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总医院24日发生的伤医事件引发的舆情，仍在持续发酵。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目前已被批准逮捕，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也两次发声，重申卫健委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零容忍。
而在今天下午，一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的报道《杀人者孙文斌是谁？》，首次披露了事件背后的更多细节，尤其是孙家的背景和血案背后的医疗运行机制，颇为耐人寻味。
该报道的几个关键细节是否属实，还有待相关部门权威回应。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完全属实，也绝不是什么“反转”，并不影响对杀医行为的定性。但此事的蹊跷之处在于，为何一起受到全社会关注的恶性伤医案件，数天过去，除了相关部门的“零容忍”表态，目前还看不到权威部门对整个事件发展过程的还原？甚至网络还流传有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疑似涉事医院院方在事后要求医生“不要说三道四”，“管住自己的嘴，不要跟家人亲朋谈论此事”。不管是涉事医院，还是医生，此事发生后，都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这种压力恰恰需要纾解，而不是通过“管住自己的嘴”就能够消除。进一步言之，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公开还原，也并不是为了渲染医患对立，或是为恶性伤医行为寻求正性，而是只有真正弄清了极端事件背后的导火索到底是如何铺下并最终点燃的，才能真正对类似事件予以有效预防。这个社会从来不缺乏谴责暴力的声音，而恰恰是缺乏对暴力因素的直面。暴力伤医，同样如此。此事发酵数日，才有一篇由非机构媒体给出的相对完整的报道，这种事后透明度严重不足的状况，与日常中对医护工作者的脸谱化、悲情式形象塑造，及对医疗效率的美化，已然形成了一种巨大反差。它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患者对于医生和医院抱有“不切实际期待”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这种处置上的暧昧、模糊态度，不仅有可能掩盖暴力事件背后的深层矛盾，也在事实上加深了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致加剧撕裂。医生职业权威遭受挑战，与现代医生职业形象的祛魅有直接关系，包括教师群体也同样是如此。这实质是世俗化社会的必然。比如，一些伤医案，就是因为医生不同意按患者在网上所查询到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而起；这次的杀医者，也据说曾自称“懂医”。如果说过去的医生群体是靠“医者仁心”的道德权威获得社会尊重，那么现代社会，取而代之的理当是专业权威。但很可惜，这种权威因为多种原因并未能及时形成。有专业人士就发文呼吁，对一些“特殊患者”，医生应该加强相关的解释工作，以赢得患者的理解，避免激化矛盾。但悖论在于，在总体的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且分布失衡的大背景下，医生已大多沦为流水线上的“计件工”，要求他们能够扮演起“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理想角色，几乎是一种奢望。经常有患者感慨，好不容易挂上一个专家号，排一上午队，看病两三分钟……在这样一种现实之下，医生的专业权威如何建立，医患之间又何以能够生发真正的互信互敬？当然，这决不能归咎于医生。从现实来说，与其说医生未能建立专业权威，不如说是广义的医（机构）、患之间，乃至医疗体制与患者之间，尚未充分建立起应有的信任。比如，在“以药养医”，及公立医院尴尬的定位中，患者难免先入为主怀疑医生所采用的治疗方式，是受“私利”驱动，如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等等。这种状况，反映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医生的职业虽然是“救死扶伤”，但是他们的专业角色的实现却受到诸多现实的掣肘。诚如前述报道所披露的细节，医生可能既要被患者期待“治愈”，同时又不得不平衡好医保控费，乃至医院各个科室之间的利益协调责任。有一篇题为《一位89岁老人的最后44天：严重中风后被迫辗转四家医院》的报道曾指出，患者家属眼中的病人，是亲人，是他不惜一切代价想延续其生命的母亲。而医院和医生眼中的病人，在医保控费、医院考核以及医院经济收益的多重约束之中，已被贴上“自费病人”、“医保病人”、“重症病人”和“康复病人”等形形色色的标签。每一种标签，既与相应的诊疗选择相关，也涉及一整套的医疗服务的收益与风险计算……在这样一种巨大的落差和隔阂之下，医患关系在一开始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扭曲的伏笔。每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后，媒体都会盘点医生遭遇暴力对待的情况。但是，在谈论医患矛盾时，我们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虽然暴力伤医案时有发生，但中国式的患者和医生，却都是以一种弱者形象示人的——一边是医生被呼吁得到足够的安全保护和尊重，一边则是患者继续感叹看病难、看病贵。其实，医生和患者从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医生和患者要么“双赢”，要么“双输”。一个让患者感受到问题的医疗体系，医生群体同样不可能是赢家。从这个角度说，只有真正从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出发，或许才会有真正理想化的医改效果。上述两篇由同一家自媒体，在相隔不到一个星期内刊发的报道中，有个细节耐人寻味。前一篇报道中，作者写道，“杨文医生，成为这一风险中，全部后果的承担者”；后一篇报道也指出，“一位89岁的病危老人，就在2019年的这个冬天，在自己的家乡像候鸟一般辗转迁徙，成为中国医改的这一特殊阶段，各方因素叠加之下的最终遭遇的唯一承担者”。看似两起不能相提并论的事，其让患者和医生所承受的风险与后果，很难说不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从医患共赢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医改，或许是最终减少悬在患者和医生头上共同的“重负”的唯一出路。它复杂，但却没有其他捷径。
最后再补充一句，伤医是暴力犯罪，依法处置责任人没有疑义；“垃圾人”难以根绝，但合理化的制度化安排，却能够最大限度维系常态化的健康医患关系。
