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兴被美国“封杀”的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他说，美方的行动引发了市场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担忧，美国的行动针对中国，但是伤害的是其自身，会动摇国际社会对其贸易和投资环境的信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9日表示，美方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发起的232和301调查严重违背WTO宗旨原则。磋商只是争端解决诉讼中的必经程序，按相关程序，美方应当在收到中方磋商要求10日内作出答复。美方此举只是满足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中方诉讼的程序性要求，中方将按照WTO争端解决程序，推进对美方的诉讼。目前，中美双方尚未就美国“301条款”调查和美对中国征税产品建议清单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

人民日报：

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强起来离不开自主创“芯”

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今后7年内，将禁止该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这一事件在舆论场上引发深入讨论，出口禁运触碰到了中国通信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的痛点。“缺芯少魂”的问题，再次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

禁售7年对应的正是2025年，美国如此行事，真正的用意昭然若揭。如《纽约时报》所说，美国的真正考量是要遏制中国制造业升级，拖慢“中国制造2025”这一强国战略。这些年来，中国通信产业发展迅速，芯片自给率不断提升。华为的麒麟芯片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水平，龙芯可以和北斗一起飞上太空，而蓝牙音箱、机顶盒等日用品也在大量使用国产芯片。但也要看到，在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更高的一些领域，国产芯片还有较大差距。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2300亿美元，花费几乎是排在第二名的原油进口金额的两倍。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此次事件，让我们感受到切肤之痛。

面对技术壁垒，不能盲目悲观，特别不能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丧失信心。当此之时，应该激发理性自强的心态与能力，通过自力更生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中国将不计成本加大在芯片产业的投入，整个产业将迎来历史性的机遇。”一位投资人如此评论道。确实，如果能够痛定思痛，加快推进互联网和信息产业政策完善和科技体制改革，并产生更强的改革紧迫感、凝聚起更大的改革力量，那就有可能把挑战变成机遇。

对互联网和信息产业来说，商业模式的创新固然能够带来流量和财富，但最终比拼的还是核心技术实力；对政府部门而言，应该形成更加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环境，比如说芯片设计具有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的特点，就需要从更大层面统合科研力量、实现集中攻关。就像中兴对员工们所说，“任何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都不是笔直的”，突破核心技术肯定会带来阵痛，但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是为了用现在的短痛换来长远的主动权。我们不必为今天的封锁惊慌失措，中国的高科技能够克服初期从无到有的困难，也有信心在后期突破核心技术的瓶颈。

保持信心的同时，也不能因遭遇制裁而产生极端偏激的情绪。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有足够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国产通信产业从零起步，如今发展到与世界通信巨头并驾齐驱，并在5G时代展现出领跑能力，绝不是得益于自我封闭。我们并不需要把封锁当作“重大利好”来激励“自主研发春天来了”，更不能把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面对高科技的技术攻关，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继续扩大开放，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在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中实现自主创新，这个方向不能动摇。

“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回看前路，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可谓刻骨铭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也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下半场重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这条路很长，但只有靠我们自己走下来。

解放日报：

谁主沉浮，尚难定论

用不着担心美国芯断货，中国芯其实还有一次重大机遇

美国商务部在当地时间4月16日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禁令为期7年。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开始考虑反制中国在云端运算与其他高科技服务领域的不公平限制。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向高技术产业蔓延，美国直刺中国产业“痛点”。

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产业自主升级，中国要走独立自主之路，那么如何走好这条路呢？事实上，如果中国成功地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翅膀”，辅之以相应的制度支撑，完全能够击破美国技术壁垒，实现产业的自我升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GDP比重达到30.3%。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达到69.9%。据测算，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占GDP比重35%，到2030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0%。中国正全面步入数字经济时代。

