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点，隔离点医生顾剑云早早地起床，打开房门。清晨的阳光透过酒店的玻璃窗照进隔离点内，穿过污染区空无一人的走廊，穿过清洁区的长长的楼道和半清洁区的层层防护线，照在一楼大堂“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指示牌上。“等这一切结束，这些地方都将恢复原状吧。”顾剑云心里想着，换上一身干净的医护服下楼，7点20分准时出现在酒店门外等候。从这天起，隔离点内第一批住客隔离期满将陆续撤离。工作人员一早便对酒店的走道和电梯进行彻底消毒，通知住客下楼。“走出隔离点，就属于正常的健康人群。”顾剑云给解除隔离的房客送上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告诉他们出去之后的注意事项。
这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集中医学观察点之一，设在一家普通的酒店内。四名来自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和护士组成一个小团队，照料和观察着隔离点内近80名住客的生活起居。
白天，顾剑云的房间是医护小组的工作间，晚上经过彻底消毒后，又变成他睡觉的地方。卧室的台子上插着电脑、电话和打印机，铺满健康信息表，这里是病历录入区。套间小客厅里，环绕墙面一圈放置着医疗物资的蓝色箱子，箱子上方贴着标识：急救箱、备用药、防护服……这里是物资间。屋子中间的墙面上，用A4纸打印出“集中医学观察点”几个字，各种操作守则、隔离点日志贴了满满一面墙。
医护人员戴着帽子和口罩，在狭窄的过道里进进出出，一切都在忙中有序地进行着。病毒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工作间里待久了，刚进来时的恐惧和警惕感会淡化。但每隔半小时，他们都会谨慎地提醒我用“快消”（免洗消毒液）擦拭双手。一天下来，手被消毒水侵蚀得开裂。“您好，今天早上醒来体温多少？36.7℃，好的，注意开窗，口罩戴着，尽量多喝水……”电话机前，顾剑云开始对着住客信息表，挨个给各房间打电话询问体温。由于污染区与清洁区完全隔离，彼此之间的日常沟通全凭一根电话线。
顾剑云通过电话与住客沟通，在药品上标注房号送上去。
“电话里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从住客的语调、语言和周围的环境声能听出他们的情绪和状态，如果住客比较焦虑，我会和他多聊一点。”一位住客量出的体温比平时略高一点，在电话里非常害怕。“你别紧张，多喝水，多休息，有时候体温是受情绪影响的……”临近11点钟，挂上最后一通电话，顾剑云自己才喝上今天的第一口水。
在这里，隔离人员被称为住客，而非病人。“他们是从湖北来沪或途径湖北来沪的重点观察人员，目前都是没有确诊的观察对象。”进入隔离点来，住客本身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医护人员的大量工作是消除住客的焦虑。“要让他们觉得，‘我只是为了家人和其他人的安全来这里观察一下’。”一切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风险，医护人员和住客共同担着。
临近中午的时候，护士长沈艳收到一个好消息，四天前因发热从隔离点转送新华医院的孩子第二次检测结果出来了。“两次都是阴性，孩子就是普通的乙型流行感冒，今天就可以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四个人围在一起商量下午的接送事宜。“孩子和爸爸在医院待了四天，吃的都是盒饭，没洗过澡，下午我和李春敏穿一级防护过去接他们回来，先洗澡吃点东西，再带孩子到普通门诊吊水。”1月29日晚上8点，隔离点内一名小孩突然发烧到37.8℃，上报情况后，沈艳和司机一起出车将他送到新华医院发热门诊。“小孩是从武汉来的，又发着烧，疑似病例的特征都有了，几率很大。”当时沈艳心里有点害怕。“上楼接孩子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手有点发抖，不敢碰他，但后来上了车就好了，我跟自己说，也就那样吧……”到了发热门诊，孩子接受血常规、胸片和CT等一系列检查，此时沈艳和司机一直守在门外的车里。按照规定，他们只要把人送到那边就可以回来了。“这孩子8岁，和我儿子一般大，很乖，他爸爸很焦虑，妈妈还留在隔离点里不能跟过去。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又不懂医学，一家人都十分无助。”
