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愚园路上的“外国阿婆”

□曹可凡

自出生到考上大学，一直居住于愚园路上的“锦园”。小时候随父母上街，总会在弄堂口与一对姐妹不期而遇。她们大多身着款式相同、色泽鲜艳的衣服，袅袅婷婷地行走于浓密的梧桐树下，宛若孪生姐妹，这在“灰色”年代显得尤为突兀。

每逢见到父母，她俩定会停下脚步，客气地寒暄一番，也不时摸摸我的头，问几句有关学业的问题。没过多久，父母带我去那姐妹家做客，原来，她们家离“锦园”不足百米。

记忆中，那是一座玲珑小巧的单体别墅。屋里陈设均为西洋古典家具，显得古朴雅致。屋外的花园草木葱茏，姹紫嫣红。不一会，一位娴静清丽的妇人在姐妹俩的陪同下款款步入客厅。虽衣着素朴，不施粉黛，却仍遮掩不住其内在的华贵与美丽，尤其她那高耸挺拔的鼻梁以及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宛若希腊女神，眼神里透着纯净与善良。父母嘱咐叫人，我脱口而出，叫了声“外国阿婆”。话音刚落，大人们无不哈哈大笑。从此，每逢去“外国阿婆”家做客，总那么叫她。   

及长，方才知道，“外国阿婆”的丈夫乃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先生。杜先生曾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落幕殚精竭虑，后为新疆军阀盛世才所杀害。那姐妹俩便是杜重远先生之女。   

杜重远先生早年立志以实业救国，然而日寇铁蹄使其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九一八”之后，他毅然告别故乡东北，南下京沪，寻求抗日救亡出路。旅居上海期间，又结识邹韬奋先生，彼此晤谈融洽，并视韬奋先生为平生知己。韬奋先生的《生活》周刊被查禁后，杜重远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接受《生活》周刊原班人马，续办《新生》周刊，故韬奋先生赞曰：“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杜重远先生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史称“新生事件”。杜重远先生在法庭上神态自若，侃侃道来，有条不紊，情理并彰，弄得法官额角渗汗，脸色陡变。但杜重远先生仍被判一年零两个月有期徒刑。一个月后，邹韬奋先生从美国回到上海，立刻驱车赶到囚禁杜重远先生的漕河泾监狱看望老友。韬奋先生后来回忆：“刚踏进他的门槛，已不胜悲感，两行热泪往下直滚，话在喉里都不大说得出来……我受他这样感动，倒不是仅由于我们友谊的笃厚，却是由于他的为公众牺牲的精神。”得知老友杜重远先生身陷囹圄，张学良将军趁去南京开会，专程来沪探视。杜重远先生因此前由夏衍先生而结识周恩来，周公向他表达中共中央抗日主张，杜重远先生深受触动，并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因此他恳劝张学良看清形势，发挥东北军骁勇善战优势，抵御外敌入侵，两人还共同研究西北局势。杜案判决后，为平息社会舆论，国民党当局同意交保就医，杜重远先生便从监狱转至上海虹桥疗养院实施“软禁”。这期间，杨虎城将军借治牙名义到上海就医看望杜重远先生，干脆也住进了疗养院。老友赤诚相对，共商大计。杜重远先生素来为人豪爽，待人接物处处为他人着想，在东北有“小孟尝”美誉，故有着极强的感召力与可信度。他与张、杨两位将军相见，进一步促进他们思想转变和最终发动“西安事变”。所以胡愈之先生说：“杜重远是促进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   

杜重远与侯御之

身处命运惊涛骇浪，始终与杜重远不离不弃的便是爱妻侯御之女史。侯御之从小家境优渥，学业出色，堪称女“学霸”。后考取“庚子赔款”官费，东渡日本留学，精研“国际法”，并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回到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杜重远先生与侯御之相识于东瀛，彼此倾倒于对方的才华与勇气，发誓生死与共，白头偕老。日寇进犯喜峰口，热河危在旦夕，杜重远先生毅然推迟婚期，随张学良、宋子文等人奔赴热河。临别时，他以《己亥杂诗》书赠爱妻：“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新生事件”爆发时，侯御之正身怀六甲，仍为营救丈夫四处奔波，最终因过于劳累，导致流产。杜重远先生后来赴新疆宣传抗日，她又不顾安危到茫茫戈壁，毫无丁点怨言。向来胸怀坦荡如杜重远者，从未想到昔日同窗盛世才阴骘狡猾，悄悄将魔爪伸向自己和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以及文化界人士萨空了、茅盾、张仲实、赵丹等人。茅盾和张仲实等人在苏联总领事干预下，与盛世才反复较量，总算获准离开新疆迪化。茅盾先生后来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心情：“九时，飞机离开跑道冲向了蓝天，我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一阵难以描述的轻松感充溢了全身！是啊，应该让我绷紧的神经松弛松弛了，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但杜重远和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并没那么幸运，最终血洒祖国边陲。