2.0版的时代特征

数字经济的开启赋予了中国产业升级2.0版完全有别于1.0版的时代特征。

数字经济的竞争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正在洗牌。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制造业转移和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是我国上一阶段产业升级的大背景。得益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我国凭借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依托从“引进－模仿－改进”的技术后发优势，成功“跻身”全球生产网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了发展思路，尤其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各国互联网、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竞赛中重新洗牌。谁主沉浮，尚难定论。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资源优势正在超越传统要素优势。早在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公司开始出售发动机使用数据的时候，数据资源的价值就已经被发现。互联网新时代进一步加速了“数据井喷”。如今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集成创新和模式创新甚至已有超越传统技术创新之势。在当前的工业互联网、工业4.0以及人工智能大比拼中，谁能拥有更多客户资源、谁能挖掘更多数据资源、谁能更高效率使用数据，谁才有可能成为行业领先者和领导者。这也就意味着1.0版本所依赖的“引进－模仿－改进”的后发优势已经难以复制。

数字经济时代的升级路径正在发生变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全球价值链、迈向中高端是传统的升级路径。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升级目标也许并没有太大改变，但通往中高端的路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区域性价值链将可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表现形式；同高端服务相结合的生产环节、同先进制造相结合的服务环节成为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基本载体；占据价值链中高端的方式更强调规则和标准的引领作用。相关产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力直接体现了国家竞争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掌握主动，那么未来加入全球价值链、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

2.0版的先发优势

如果1.0版本可以用“寻求比较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来概括的话，那么产业升级2.0版的核心就是“构筑先发优势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构筑先发优势。

实际上，数字经济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已经为构筑先发优势提供了可能。

首先，我国所能获取数据资源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互联网大会上有企业家指出：“中国互联网独特的地方是，7亿网民说同样的语言，遵守同样的法律，产生统一规则的数据，可以推动算法的创新，从而促进算力的提升。”中国互联网的特殊性，加上中国现有的消费规模、生产规模，为资源向数据转化、进而向产业化转换提供了可能。

其次，消费领域的模式创新和生产领域的集成创新正在不断拓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方式。基于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带来了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同时也不断赋予传统产业新的活力。我国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已经不断刷新商业模式，甚至在为发达国家所关注和模仿。

而在生产领域，我国产业体系较为完备，大多数产业都具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为实现基于产业链的集成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2.0版的关键壁垒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数字经济背后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壁垒仍然存在。

我国制造业实力落后于发达国家是不争之事实。要全面打造领先优势，制造业基础依然是不可逾越的。众所周知，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在同步进行2.0补课、3.0普及和4.0示范，要实现领先的难度远远超越发达国家。尤其是在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方向、路径和架构等条件都正在逐渐清晰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这些战略的代言人，开始抢滩中国市场。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企业要探索出符合发展阶段需要、基础条件具备的战略方向和路径，还需作出很多努力。

技术集成创新较之于模式创新存在滞后。产业升级2.0版的基本动力可能来自于技术集成创新和模式创新。尽管数字经济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发展，但更多集中在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改造和创新，以及其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和推广，这些模式在掌握一定资源的情况下，相对比较容易模仿，甚至是超越。在生产模式领域的创新、尤其是技术集成创新以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则相对滞后。这种滞后，最终可能导致具有主导权和话语权的行业规则行业标准“旁落他人”。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备。就政策体系而言，从《中国制造2025》开始，一系列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先后出台，政策效果也在不断发酵。然而对于企业——特别是一些从事新兴行业、新兴业态的企业而言，难于从复杂的政策条线中寻求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条款；就体制机制而言，现有的体制机制是按照传统工业化思路进行设计，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多头管理、无人管理的现象也有所显现；就整体环境而言，与产业政策等相配套一系列社会管理政策相对滞后，从共享单车企业繁荣、大量单车乱停放以及企业倒闭后续管理问题暴露的案例就可见一斑。

因此，随着产业升级2.0版本上线，在数字经济大发展中构筑先发优势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尚需作出以下转变：

一是转变发展理念，将过去“制造业优先发展”的理念转变到互联网思维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二是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强化资源转换能力，提高互联网、大数据的使用效率。

三是调整管理思路，以互联网思维“管理”数字经济，既要规避“无法生存”，也要规避“野蛮生长”，为数字经济下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企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相关背景】

美国封杀中兴，让我们感受到“缺芯”之痛

不久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布了一项计划，阻止美国运营商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中兴的产品或服务，理由是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最近，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这一禁令为期长达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

美国政府此举是借此打击中国科技公司，进而削弱中国通信产业实力。

2016年，因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出口禁令，向伊朗出口美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商品，中兴遭遇了美国政府的严厉制裁，可以说，本次美国政府再一次制裁中兴，其实就是借题发挥。

