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一幕，香港普通话教师赵琪琪至今难忘。
那天下课后，一个小学女生恭敬地对她说：“赵老师再见。”（用的是这两年说得越来越地道的普通话。）女生的妈妈告诉赵老师，她现在带孩子上街游行去。
一名台湾记者在香港街头采访时因讲普通话而遭围堵。
在中环街头，一名说普通话的男子遭黑衣人殴打，并被喝令“返大陆”。
一边在花钱上补习班学普通话，一边又排斥普通话。这些香港示威者的举动实在让赵琪琪费解。一位香港本地人说，有一天在地铁上接到一位内地客户的电话，她不得不轻声告诉对方，现在说话不方便，等下了地铁再回电话。还有不少香港人会善意地关照刚刚到港的内地亲友，在路上讲普通话时尽量小声点。上周末，我们在香港新城市广场采访一位内地学生，恰巧遭遇黑衣人占领商场。他们围绕商场中庭，一声响似一声地呼喊口号。这时，我们的普通话对话下意识地变成了窃窃私语。因为，讲普通话可能成为黑衣人攻击的理由。一部分香港人排斥普通话并非从今日始。去年年初，香港浸会大学部分学生因不满学校的普通话毕业要求而发起占领语文中心事件。还有学生在学校墙壁上喷涂“不要普通话”的字样。香港在20世纪逐渐统一为粤语社会，粤语是通用的官方口语。保护本地方言本来无可厚非，在中国不少方言区，都有传承本地方言的举措。比如在上海，很多家庭会特意培训孩子说上海话。
在北京，人们也纷纷怀念逐渐消失的京腔京韵——一种与普通话极为接近但有自身特点的方言。
如果说京沪等地保护方言多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考量，而修例风波中的相关言论则是为了和内地建立文化屏障。他们有意识地筑起一道语言之墙，把自己与外来者（内地人）区别开来。文化学者张历君认为这种语言封闭心态既无基础，也无前途。他说：“香港是一个全球城市，定位从来不是民族国家，也因此，香港的语言特色不是像民族国家那样只有一种法定国语。如果粤语真是和其他语言分得很开，其实就已经死去。”
普通话教师赵琪琪说，修例风波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找她教普通话的孩子一个也没减少。“现在内地发展多好，这些家长也不傻，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剥夺孩子学普通话的权利。他们看清楚了，说不好普通话以后很吃亏。”赵琪琪说。不仅是孩子，事实上，许多行业的人为了更好的前程都在学习普通话。一位出租车司机说，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他就跟着电台学普通话，因为从内地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不说普通话越来越难做生意。一位香港警察告诉我们，十多年前，网络、智能手机都还没有普及，他就用录像带录下凤凰卫视的节目，一遍遍回放、跟着学。甚至在香港最核心的金融领域，普通话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优势语言。作为服务于内地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人只有全面了解内地，与内地进行文化上的充分融合，才可能捕捉到内地带来的经济机会。不少在中环工作的金融界人士说，虽然公司的通用语是英语，但很多香港本地同事还是愿意努力地用普通话和他们沟通。1997年香港回归之初，纽约时报在讲述香港的语言之争时，曾说：英国统治时期，一个香港人若说不好英语会丢人；回归以后，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说不好普通话才会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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