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受害人：报警没用，处理结果常常“不了了之”
陈某被行政拘留20日
江北区公安机关经调查，陈某自2019年4月初至2019年8月底多次对何某某实施拖拽、推搡、殴打等故意伤害违法行为（何某某的损伤程度未达轻伤或轻伤以上程度）。
另查明，陈某还有通过微信实施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针对陈某的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给予行政处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并处罚款。
何某某为防止陈某再次对其实施故意伤害行为，11月27日向江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目前，该院经审查，依据认定的事实，已依法作出对何某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宇芽：感谢警方
昨天上午，当事人宇芽在微博对警方表示感谢并透露，自己已经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很多网友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传统印象里
被家暴的女性往往没有经济来源
需要男性供养才能生活，
但宇芽这样独立的职业女性
被家暴五次就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她们为什么不离开？”
反家暴社会工作者黄茜说：
人们质疑受害人，是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样的选择背后，是怎样的痛苦与无奈。
被“控制”的爱人
“我被老公打了。”电话那头，求助者万怡声音缥缈，黄茜听出了迷茫和无助，“我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专门服务于被家暴者的求助热线，打电话来的大多是女性，“该怎么办”是她们询问最多的问题。她们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甚至发生了什么也不愿意说，黄茜得一点点问出来。
眼下情况类似。“他一直威胁说要杀了我，我该怎么搜集证据证明我被家暴了？”万怡的问题直截了当。几个月前，丈夫动过一次手，万怡眼睛被打得青肿，嘴角流血，她没有报警，也没有就医，更没有录音录像。丈夫警惕性很高，近期的威胁言论，从来只会当面说。
黄茜建议她尽快搬出原住处，再与丈夫联系时，注意留存电话录音、聊天截图等证据，“比取证更重要的，是您和孩子的人身安全。”
万怡和丈夫合伙开了家小公司，有3个孩子。“噩梦”从8年前开始，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暴力伤害，万怡数不清。前不久，丈夫开着车，万怡坐副驾驶位，言语间，两人有些不合，他突然大喊，“要死一起死”，然后狠踩油门，车子冲向路边。
家暴伤害的不只是身体。在黄茜眼里，万怡能力强，会挣钱，是事业上的女强人，但丈夫口中，她被叫做“荡妇”“妓女”，是为了挣钱不择手段的“舔狗”——“恶言恶语”的由头，却是她参与的生意场上的正常应酬。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我做错了什么？”万怡想不通。她渐渐相信丈夫的话，并且试图通过证明自己，纠正他的想法。但这是一个无底洞，她像掉进了漩涡，越陷越深，想要改变对方、拯救双方关系的愿望，把她绑在了丈夫身边。
况且，每当万怡试图逃跑，比如连续离家几天，丈夫的警告会一个接一个出现，笼罩在巨大恐惧下的她，对这些威胁性话语深信不疑——如果离开，丈夫会想方设法“弄死”她，然后“杀”她全家。
“无论是身体上、精神上还是经济上，施暴者实施攻击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受害人。”北京卫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反家暴专家冯媛说。万怡掉进了施暴者圈套。
Leslie Morgan Steiner在2012年TEDxRainier的演讲：被家暴无关收入和教育程度
很多受害者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表现为对环境过度警觉，反复做噩梦，或突然“回”到被暴力伤害的场景中（“闪回”），以及一些类似于抑郁症的症状。心理创伤影响受害人的认知和行为，也加大了他们主动维权的难度。
“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离开他吗？”黄茜问万怡，“再看看吧，再观察一下。”
这种情况很普遍，即便被侵犯，人们还是容易对选择信任的亲密爱人抱有期待，同时，弱化自己正面临的风险。
黄茜的作用是，让他们直面现实。她告诉万怡：“您必须意识到，您和孩子所面临的风险可能致命。”
“懦弱”的母亲
万怡选择留下，还有一个原因是，她顾虑3个孩子。
孩子，是不少被家暴者重回原有家庭的理由，其中包括李淼的母亲。
李淼说，母亲没念过书，出身农村，前不久，为了照顾6岁的弟弟，辞掉了在幼儿园的工作；父亲高中毕业，几乎负担了全部生活开销。父亲瞧不起母亲，觉得她是小地方来的，什么都不懂，母亲也认为，自己身份卑微。
李淼记得，上初中时，父亲出去喝酒，深夜未归，她打电话告知，钥匙放在门口的垫子下面。半小时后，父亲回家，用拳头“砸”门，母亲被惊醒，跑去开门，直接被按在地上打。当时年纪小，李淼只觉得父母感情不好，容易发生争吵，父亲脾气不好，就打了。
