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他在试管里诞生；30年后，试管宝宝在他手里诞生

9点20分，人多嘈杂的生殖中心，31岁的汪杰（化名）被护士叫到名字。他深吸一口气，穿过4道门，走进排精室。妻子正躺在隔壁的手术台上。这次要取14颗卵子，她还央求医生“再多取几个”。

夫妻俩在求子路上跑了7年。丈夫精子活性不够，妻子盆腔粘连，这是第2次尝试“做试管”。此前他们辗转了3家医院，经历过2次流产。“往事不堪回首。”汪杰不愿多说。如果一切顺利，四五天后，一颗健康的胚胎会被移植入妻子腹中，开始新生命的孕育。

窗口另一头，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造人”流水线，十几位技术人员埋头工作台。

这一天是周日，罗优群值早班，早晨6点就准时到达。30岁的他，算得上是实验室的“老人”。

他的另一个身份更为人熟知：中国大陆第四例试管婴儿、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

1988年，中国医学遗传学奠基人卢惠霖怀抱试管婴儿罗优群。

“试管婴儿‘做’试管婴儿，大概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吧。”2009年本科毕业后，罗优群选择回到生命的起点——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下称“中信湘雅”），这是世界上治疗规模最大、平均临床妊娠率最高的生殖中心之一。医院的前身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人类生殖工程研究所，正是当年卢光琇教授“培养”出罗优群的地方。

1988年3月10日，中国大陆第一位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降生；同年6月5日和7日，由卢光琇培养的章皿星、罗优群相继呱呱坠地。

实际上，中国的试管婴儿迟到了10年。今年，距离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诞生于英国，已有40个年头。然而，中国的试管婴儿，人数多到惊人。据英国《自然》杂志，2016年仅中信湘雅完成的41000例辅助生殖周期，就相当于美国全年的1/4。

下午2点，获得了主任的特别批准，罗优群才走出实验室。由于长时间没有喝水，他摘下口罩时嘴唇起皮，嗓音沙哑，眼镜后是淡淡的黑眼圈。他告诉记者，因为刚过完年，今天的病人数不到平常的一半。这里全年无休，技术人员时常需要加班到夜里8、9点。

“说实话，现在你来采访我，大家不会觉得很稀奇了。”他提醒道，现在离自己最“火”的年代已经久远。

试管下的“明星”光环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罗优群的名字，会跳出一长串新闻：

昔日试管婴儿今朝上高中；试管婴儿24年后“重回”实验室……他的成长轨迹被媒体完整记录。

2016年，妻子王琳自然怀孕生女，再次成为中国试管婴儿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事件。

“都习惯了。”罗优群坦言，“只有记者采访时，我才是最特别的。大部分时间，我会忘记我是试管婴儿。” 

中国大陆第四例试管婴儿、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左）和其“制造者”卢光琇（右）。   

罗优群小时候很少生病，但会定期去长沙体检，每年的结果都是一切正常。有一次还被带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草地上，拍摄坐着读书的画面。那是他降生的医院。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某天，教室外突然来了很多人，说要采访他。

记者问了什么，罗优群忘得一干二净，倒是对黑色的摄像机记忆犹新。当时趁记者走开，他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摸了一下。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试管婴儿”，隐约觉得自己有点不一样。

之后每次有记者来学校，同学们都觉得特别新鲜，把摄像机团团围住。“有点像山村里的小孩看到汽车。”罗优群说，“其实他们对记者采访比对试管婴儿本身更好奇。”

“为什么要采访你？”结束之后，大家追着他反复问。

“我也不知道。”他答不上来。

甚至有陌生人写信寄到学校，字里行间流露出羡慕和崇拜。“他们觉得你好高级，跟明星一样。”罗优群说，他成长中面对的更多是好奇，而非歧视。

“什么是试管婴儿？”这个问题他问过很多人，包括父母还有二医院的医生们。但即使对方解释了，年纪尚幼的罗优群还是云里雾里。

一本儿童杂志让他印象最深，文章配图是罗优群的头像被放到一根试管里。“这其实是在误导公众。连我都理解成试管婴儿是从试管里长出来的。” 他觉得这种做法非常不妥。

也是因为那篇报道，他曾幻想自己有超能力，跟动画片里的葫芦娃一样，说不定会喷火。

“我也吃饭睡觉，该生病也会生病。有人成绩比我好，也有人比我差。”罗优群笑了，露出整齐的牙齿。“除了脸上有痘痘。”他补了一句。

旁人不这么觉得。他被当成“重点保护对象”，座位也被排得靠前一些。生物课讲到试管婴儿，连老师都会和同学们齐刷刷地看他。

2003年，15年的罗优群和“姐姐”章皿星亮相央视。“皿星”二字即意味着从试管里成长的希望之星。两人并无亲缘关系，但因为在同一个实验室培育，被外界习惯性看作姐弟。