晚上11点多，两人已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孩子的报告还需医院专家讨论才能出结果。沈艳一直隔着医院门外的大玻璃窗看着孩子，后来实在等不住了，她咬咬牙下了车。“你不要去呀，里面发热门诊有不少疑似病例。”司机劝她不要进去。但当母亲的本能告诉她，她要全程陪护这个孩子。
深夜的发热门诊内，沈艳闷在防护服里，与父子俩面对面坐着。“姐姐，你好像太空人。”8岁的孩子此时还不懂得害怕。“宝贝，你在上海有没有小伙伴？”太空人姐姐说。孩子认真地摇摇头。“等你好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小伙伴好吗？我们家也没有去过武汉，以后把上海的小伙伴带到武汉去玩好吗……”和孩子聊天的时候，沈艳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穿着防护服不能使用手机，这段时间没有人能联系到她，而她自己做了个决定，要陪着这对父子一起等待这最难熬的3个小时。凌晨2点多，孩子所有的报告出来了，是乙流阳性，但由于左侧肺部有小片模糊，经过专家讨论，决定还是要在医院隔离留观。沈艳看着医护人员把孩子和爸爸送上22楼隔离病房，才离开了医院，回到隔离点时已是凌晨3点。
“这是我进隔离点后送的第一个疑似病例，当时到底应该留在外面还是里面，没有人告诉我。”隔离点操作流程的制定，都是在边实践边摸索之中形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从隔离点设立之初便已存在。
“隔离点刚设立的时候，这里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这几天，与他们谈话间提的最多的便是高蓓和张文静。“你看我们现在四个人已经忙得团团转，但最初只有她们两个人白手起家，工作量无法想象。”接到设立集中医学观察点的通知，是在大年初一的凌晨1点钟，当时离隔离点开设还有6个小时，然而人员、物资、线路，一切都还没有安排下来。张文静是医院病房的一名骨干医生，大年夜她还在病房值班，第二天一早就直接从医院岗位上奔赴隔离点。高蓓年初一早上从家里出发时，妈妈拉着她的手硬是不让她出门，她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是到医院病房值班，不是去隔离点……”
然而未知的一切还在前面。如何将没有医疗设施和隔离条件的酒店改造成隔离点？通过观察，她们在酒店现有布局的基础上，划分出了清洁区和污染区。从酒店大堂进入，经过电梯，到达酒店四到八楼的客房，这是污染区域。绕过大堂从西边侧门进入酒店，沿楼梯间通往二楼的医护人员工作区，这是清洁通道。
两个区域之间的隔离，依靠的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以及人为的严防死守——每次医护人员要跨越从清洁区到污染区的界线，都要穿上全套防护服，并严格遵循设定好的路线。1月25日，隔离点设立第一天就迎来了30多位住客，他们中有刚从国外旅游归来的老人，有因武汉“封城”而滞留在上海的公司职员，也有独自照顾两个孩子的母亲……依照相关规定，自抵沪首日起，他们需要被隔离14天并接受医学观察。
有些住客不愿意被隔离，有些人不愿意提供个人信息，有些人进来后十分焦虑，千头万绪的工作，全靠两个人边摸索边整理，形成了隔离点最初的全套工作流程——每天早上开始测体温和登记住客健康信息。住客身体有任何异常状况要立即上房诊治。在没有发热的情况下，住客的基础疾病由隔离点医生处理，一旦住客腋温超过37.3℃，就要立即上报，出车转送到发热门诊。
“集中观察点不同于病房，这里有没有病例、会不会发病，一切都不确定，医护人员会想得比较多。每次进入污染区，其实都是踏上一场未知的旅程。”第二批进入隔离点的全科医生匡晓雯这样说。
住客风险等级需视个人情况来判断，然而80多名住户的情况各种各样，每位住客的名字下至少有十张表格，详细记录他们何时从何来、人际接触关系和个人病史。“住客刚进来时人数太多，由于口音以及瞒报等情况，仅凭语言无法收集到准确的信息。”公共卫生医生刘磊已经在电脑前对着病历表忙了一上午，“现在这些经过核实的有效信息，都是我们后来与住客加了微信一点点搜集回来的。”
信息登记表上，同一种颜色的名字是一家人，原则上一个人一个房间，但有的小孩子要和爸爸或妈妈住在一起。不同房间的住客之间互不接触，每天需要取药、拿饭的时候，都用货梯送上去，医护人员通过电话告知住客出来拿。
每天对着住客名单登记当日体温，一家人用相同颜色标记。在隔离点内，时间好像是静止的。午休时候，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气的四个人，“娱乐活动”就是互相给对方测体温，围坐在小桌子前吃方便面，或者独自看着窗外的大桥发呆……住客在此隔离了多久，医护人员也一同被隔离了多久。“待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不会崩溃？”“在住客都解除隔离之前，我们不能崩溃。”