“外国阿婆”侯御之永远难忘那个边疆无月之夜：“塞外的初夏仍然凉气袭人，再加这晚月黑星暗，雨凄风急。在我们晚饭时，盛世才杀人组织———‘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黑衣队员冲进了重远的书房和我们的卧室，翻箱倒柜，并‘请’走了重远。我站在大街门外，望着囚车远去远去。直到雨水从发间流下，衣角也在渗水，我才惊觉在夜风冷雨中站得太久。回到满地狼藉的卧室，风雨已停，只有瘆人的狗哭声，断断续续，时远时近。檐间积雨，漏得艰难，似簌簌泪、滴滴血……”

杜重远与侯御之结婚照

据说杜重远先生受过26种酷刑，长号大骂16天。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用沸油浇于杜重远先生身上，惨不忍睹。丈夫惨死后，侯御之悲恸欲绝，却以一个伟大女性的坚忍与勇敢奔往监狱，领取丈夫遗物，并且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后来，这位“外国阿婆”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困难再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勇气”。经多方营救，侯御之带着三个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脱离险境，回到上海，但已是病魔缠身，生活窘迫。茅盾先生在给张仲实的一封信里，如实讲起了侯御之女史当时所面临的困难：

仲实兄，多日未晤为念。昨日接杜重远夫人来信，殷殷询及吾兄。杜夫人自己病了，孩子经常有病，其中一个是肺病，处境甚窘。来信是要我们为她设法，原信已送沈衡老及胡愈之兄，望向他们索阅。杜夫人极想和她的大弟侯健存大夫（曾住延安，任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现在北京医院）一见，想请侯大夫到上海去一次。此事兄能帮忙否？匆上即颂  

日祈  

 弟沈雁冰 五月十六日   

（先请兄告侯大夫以杜夫人现状，她病了心境很坏）   

后来，经周恩来总理关心，侯御之及三个孩子的病情均有所好转，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只是独养儿子在我母亲供职的医院接受治疗。好景不长，时间进入六十年代，杜家备受冲击。遭“革命小将”围困多日，“外国阿婆”只得携爱女连夜离家寻求庇护，但面对复杂政治局势，她们母女三人不敢住宿旅馆，也无法露宿街头。万般无奈之际，想起可否去儿子治病的医院暂避一晚。那晚，我母亲正好值夜班，看见母女三人觉得眼熟，没细想缘由，便将自己的值班休息室腾空，让她们母女三人得以睡上一个安稳觉。次日清晨，她们又经友人暗中协助，悄悄跳上北去的列车，到北京寻求援助。后来，相关领导指示，像杜重远那样的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得到保护。侯女士一家才安然返沪。一俟返回上海，侯御之即刻让两个女儿杜毅和杜颖打听那晚留宿她们的究竟是谁。由于那晚情况紧急，她们没顾得上询问母亲名字，甚至因为母亲戴着大口罩，连模样也未看清楚。后来，杜氏姐妹又委托友人、瑞金医院口腔科主任黄培喆医生到我母亲医院，细细打听，这才找到我母亲。于是，“外国阿婆”及杜氏姐妹与母亲成为莫逆之交。

唯有爱，让她在杜重远牺牲后独自挑起家庭生活重担

“外国阿婆”晚年虽身患癌症，又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但她仍积极与杜重远先生的海外故友如张学良先生等联络，吁请他们回国参与改革开放大计。张学良先生接获侯御之信函，回信赞扬她忍辱负重的品格：“……来信和相片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扶养子女成人，重远有知，当亦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杜重远文集》出版，张学良老人又不顾年迈致信杜重远先生女儿杜毅和杜颖阿姨，表达对侯御之的敬仰。   

今年恰逢杜重远先生120周年诞辰，也是侯御之女士去世20周年，拉拉杂杂写下这位“外国阿婆”的点滴往事，也借此向先贤献上心香一瓣，寄托缅怀之情。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曹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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