对罗优群来说，那场节目的意义不在于自己的走红，而是他彻底搞清楚了自己“到底是怎么来的”。录制现场，俩人的“制造者”卢光琇拿着试管向主持人白岩松讲解试管婴儿的原理，他在一旁听得仔细，才明确了自己是先在试管里培养，再移到妈妈的肚子里，并不是在试管里长大的。

那年，卢光琇团队培育的“试管婴儿”已达557名。罗优群和章皿星作为试管婴儿的代表，经常被邀请参加活动。生活节奏被打乱，两位中学生都有过短暂的烦恼，但后来想想，觉得有责任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术。

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中国出生近3万名通过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诞生的婴儿。根据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ICMART)的数据，1990年全球只有大约9.5万名试管婴儿，2000年增加到近100万，2012年突破500万。全世界都在迎接这场新的人口浪潮。

因为父母下岗，曾不断有好心人打电话来关心罗优群的生活。学校的传达室替他收过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大部分内容都很友善：你过得好吗？需要帮助吗？可以交个朋友吗？

 “我收到的不仅是捐款，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关怀。”直到现在，罗优群还和一些资助者保持联系，并在婚礼时邀请了他们。

卢光琇也常年资助他，经常去他家中探望。耳濡目染下，罗优群决心“要向卢奶奶学做试管”。2006年，他在高考志愿表上清一色填了临床医学专业，最终被湘南医学院录取。

入学时，学校为他举办了小型的记者招待会。那时，试管婴儿技术在国内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他感觉自己的“明星光环”消失得差不多了。

“搬运工”

罗优群自认只是一名“搬运工”：

“

在严格控制的环境条件下，把合格精子、卵子搬到一起，在试管中完成受精，放进培养箱，再把胚胎移植入子宫。说起来简单，但这项“搬运”技术的起源要追溯到1978年。

”

卢光琇清楚记得，她的父亲、中国医学遗传学奠基人卢惠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的消息时，既兴奋又焦虑。作为一名遗传学家而非妇产科医生，卢惠霖研究试管婴儿的初衷是为了在胚胎阶段及时进行遗传干预，剔除不良基因，实现优生优育。他没想到这能造福不孕不育家庭。那年他已78岁。

卢光琇今年79岁，仍在一线。她每天早晨7点到办公室，先做100个仰卧起坐，再举300次哑铃，晚上经常八九点下班。语速飞快的她，甚至还伸出胳膊，向记者展示了肱二头肌。

她形容自己年轻时“壮得像头牛”，绰号“湘南第一把女刀子”，但对遗传学一无所知。眼看父亲年近八旬，她在40岁时从外科医生毅然转行，从洗试管学起，为的是让父亲在有生之年实现梦想。

在北京大学学习3个月后回到长沙，卢光琇成立了生殖工程研究小组，开始筹备实验室，但设备、技术和材料，什么都没有。白色的帐子一围，把温度调到37.5摄氏度，没有紫外灯，就用福尔马林熏蒸，“无菌房”有了。

“

第一步是探索如何冷冻精子。“当时一谈精子就是不道德的。”

”

说起遭遇过的诋毁，卢光琇很无奈。实验室的3位男医生不肯捐，她就去门诊转了一个多月也没人愿意，还总遭到指指点点：那个搞精子的又来了。她急了，最后只能回家找丈夫商量，才有了第一份精子。“可惜我没有，不然我早就献了！”

当晚，她守着从烧伤科借来、白气直冒的液氮罐一夜没睡，“生怕爆炸”。幸运的是第一次冷冻成功了。1981年，中国大陆首个人类冷冻精子库建立，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单体人类冷冻精子库，为全国30余家生殖中心提供精子来源。

卵子更加难弄。没有腹腔镜也没有B超，当时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剖腹取卵。卢光琇抱着热水瓶守在妇科手术室外，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指望在切除下来的卵巢肿瘤附近找到卵子，或者等医生穿刺抽了给她。

