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过去的2019年，上观新闻特稿团队走访过中国71个县市，采访了数百名各阶层人物。在每一次采访中，我们都会举起手中的相机，为主人公留下影像。而当报道刊出后，我们通常会清除电子设备中的历史照片，为下一次出发留出空间。
但是，总有那么几张照片，每次翻到，都会犹豫再三，不忍删去。久而久之，它们便永久地保存在了相册深处。每当看到它们，许久之前的那份感受便瞬时涌上心头——或甜蜜、或苦楚、或满载希望、或激荡人心而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
这里，7位特稿记者分别选取了一张舍不得删去的照片，向您讲述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
2016年8月，从黑龙江赶来的一家三口到元龙音乐书店来买书，孩子把书顶在头顶上，心满意足。 图片来源：公众号“每晚古典音乐会”照片中的男孩，大约八九岁模样。书店老板娘王务荆记得，那是一家三口，听说元龙音乐书店品种齐全，专程从黑龙江来，买了些钢琴用书。买完书，孩子把书顶在头顶上，心满意足，正好被一位来访者拍到了。这张照片摄于2016年，却是我今年在采访中收获的最舍不得删的一张。2019年初，《抢救上海小店》一文引爆了全网对上海街边小店接连关张的关注。上海元龙音乐书店正是在一次整治中因为文件过期被封了前门，无奈只得变为“后门书店”，当时也曾引发关注。得知书店在政府帮助下将于2019年10月即将重开，我前去采访。老板娘王务荆把这张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她说还记得那个小男孩刚来时的童声。人未到声音先到。“这是书店吗？怎么是厨房？还有厕所。哦！有贝多芬！对了对了！”然后一个虎头虎脑、满头大汗的孩子出现了。她问他：“渴不渴，给你倒点水喝？”他摆手：“不用不用，我带水了。”便自顾去挑书。“我觉得这张照片太生动了。一个孩子，不为吃，不为玩，而是为了几本乐谱，就这样心满意足，我是深受感动。”王务荆说，这便是她开店的动力。她还向我讲述了一个老人和书的故事。有一天店里结伴来了3位老太太，银发苍苍的，走路都不稳当。书店里地面高高低低的，店员不放心赶快扶上去，一问才知3人是从养老院而来。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77岁。那位90岁的老太太会弹钢琴，甚至把一台钢琴抬进了养老院的房间，除了自己弹，也教另外两位老太太。前一天，3人看到报纸上关于书店的新闻，一合计，决定自己到店里来挑书，于是一部taxi一直打到弄堂口，再你扶我、我扶你，走到店里来。教钢琴的老太太挑了一本《世界钢琴名曲220首》，又为另两位挑了两本入门的琴谱，3人呆了好一会儿才返程。这两段故事，因为篇幅问题，我没有写到文章中去。但却是采访后一直记得的片段。一家小店的温情，与一座城市的温情，别无二致。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关注的是否是人。今年，随着垃圾分类“攻坚战”打响，无数垃圾分类志愿者挑起重任，在社区开展科普、引导和监督工作。有网友调侃，自从上海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每天都要接受爷叔阿姨的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玩笑背后是一个个酸甜苦辣的故事。今年3月，我到崇明采访，认识了照片中的这位老人。黄国祥，73岁，一名退休邮递员，话不多，脾气好，做事认真，在街坊里有“老黄牛”之称。就像照片里那样，他每天定时定点投放开始前半个时，就从家骑三轮车到小区门口，把四个大箱子从仓库里拖出来，再用抹布擦得干干净净。崇明实行垃圾分类早，黄师傅去年元旦就正式上岗了，到2020年元旦，“工龄”正好两年。这两年，他没能再和老伴好好吃上顿早饭和晚饭，因为撞上垃圾投放时段；一年365天，他从不缺岗，风里来雨里去，哪怕除夕夜；身为男同志，他照顾搭档姜阿姨，包揽粗活脏活，还几次跳进桶里翻垃圾……辛苦没有白费。几天前，黄师傅在电话里笑呵呵告诉我，现在工作容易许多，特别下半年以来，在非投放时间胡乱堆放垃圾的现象少了，大家的干湿垃圾也分得更清爽。“以前我们还得帮忙检查，现在动手机会都很少！”他还听说，有些小区安装了监控，已开始陆续撤志愿者，效果似乎还不错。但他却不敢“退休”，因为“还是有个别人钻空子”——这恐怕是许多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心声。或许有天，垃圾桶都不再需要老人在风雨中值守。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仍需努力。12月26日，当我拨通王玉明的电话时，他刚刚踏进家门。这一次，他出门找老伴，在路上又走了20多天。