沈艳本来计划今天就要走的，工作均已和新来接班的李春敏交接好，但收到那个发烧孩子出院的消息后，她决定明天和他们一家三口一起离开。午后，她一直守着手机和孩子爸爸联系，等待他们出院的消息。趁此空隙，她和我聊起了自己的事。
她参加过2003年SARS隔离病房工作，那一年她只有23岁，有一天领导对她说：“我们医院成立了SARS疑似病例隔离病房，需要第一批护士去，你愿意参加吗？”她说，当时真的是害怕，想想自己才23岁，是不是要写遗书？要不要告诉爸爸妈妈……“现在和当时的情境差不多，只不过如今多了些沉着冷静。”她说。
今年大年初一就接到通知，要作为第二批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点，然而就在大初二晚上吃饭的时候，大伯打电话来，说奶奶没了。“奶奶102岁，是在家中过世的，走得很平静。”沈艳说自己和奶奶感情很好，她是知青回沪子女，1993年回上海后跟着奶奶生活了八年。“当晚赶过去以后，联系120等后事都是我亲自处理的，一直忙到半夜。”然而第二天一早就要到隔离点，送不到奶奶怎么办？
“当时是爸爸鼓励我去的，他说，没有大家，哪有小家。”那夜凌晨，沈艳从家里出发就直接奔赴隔离点。“离开家的时候我心里默默地跟奶奶说了句话，我说，‘奶奶，我有任务，希望你理解我……’”
下午，隔离点出了一次车，沈艳和李春敏到新华医院去接孩子和爸爸回来。护士与司机穿好一级防护服，随车出发，等住客接回来以后，又送他们上楼。这就意味着，她们要两次穿越污染区。
穿防护服是一项“大工程”。先把手和脚全部套进防护服内，期间手不能碰到防护服内部。橡胶手套要戴两层，一层套住自己的衣服，一层套住防护服外部。依次戴上帽子，口罩，护目镜，拉链一直拉到嘴巴，只留出眼睛的部分。临出发前，两位护士最后一次仔细检查防护服是否盖住我的全身。“好了，去吧，平安回来。”
经过楼梯间下楼，离开清洁通道以后，要走过一段酒店外的过渡区。户外的阳光照在防护服上，我透过护目镜看着初春的太阳，却感受不到丝丝暖意。
短暂的路程结束，就来到污染区入口。这是记者第一次从酒店正门进入隔离点，穿过大堂，坐电梯上到八楼，电梯门打开，一条长长的走廊出现在眼前。每间房门都紧闭着，如同一座座孤岛。阳光照在过道上，空气中漂浮着细细的尘埃。安静，静得每行走一步，都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虽然看不到一个人影，却能通过一些细微的声音感知到房里人的存在。这种感觉很微妙，你看不见他们，但知道他们都在。按照规定任何工作人员都不能进入住客房间内。两名护士把父子俩送到房门口，敲开房门，孩子妈妈已在门里焦急等待，一家人在漫长的四天后终于重聚，不住地对护士们表达谢意。
半开着门的房间里开着电视机，行李、衣物、生活用品散落在房内各处，他们和寻常出来旅行住店的一家三口无异，反倒是防护服里的我们，更像是从科幻电影里走出来的“生化人”。走廊尽头，在到达清洁楼梯前，还留有一段缓冲过渡空间，用一张桌子作为分界线，这是半污染区，也是医护人员丢医疗废弃物的区域。结束污染区的工作后，护士们面朝着一个黄色的医疗废弃桶，开始一件一件地脱防护服。将防护服往外翻开脱下，然后到护目镜、手套、口罩、帽子，每脱下一件都要用消毒液洗一次手，最后全部脱下后，要用流动的水一遍遍清洗双手。这就是隔离点，这里没有确诊病人，没有抢救现场，你无法感知到潜在的危险从何而来，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拼尽全力地把防线做到最充分，将看不见的病毒与城市里的健康人群隔离开。
离开污染区刚回到工作站，另一名护士又接到电话，有一名住客体温超过了37.3℃，她要马上上房间确认住客情况。考虑到很可能需要连夜送到医院，她匆匆啃了一个苹果，开始给自己穿防护服。出门前，同伴帮她把鞋套套严实，道了声“平安”。“行了，不用送了。”一个人拿着药品和测温仪，沿着长长的走廊出去，走廊尽头就是通往污染区的楼梯间。
在她到达楼梯间前，我突然想起一天下来竟没有问她名字。“你叫什么？”“我叫黄瑛。”“英雄的英？”“王字旁一个英雄的英。”说完就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担心孩子误服药品，黄瑛在给住户准备的消毒片上写上药名。直到走出隔离点那一刻，紧张的神经才稍微放松下来，人也开始觉得有些疲惫。这几天，记者跟隔离点内的每个医护人员都说过话，却从未看到过他们在口罩后面真实的面容。在这里采访的短暂时间，与他们在此度过的日日夜夜相比微不足道。而这场疫情一天不结束，他们还要长时间地留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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