实在委屈时，她回家哭诉：“根本拿不到卵，科研怎么做下去？”卢惠霖向院党委书记报告后，组织附一附二两家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全力支持供卵。1983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特批10万美元科研经费。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的白琴华被派来帮忙，之前他只给老鼠做过体外受精。胚胎的生长环境不允许一丝一毫的污染，但当时国内连纯净水也没有。白琴华在实验室打了几个月的地铺也没做成，只能打道回府。

1986年，试管婴儿研究被列为国家“七五”攻关重点项目，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湖南医科大学（今湘雅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三家共同攻关。项目取了一个听上去似乎与试管婴儿没有关系的名称：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随后，卢光琇被派去美国耶鲁大学进修。

“我这辈子只学过3个月英语。”那段日子，卢光琇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献，整天泡在实验室，反复练习操作。临走前，她拜托实验室的朋友帮她购买了所有设备寄到中国。航空公司破例让她把两壶纯净水和电子天平带上了飞机。一落地，来不及看望仍在住院的父亲，她赶紧去学校重新搭建实验室。

1981年，卢光琇建立国内第一个人类精子库。

回国后，体外受精很快做成，医院招募到了一批不孕患者准备移植试验。对他们来说，生育的渴望远远超过对新技术的质疑，皿星、优群的父母都在其中。罗优群的父亲罗志元最初以为“做试管就是在体内插个管子”。

卢光琇几乎24小时都在实验室，吃饭靠家人送。有一餐没一餐，经常胃痛。有一次为了连续观察胚胎发育，她在实验室整整待了3天3夜，胃痛得在地上打滚，被同事抬到手术床上休息。“一旦受精，生命就开始编程，不受我的控制。每分每秒对胚胎发育都至关重要。”

200多例病人中终于成功2例。为了更好地保存胚胎，她又去法国学习胚胎冷冻技术。

当她身处法国时，父亲卢惠霖替她守在产房之外。罗优群的名字是他的母亲从众多专家取的名字中凭感觉选择的，恰好是卢老所取，“优群”的意思是比一般人都优秀。卢老慈爱地把优群抱在怀里的一幕被拍了下来，如今悬挂在中信湘雅的候诊厅。

回国后，卢光琇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她接到通知：不许再做了。

“生怕把胚胎怎么了”

读大三时，罗优群到中信湘雅实习。进实验室的前一晚，他兴奋得失眠。当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胚胎的时候，时光仿佛穿越——“我原来就长这个样子。”

从不避讳谈自己是试管婴儿的罗优群，起初并不能理解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他曾经觉得，不孕不育“跟感冒发烧一样平常”。不过，他渐渐留意到，每次有记者来拍摄时病友们都很抗拒。“他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没有小孩。”

曾有十余年，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几乎陷入停滞。直到进入新世纪，试管婴儿行业才迎来春天。

2001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2002年，中信集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卢光琇团队共同组建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开创央企与高校及科研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先例。

“从孩子的出生数量和健康状况上看，我们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卢光琇介绍。

早在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1976-1985年全国总不孕率为6.89%。到了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达到4000万，占到育龄人口总量的12.5%。4000万，这相当于加拿大的人口总量。

没有其他地方比在中信湘雅更能直观感受中国人的生育焦虑。门诊大厅每天7点不到就人山人海，40%的病人来自外地。门前的湘雅路被称作“睡衣街”，因为试管妈妈们住在附近大大小小的“幸孕旅社”，平时穿着睡衣来来往往。争吵和泪水再常见不过，曾有女子被丈夫一巴掌打翻滚下楼梯。卢光琇的诊室常被慕名而来的病人堵住，为了不影响办公不得不安装门禁。

实验室和门诊不一样，和病人不直接接触。大多数时候，罗优群看到的是畸形的精子以及发育不成熟的卵细胞。

某天，他负责安排病人排精，在快下班的时候遇到一对夫妻。丈夫排精困难，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越紧张越是排不出，而卵已经取出。

当时的胚胎冷冻技术不够成熟，3小时内必须受精。妻子急得直哭，硬生生下跪哀求：“医生，你一定要帮我们想办法啊！” 罗优群一下子懵了。

工作时间越久，他越发觉得“这份工作是神圣的”。2014年，中信湘雅建立起大陆地区第一套ISO流程，质量控制日益稳定，但罗优群总是“生怕把胚胎怎么了”。

罗优群正在体外受精实验室内工作。 

“你一定得帮我孙女，不然我死了也不安心。”这是罗优群的姨奶奶在临终前对他的嘱咐。表姐一直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吃了1万多元的中药，实在没辙了才来找他，经过试管治疗，终于生下健康女婴。