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妈妈，你离婚呀！你为什么不离婚？”李淼不止一次问母亲，“还不是为了你？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母亲从未报警，被家暴的事只跟最亲近的人说过，毕竟，“家丑不可外扬”。被打得狠了，母亲跑回外婆家，也会很快被劝回。她之前已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再离婚，在当地，会连累整个家庭的名声。
钱也是问题。几年前，母亲曾有过离婚的念头，还专门咨询了律师，却被告知，打离婚官司要5万多元，而她几乎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打人后，父亲有时会道歉，李淼尝试过原谅。她念着父亲的好，比如，小时候，父亲爱用胡子“扎”她，后来，父亲为她种了一片紫薯地，也会为她想吃的饭菜早起准备食材。
但每次，过不了多久，父亲就会再次施暴。
李淼终于考上大学，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等你上完大学找到一个好工作，养我，带我走出痛苦。” 李淼很崩溃，她痛恨父亲的暴行，更埋怨母亲的懦弱，现在，让母亲幸福的压力也要一并承担。
类似李淼母亲的例子，黄茜遇到过不少，母亲一个人无力抚养子女，除了维持家庭的完整性，生存也是她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明确，成长于家暴环境，孩子身心必然会遭受巨大伤害。”黄茜说。
“不了了之”的求助
“王警官在吗？”黄茜第3次陪万怡走进警察局，“他刚出去，你们等一会。”
两个月后，万怡再次找到黄茜。她又被家暴了，这次，差点没命。
丈夫掐着她的脖子，把头使劲往床上撞，窒息的感觉让她绝望。更令人心寒的是，丈夫施暴时，公公婆婆都在客厅，直到她拼命挣脱、冲出房间，他们才上前询问，平息事端。
万怡选择报警，并决心在黄茜的帮助下，请警察开出《家庭暴力告诫书》（以下称《告诫书》）。
事实上，经过司法鉴定，若受害人损伤程度达到轻微伤级别，施暴者则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可处以最高15天的行政拘留。就法律效力而言，《告诫书》只是行政指导意见书，等同于训诫或批评，不具强制力。
“被警察抓走是挺严重的事，影响不好，还是夫妻，也不要撕破脸, 把他弄进去了，出来会报复我。”跟万怡一样，大多数受害人会选择《告诫书》，他们的目的是停止暴行，而不是惩罚施暴者。
在他们看来，警察当面宣读《告诫书》的场景有不小威慑力。并且，一纸书面记录也是他们曾被家暴的有力证据。
但眼下，想拿到《告诫书》不容易。
“男方来了吗？双方说法我都得听。”等了近2个小时，王警官终于出现了。但警察不会亲自“抓”人。万怡只能给丈夫打电话：“警察让你来一趟。”
万怡和丈夫共同进入调解室，接受调解；然后，万怡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表示不再追究丈夫责任；接着，出具《告诫书》的申请被提交上去……“你们回去等吧，所里领导批准了，我们会通知。”
和公权力机构的交涉过程中，黄茜常感到挫败和无力。之前，她问受害人，为什么不报警，得到的回答经常是，报警没用，处理结果常常“不了了之”。
受害人对公权力机构渐渐失望，不再求助。
比如，受害人报警后，警察会开出伤情鉴定委托书，并告知受害人，先去法医鉴定机构做验伤，验伤结果出来再做进一步处理，“鉴定结果只有开委托书的警察才能去拿，警察忙起来，忘了这件事，就不会再有后续处理了。”黄茜说。
除公安机关外，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也是受害人可以求助的对象。
我向一位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了解情况。她说，接到相关报案后，警察会以“发生了家庭纠纷”为由要求居委会协助，他们将共同到居民家中，首先制止家暴，警察对施暴者提出批评，居委对施暴者进行教育，并要求施暴者口头承诺，不再使用暴力解决问题。
“口头训诫是最普遍的处理方式，但对于受害人的保护而言，远远不够。”黄茜说，类似情况发生几次后，受害人会认为公权力机构帮不了他们，渐渐失望，不再求助。
家暴不是家务事，家暴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织就一张保护网，救助身处困境的受害者们。
冯媛认为，社会反家暴网络的构建，要加强对公权力机构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要解决观念问题，还要解决技能问题。”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陆志安也建议，更好预防和处置家暴问题，需要一种更广泛的联动机制，比如，在基层组织设立专门的帮扶机构，为家暴受害者和加害人分别提供心理疏导和有针对性的帮助。
等了几天，万怡终于拿到警方出具的《告诫书》，并以此为证据，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前段时间，黄茜又接到万怡电话，说丈夫再没对她动手。但表面的风平浪静，黄茜担心，持续不了太久。
*如果你怀疑身边的人被虐待了，请挺身而出：
要记住，那些施虐者非常善于控制受害者。受害者情绪抑郁，并且经常被和朋友们隔绝开。识别出警告性的信号，主动提供支持，你有可能帮助ta逃离那段关系。
（文中黄茜、万怡、李淼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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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作者：巩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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