2018年1月25日，王玉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闫宝霞离家，再也没有回来，王玉明从此踏上了漫漫寻妻路。在王玉明近两年的寻妻路上，除了四处打听找寻老伴可能出现过的踪迹，他反反复复、不知疲惫地坚持做一件事，就是张贴寻人启事。照片里的这个动作，王玉明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他总会踮着脚，拿着根插了细竹竿的泡沫板，顶着背面涂满胶水的A4纸，把寻人启事送到尽可能高的地方，再用泡沫板把它一点点抹平整。王玉明贴寻人启事特别慎重讲究，他跟我解释：必须往高了贴，不然容易被人撕下；必须贴在背阴处屋檐下的墙壁上，不然日晒雨淋，照片容易褪色；必须贴在大路上，不然很多人注意不到。我们经过的每一个村庄，主路两边的墙壁上，都留下了王玉明曾经贴过的寻人启事，但他还是撕下落了灰的旧寻人启事，再仔仔细细贴上新的，即使绝大多数A4纸上的内容都一模一样。这是王玉明心里的一份执念：“万一有人没看过呢？万一旧的褪了色别人看不清呢？”寻人启事如今贴了1万多张，用来贴寻人启事的泡沫板，也换到第4根。10月，王玉明应邀去北京录节目，他答应了，“这样可以扩大影响力，多一个人看见，就多一点希望。”前几日，我在电视里看到了这档寻亲节目。王玉明起身请求观众，“我求求大家，帮我发发微信，帮我找一找吧。”节目最后，缓缓打开的那扇大门里，并没有如愿出现闫宝霞的身影，这位72岁的老人在台上喊着老伴的名字，泣不成声。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满脑子只有他每每贴完寻人启事，望向老伴照片时，念叨的那句话，“我也不想把你留在这儿的。闫宝霞，你走到光明处，我来接你回家。”冬日暖阳里，田埂间，白色野花盛放。照片里穿民族服装的姑娘叫山茅，是地道彝族人。她身后穿针织衫的人叫关於，来自北京舞蹈学院。这里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那夺村，距北京2827公里。村子藏在大山深处。2018年入村公路才通，蜿蜒陡峭，上坡看不到顶，下坡看不到底。照片是公益短片《田埂上的芭蕾》中的场景之一。今年1月，记者到访时，正在进行短片拍摄。山茅是女主角，这是她第一次做“演员”。“爸爸出去打工之后，再没回来是不是？”山茅埋着脑袋，点点头，眼泪开始打转，导演一挥手，开机——这个镜头需要山茅哭出来，本来准备了眼药水，谁知，一提起父母，不只山茅，现场参与拍摄的10多个孩子都哭了……对这些孩子而言，父母都能陪在身边，实在是种奢侈的幸福。2016年8月1日，关於的妻子张萍第一次到村子，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半小时泥泞山路。那时起，她开始教孩子跳舞。第1批带出去4个，第2批48个，到现在，有67个孩子在昆明的艺术院校读书，学费、食宿均由关於和张萍的志愿团队承担。这是艺术扶贫的“彩云计划”。“艺术是爱和美，可以在田埂上‘野蛮生长’，也能成为乡村振兴的原动力。”在关於和张萍的影响下，公益的雪球越滚越大。今年3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辗转联系到关於，他们从上观新闻读到“彩云计划”的故事，出于对项目思路的认同，利用暑假时间，到那夺村开展公益实践，并建成南开书屋。今年6月2日，张萍正式辞去在北京的一切工作，回到那夺，全职做志愿者。2个月后，砚山县妇女联合会、砚山县民政局和共青团砚山县委都下发批文，“彩云计划公益志愿中心”正式落成，“彩云计划”成为有档案的“正规军”。“我的人生本来一眼看得到底，你们出现了，我才有了希望。”孩子写在作文里的话让关於感动。希望，也许就是一切的意义，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已在他们面前呈现。
2019年5月初，已经进入胰腺癌晚期的医生王磊在为他的患者诊疗。 杨书源 摄这是5月初一次媒体群访中拍下的图像，广州的结直肠癌专家王磊在问诊，或许用另一种说法：照片里是两名癌症患者。50岁的王磊当时已经被查出患有胰腺癌1年多了，不过他每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没断过。后来他离世的日期证明：这是他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一个半月。而我更想说的是王磊和他妻子秋然在此前后的故事。秋然是我为她取的化名，后来她说这个化名和自己有点说不出的像。她是一家三甲医院的资深护师，专业上也很拔尖，曾和王磊一起赴美国进修。第一眼见到秋然时，她正坐在丈夫病房前的沙发上，凝视着丈夫，双眼就像是含着不断被小石块扰动的水波纹，充盈坚定。群访结束后，我悄悄在病房门口张望，秋然发现后，邀请我进入病房。聊天时，我发现夫妻俩一直手拉着手，王磊在秋然说话时，注视着她，摩挲着妻子的手。