小川说，大家头脑中的数字货币概念都不一样，央行研发的名字叫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就是数字货币，EP是电子支付，支付通过某种方式传输的是数字的东西不是纸面的货币，所以，电子支付本身也是有数字货币属性的。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实现某种技术方案的应用，本质上是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和低成本，同时也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
 

周小川表示，数字货币有发展上的必然性，未来可能传统的纸币硬币会慢慢缩小规模，甚至可能有一天就不存在了。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要注意整体的金融稳定，防范风险，数字货币作为一种货币，在发行时必须考虑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的传导机制，同时要注意保护消费者。作为大国经济，要避免犯了实质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必须通过充分的测试，确保可靠之后再推广。

周小川：广义货币M2不是精确衡量货币松紧的工具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易纲提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要合理增长，没有讲数量指标，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用M2作为主要指标，起到了很好的重要。但是也要看到一些新变化，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使得M2 指标和经济走势的相关性比较模糊，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也比较大。所以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在淡化把M2作为一种指标和预测的目标。

易纲说，这种相关性下降是一种规律性的事。针对这种问题和情况，针对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要更注意盘活存量，更注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的结构。

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央行刚刚发布2018年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广义货币增长8.8%。

对此，周小川表示，M2指标口径总是不断在变化，主要是金融市场结构、金融产品不断变化，所以M2不是精确衡量货币松紧的工具。假定M2口径短期内变化不大，如果M2和名义GDP（实际GDP+GDP的平均指数）增速基本一致，从广义货币供应量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不松不紧，如果M2增速大于名义GD增速，货币政策就是偏松，反之就是偏紧，但前提是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结构没有明显变化。

周小川说，更重要指标还是要观察通货膨胀率和就业指标，只观察GDP是不够的。他认为，今后大家的关注点会从M2的数量变化，转向对于价格的关注，并将价格和通货膨胀率进行比较。中国M2增长速度跟名义GDP增速比较接近，从去年开始，M2增速还比名义GDP增速稍微低一些，这里有存量的关系，过去一直比较高，也就是M2 池子里的水已经很多，新进的水不要这么多。总之不能提供一种非常简易的指标来判断经济，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事物，必须考虑多种因素。

周小川细数人民币可兑换两次最大的曲折，称改革进程不会是直线

在回答有关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时，周小川说，人民币自由使用程度应该提高，应该可兑换。但同时要防范风险，不仅是金融风险，还要考虑到经济中各种实体面临的风险，还有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管制。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完善，资本流动会起到副作用，会伤害某些发展中国家，这都必须考虑在内。改革开放的进程历来都不是直线型的，总是你朝这个方向走，发现一些问题，就要适当调整，有些方案、一些具体措施要微调，这样最终会有利于前进。

周小川回忆说：最早提出人民币变成可兑换货币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也就是1993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逐步进行各项改革。我觉得最大的两个曲折不是最近这一次，一个就是亚洲金融风波，一个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旦出问题，大家就会对政策进行评估、反思和适当调整，以便总体上走得更扎实、更稳健，最终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

潘功胜说，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我们在稳步推进。在资本项下两个重要项目，一个是直接投资，一个是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以及中国居民将来能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组合投资。这两方面都会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这里面有“放管服”的改革，有便利化改革，还有数据透明度，还有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推进。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国内市场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今后也都会做双向开放。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一条就是把控好风险，把监管水平与开放程度相适应，使得中国居民和全世界投资者更加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

易纲：中国货币政策主要看国内经济情况，跨境资金流动比较平衡

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今年央行是否仍将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中国政府是否将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在设定人民币中间价时，是否会完全取消使用逆周期因子等问题时，周小川说，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艰难曲折复苏，终于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宽松慢慢退出。这是好事，这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将告一阶段。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一部分，这一趋势引发的影响可以预估。

在中国增长方式在转变，经济是一种新常态，过去追求数量型的增长，现在更追求质量。过去数量型的增长，靠的是资金堆积。这种方式的转变，表明依靠数量堆积的方式会减少。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货币总量已经很大，在追求质量中，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增长方式，广义货币可以用得更有效率，并不见得说资金紧张。

在此过程中，资金数量和价格有上升的趋势一面，也有提高效率、有下降的一面。在此情况下，我估计，在货币政策上有相应的政策响应。

易纲说，我们监测的贷款利率同比增长0.4%，去年CPI1.6，PPI6.3，GDP的平均指数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所以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一致，资金面上供求平衡。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跨境资金的流动比较平衡，我们将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可兑换，同时防范风险。

潘功胜说，我国外汇曾经在一段时间经历高强度的冲击，通过宏观审慎的管理政策，对跨境资本进行逆周期的调解。2017以来，我国跨境资本和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外汇储备小幅上升，人民币的汇率预期比较稳定，市场的主体行为比较理性，所以我们对之前采取的宏观审慎的逆周期措施已经退出。

2017年年终，四部委推出了引导对外投资的意见。过去几年，在外汇市场的监管上，我们加强外汇市场的微观监管，主要在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打击地下钱庄，加强跨境收支的真实性申报，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微观监管，不会因为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是保持一致性。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孟群舒 陈抒怡 王闲乐

微信编辑：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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