但没能让姨奶奶见到重孙女一面，罗优群至今遗憾。

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约有1000人回到中信湘雅解锁存在这里的冷冻胚胎。大龄产妇越来越多，她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不孕不育，还有染色体疾病、基因病等遗传病。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通过胚胎种植前遗传学诊断，可对单基因遗传隐患进行筛查。2012年，中信湘雅诞生世界首批经全基因组测序、保证染色体无异常的试管婴儿；2015年诞生中国首例“无癌宝宝”，阻断了癌基因的传递。

“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是帮助更多大龄妇女怀孕，其次要保证生出的孩子是健康的。”这几年，卢光琇把工作重点转向精准医疗，朝着父亲最初的“优生”方向努力。

关于子宫的困惑

2015年9月，“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刚刚发生一个月，43岁的刘云爱就赶到中信湘雅咨询试管婴儿手术。她年仅19岁的儿子——消防员蔡家远，在爆炸中牺牲。5%的成功概率下，刘云爱成功怀孕，次年8月顺利产下一子。

面对失独群体，卢光琇感到心痛，更多的时候是无力。“只要子宫没问题，基本能帮他们怀上，哪怕四五十岁。但如果子宫出了问题，我就彻底没办法。”

现在她依旧每周出3天门诊，专门接待3次以上怀孕失败的病人。对待这类患者，她第一件事都是先做心理疏导。看到子宫被切除却还没有孩子的女性，她非常同情，只能建议对方领养孩子。

她能清楚感受到代孕需求的增长，但也明确支持对商业化代孕的禁止：“代孕者往往是弱势群体，她们大多数是为了钱才出售子宫。代孕母亲如果发生问题，你说救谁？孩子，还是妈妈？”

1996年，首例代孕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孩子的母亲多次流产后，因妊娠中期子宫破裂而行绝育术，因此选择代孕。1997年，卫生部出台规定，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

禁令之前，卢光琇也曾参与实施几例代孕手术。尽管技术操作上不存在难度，但伦理和法律问题不可回避。

一个案例让她印象深刻：姐姐帮妹妹代孕，前期比较顺利，但胎儿足月时，因家庭矛盾，姐姐擅自把胎儿流产。

她还遇到过一起纠纷：外甥女帮舅妈代孕，怀了一对双胞胎，“刚开始女孩说舅舅对她很好，她什么都不要，只是帮舅舅完成心愿。当然，舅舅给了很多钱，还帮她找了工作，但她后来又要车子，不然就把‘毛毛’打掉”。卢光琇记得，女孩怀孕期间还得了妊娠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现在想来依旧后怕。

2003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但目前，国内依旧存在完整的地下产业链，一些代孕需求者觉得没有法律保障，转而寻求境外代孕服务，引发一系列问题。

“我们这代人只能不断提高成功率。未来，也许会出现人造子宫解决这个问题。”卢光琇说。

其实，从遗传学角度，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也并非父母亲生。“供胚”意为胚胎的精子、卵子均不来源于亲生父母。但对罗优群来说，这只是一个产品名称罢了，“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我。父母养育我多年，我们是有感情的” 。

“夫妇通过自然方式养育孩子当然是最完美的，只有没办法了才会这样。” 罗优群并不知道“赠胚”源于何处。生殖中心有严格的伦理规定，供卵、供精的双方均完全保密。

到2003年，卢光琇共做过7例供胚移植手术。最初做供胚的背景是因为胚胎十分宝贵，国内尚无冷冻胚胎技术，丢掉十分可惜。“那时谈伦理是奢侈的。很多人为了怀孕愿意接受供胚，就像现在很多人排队花三四年等一个卵子。”这项业务后来被法律禁止。

罗优群的妻子也是医生。俩人每天都工作12小时，父母从常德来帮他们带孩子。为了减轻老人负担，休息日他只允许自己睡到7点，主动带娃。“除了忙点，都挺自在。”

今年女儿两岁，最近刚学会说话。他和妻子为她取名叫罗忆霖。“人要懂得感恩。虽然没见过卢惠霖老爷爷，但我希望她能记住他。”

下午4点，罗优群说自己好饿。这位身高170厘米的小伙子身材瘦削，体重只有55公斤。“我很挑食。”他承认，从小就被母亲溺爱。

“父母心皆如此吧。”他不觉得这跟自己是试管婴儿有何关联。

记者问他最爱吃什么。“妈妈做的菜。”他毫不犹豫，“她做的什么都好吃。”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殷梦昊

你或许也想看↓↓↓

觉得文章不错，那就点个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