就在杨文事件发生两天后，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新的一年6月1日正式实施。“卫生法”针对“医闹”事件屡禁不止，特意明确规定，“全社会应关心、尊重医疗卫生人员，维护良好安全医疗卫生服务秩序，共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频见报端的暴力伤医，会否因新法出台踩下“急刹车”？本不应成为对立面的医生与患者，又该如何构建两者和谐关系？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业内专家及相关人士求解。
杨文事件一出，瞬间点燃医生群体愤慨、悲痛、无奈乃至绝望的多重情绪，多位医生甚至表现过激，认为强身健体可以保护自身防止被杀害。事实上，杨文不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第一位白衣天使。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数据，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的发布《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时间，超三成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近十年，国内媒体报道伤医事件就有295起。培养一名医生的过程，漫长而艰苦。近日朋友圈疯转的漫画，大致罗列了医生培养过程：“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3年规范化培训”后，方可成为一名主治医师。而在上海三级医院内，医生工作强度之大令人吃惊。仅今年一年，上海已发生5名医生过劳猝死。此前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完成的《2017年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则显示：我国一线医生一周工作时长超过80小时，36%的医生曾经一周值两次班，31%的医生认为工作对身体造成了中度以上的影响。面对如此辛勤付出的医生，为何有病家选择诉诸暴力，用极端方式来伤医。一名蔡姓患者家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同情医生的辛勤与劳累，但真实的就诊情况，很难让人不心寒。动辄排队数小时看病后，只等到医生两句话；亦或看个感冒花掉上千块、住个院来回检查数次……医生因过于忙碌而冷漠的接诊态度，医院因考量经济效益而加在患者身上的附加值，最终让生命的呵护近乎冰冷，情绪趋于沮丧、悲观，甚至一想到去医院看病，便会害怕。”采访中患者家属直言：撇去极端个例的刑事案件必须严惩不贷，现有医疗体制的不完善，确实将医生置于患者不满情绪的“前线”，一旦有导火索点燃，便可能酿成惨剧。上海市一家三级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则表示，被破坏的医疗秩序令大量患者拥堵仅有的几家大型医疗机构，有限医疗资源，与大众对医学技术的过度信赖，两者之间不完全匹配，由此造成大众就医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一触即燃。事实上针对暴力伤医，我国近年来已相继出台多个法规。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首次将“破坏医疗秩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中央综合办、公安部、司法部等9部门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涉如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施行，要求公安部等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并倡导更多途径解决医疗纠纷。防止医闹出现，靠堵更要靠疏。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也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傅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部“卫生法”酝酿至今已有四年，它并非部分媒体解读的 “防医闹法”。专家表示，“卫生法”结合健康中国的推进，明确除医疗机构外，个人、社会、政府分别承担什么职责，“社会发展到今时今日，大众对健康的需求和期望都很高，但如何科学看待健康，还需要科学引导。”在傅华看来，医患关系时有紧张，与患者对健康不合理的期许有密切关系。正如杨文事件中，95岁脑梗后遗症患者，家属仍坚持要治好，“你是医生必须治好我的病”，如此诉求本身就不符科学甚至无理，“我国历经几轮医改后，得失皆有，此次从法律层面重新定义医疗方向，将综合多方面来推进医疗事业发展。”具体到医疗卫生人身安全，“卫生法”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傅华同时表示，“不可否认，我国医疗服务、医疗投入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医生如何做好临床沟通、怎样持续不断改进技术，仍是维护医患关系最好的良药。”还医生一个安全、安心的工作环境，首先，需正视医疗资源是宝贵资源的客观事实。网友ErinC说，“我在美国生活十年，我太清楚美国医院的效率，等的过程中病不死就是捡条命，病死了就是倒霉。拍个CT等半年，割个阑尾等一年，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发生。”上海一家三级医院血液科医生直言：海量而高效的医疗服务背后，是医务工作者用心血的付出，但这种付出不应该被无限提倡，大众对医疗资源科学的认知，亟需普及推广。其次，医疗机构应针对员工人身安全、身心健康有的放矢采纳措施。专家建议，临床面对表现异常、情绪过激的患者，医疗机构应有干预预案、相应处理措施，设置“防火墙”避免一线医生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之中。此外，部分医疗机构已开展的EAP医务人员职业心理关爱、巴林特小组心理干预等，也应及时普及，以此为医务人员纾解心理，释放压力。采访中多位医生同时表示，从根源来看，医疗制度设计上的欠缺，是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大医院“虹吸”效应不断、小医院无人问津；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私立医院门可罗雀，医疗资源不均，投入本就少患者人数多，服务品质难保障；此外，医学教育过程中过于强调技术、缺乏人文元素，也可能为医生日后与患者沟通埋下“雷区”。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曾说，自己成功的经验正是，“医生与患者属共同对抗疾病、彼此成就的战友，只有彼此信任携手共进，才能成就医学的奇迹，为生命点燃光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任然、顾泳
微信编辑：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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