后来秋然告诉我，以前王磊在马路上走路都要和她保持半米的距离。我和秋然约定第二天下午在医院咖啡厅再聊一会儿，她爽快答应了。那天她反复说起王磊患病后接受各种治疗的疼痛和隐忍，作为医者和妻子，她其实很少在人前诉说这些。“希望老天再多给他些时间，做他想做的事。”秋然说。我走到电梯间时已经忍不住眼泪了，给编辑发微信说：我发现自己真的采访到了近乎完美的人格，就是这对医生夫妇。过了半个多月，我给秋然发微信咨询王磊胰腺疾病的问题，许久得到了她代王磊分条缕析的回答。追问下，才知道“他最近情况不太好。”又过了十多天，王磊去世了。中秋前去广州出差，我主动邀请秋然吃饭，餐厅就在王磊工作过的医院斜对面。落座后，她问我：“怎么样，最近打算去哪儿玩玩吗？”她说起了自己近期自驾游美国西海岸的计划。我理解她的表达，是对我的关切和担忧的回应：她走出来了。关于王磊，这次我们很默契地没有说什么。走出餐厅，我们路过了王磊的医院，秋然说：这是他走后我第一次路过，以前总是避开。在她一如既往的克制冷静背后，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内心出口。从医院回去的公交上，路子宽一路无话，望着窗外，一会儿就睡着了。刘雪妍 摄照片里的主人公路子宽是一个小胖子，笑呵呵，话挺多，这是他少有的沉静时刻。从医院回去的路上，窗外的五道口车水马龙，公交车走走停停，他赌气式地说：“一千年不来这里我都不想。”北京给他留下最多的记忆是医院里的针头和光头，虽然也有好吃的宫保鸡丁，可来苏水的味道停留得更久。胳膊上刚打了第二针动员剂，他告诉我，这可以“让细胞都跑出来”。为捐髓救父，3个月增重36斤，这是一个10岁孩子承受的生命之重。爸爸路炎衡7年前查出白血病，路子宽是最合适的骨髓捐献者，可他年龄太小，家里也无力承担巨额手术费，爸爸一直都想放弃治疗，子宽却说“俺家不能没有俺爸”，于是一天五顿“暴饮暴食”，拼命增肥。因爱心捐款，他们得以到北京治病，跟访数日，我熟悉了他们的乡音，习惯了他们的饭菜，也愈发感到即使生活脆弱多病，爱、陪伴与勇气也会成为良药。媒体、病友、医护人员都夸这个孩子勇敢乐观，他也的确让人很有信赖感，总带着明朗的笑，所以公交车上这皱眉出神，反而让我心疼。聊天中我无意得知，采髓那天正好是路炎衡的生日，儿子让父亲在生日这天重生，隔着无菌舱说给路炎衡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哽咽了。上个月子宽得了央视的“最美孝心少年”奖，还是这个胖胖的样子，他要开始减肥了；子宽爸爸的身体正在恢复中，最近可以吃新鲜水果了，还胖了四五斤；冬至那天子宽妈妈包了饺子，说着“冬至大如年”，可因为要继续在北京治疗，今年过年全家人没法儿团聚了。他们楼下的梅花今天开了，有了过年的气氛，这始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希望这个新年以及以后的每个新年，这家人都顺意。这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5月3日，广州一家医院的病房内，源自一个误会。第一次见面的小辛怡被护工抱着， 一只小手露在袖筒外，突然，她用力地扣住了我的指尖。“我们握手了！ 我兴奋地大叫。陪伴小辛怡两年的护工刘小杰告诉我别太激动，“那是无意识的，你看看她手都发紫了，肌张力太高”。在不宽裕的植物人家庭中，小辛怡是个特例。刘辛怡是2015年河南“情夫虐童案”的受害者。当年只有1岁的她被母亲及其情夫虐待至重度颅脑损伤，成为植物人。由于施暴者手段极其残忍，小辛怡的命运备受关注。然而，即便是有捐款和大批志愿者帮助的小辛怡，也得面对无处可去的窘境。仅仅在2018年，小辛怡在北京转院18次。私立医院好进，但治疗和康复水平有限，且花费高昂。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则有平均住院日的限制。今年11月，小辛怡过了6岁生日，她的身高已经超过120厘米，但依旧没有醒来。照片里，她还带着那顶淡蓝色波点帽，因为头部受损，戴了好几年的帽子尺寸依然合适。“妞妞情况不太好，天天在ICU”，近日和辛怡父亲张少峰聊天得知，5月采访之后的多半年里，小植物人刘辛怡又在郑州、北京两地转院了7次，还做了气切和下输液港手术。医院不愿收，回家护理难，丢了意识的植物人，身体要安放何处？50万植物人面对的困局，从小辛怡的经历中看不到解决路径，她继续在各个医院间打着游击。回顾2019年参与的报道，大多色彩明亮，但也有些故事如小辛怡的一样，光明的尾巴并没有快速出现。杭州因噪音产生的邻里纠纷调解失败后双方再次剑拔弩张，卫健委关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封针的调查结果仍未公布……但是，我还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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