我们先不提让中国企业遵守美国政府制定的出口禁令这一霸道行为，单单是因为对少数员工的处罚不力，就禁止中兴从美国供应商采购元器件，未免小题大做。

因此，向伊朗出售美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商品，以及对员工处罚力度不够，只是美国政府找的借口。

即便中兴在上述方面没有让美国抓到把柄，美国政府也会找出新的借口，正如这些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

美国政府制裁中兴打到中国IT产业软肋

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硬件上，整机产品强，核心元器件弱；另一个是在软件上，应用软件强，基础软件弱。

具体来说，中国有一批以华为、中兴、联想、小米为代表的整机厂，虽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风生水起，但在很多核心元器件上，比如CPU、GPU、FPGA、DSP、CIS、RF等芯片上，大量依赖进口。

即便是一些由国内厂商设计的芯片，其实也高度依赖国外技术授权。

国内设计公司只是把国外公司卖给我们的模块做集成工作，国外上游企业只要断了技术支持和技术授权，国内这些设计公司的研发就会停摆，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

就软件来说，虽然中国有QQ、微信、支付宝等一大批应用软件，但在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上，市场份额却微乎其微，这些基础软件基本被微软、谷歌、甲骨文、IBM等公司垄断。

即便是Linux、KVM、Xen、OpenStack、HADOOP、Docker、Mysql、OpenJDK等开源软件，中国庞大的程序员数量和中国相对有限的代码贡献量极不相称。

可以说，中国写Java的程序员有上百万人，写JavaScript的程序员也有上百万人，写QT的也很多，但Java虚拟机、JavaScript引擎、QT库却没多少人干。

中兴如今遭遇的问题，并非中兴一家企业的问题，而是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如今非常红火的ICT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其实是建立在美国的基础软硬件之上的，美国政府制裁中兴的举措，恰恰打到了中国IT产业的软肋上。

美国的目的是打击中国科技公司

在本次制裁之前，中兴也遭遇过另一次狙击。当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布了一项计划，阻止美国运营商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中兴的产品或服务，理由是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几乎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提出让政府来主导美国5G网络的建设，并且禁止采购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的设备。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企业，打击中国科技公司。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要求运营商服从美国政府的意志，在5G网络建设中，限制采购中国华为、中兴等公司的设备。

这样一来，由于运营商必须采购美国或其盟国的电信设备，这就可以对美国本土设备商和盟国设备商起到扶持作用，并顺带打击中国通信设备商，进而一定程度上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兑现特朗普在竞选时对选民许下的承诺。归根结底，就是以信息安全为名，保护本土产业。

而本次美国商务部对中兴做出严厉制裁也有打击中国科技公司的考量。

毕竟中兴是中国仅次于华为的通信厂商，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具有较强的5G技术研发能力，打击了中兴，就可以削弱中国通信产业实力。

中兴被“封杀”倒逼中企自力更生

在过去，总有一些人抱有幻想，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从美国买到芯片，认为自主研发是重复造轮子，是资源浪费。

但现实给国人上了一课，在核心技术上，必须坚持自主研发，哪怕自主研发的芯片性能差一些，价格贵一些，也要坚持下去，不断改进提升，绝对不能搞“造不如买”那一套。

另外，国内真正自主设计的芯片并非没有，只不过有的在性能上差一些，有的局限于特殊领域使用，比如神威太湖之光搭载的申威CPU，用在北斗卫星上的龙芯CPU，用在雷达上的华睿DSP等。

当下急需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对自主研发投入严重不足，给的资源和经费非常有限，但有些地方政府却对外商投资以及合资非常热衷，而且又给钱，又给地，还有各种政策优惠。

另一个是缺乏对软件产业的引导，商业公司在利益驱动下，更热衷于开发各种来钱快的软件，比如手机游戏、场外配资软件系统、网页游戏、订餐软件等，对于那些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的基础软件缺乏研发动力。

怎样真正把自主芯片从特殊领域推向商业市场，怎样让中国海量的程序员和BAT这样不差钱的巨头去开发基础软件，怎样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是当下应当思考的问题。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李拯、俞晓晶

微信编辑：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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