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那天，我召集了医疗队的7位男护士集体采访。连我一共8个男人，围大圆桌一圈，聊疫情、聊护理、聊志向、聊女护士，整整说了一个小时，直到午饭时间。其中有一位男护士，除了一开始自报姓名、科室以外，全程几乎没有开过口。结束时，我问他多大，他说25岁，是几位男护士中年纪最小的。好多天以后，一个傍晚，我去酒店3楼餐厅取盒饭，又在电梯间碰见了他。“你们这样真好。”他轻轻地说了一句，然后便不再作声。后来，我常常想起这句话——“你们这样真好。”真好，好在哪里。应当是好在可以悠闲地吃顿晚饭，好在不用在夜色里去医院，好在不必进入病毒弥漫的病房。我渐渐明白，他们内心的柔弱是不会公开对记者说的，而我只能去揣度。时间长了，当我和这些医生护士渐渐熟悉，也会有人悄悄向我打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因为，白衣天使的公众形象应当是坚韧的、无畏的、甚至是不知疲倦的。并非说这样的形象是人造的、虚假的。不，他们的确英勇，不过这只是他们的一面，作为医务人员的一面。他们的另一面，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常常被忽略了。前两天，在武汉同济医院，一位麻醉医生在给患者插管时，患者病情急转直下，在抢救途中去世。这位27岁的男医生无法控制情绪，以致崩溃痛哭。他会痛哭，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就在几天之前，我还采访过他，当时他那么轻松、自信。看来，我还是没有读懂他乐观外表下柔弱的内心。后来，请教心理医生，我终于明白，医务人员的内心为何难以走进。他说，医生护士需要心硬、血冷。如果他们把病人看作亲人，病人的痛楚就会成为他们的痛楚，经年累月，这些痛楚叠加在一起，他们便无法承受。医生护士不能和病人共情，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自我保护是有限度的，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在疫情下的武汉，他们会在第一次接触病人时紧张胸闷，会因为病人离世而自责，会在夜里频繁醒来。与疫情奋战的医务人员需要鲜花和掌声，更需要世人体察他们和外界刻意保持距离的心。“90 后”陈翔是中山医院感染管理科的医生。2月15日夜她下班，路上风雪漫天。赖鑫琳 摄
3月7日的晚，我在第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驻地，为几位护士拍摄妇女节的宣传海报。其中一位，是来自上海胸科医院的护士冯亮，是前几天火线入党的新党员，我在电话里采访过她。如今“面基”，她表现得比电话中活泼很多。她告诉我，家里有两个娃，一个小学五年级，是升学关键时刻，警察老公也在上海的抗疫一线奔忙，两口子不着家，对孩子的学习很不放心。冯亮说，年三十下午，老公还在上班，自己快速收好行李，临出门发现叫不到出租车，灵机一动打了110。电话那头的警察叔叔得知她是要赶去机场的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员，火速将她送到了虹桥机场。其实这支队伍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年三十告别家人，火速冲向机场的抗疫故事。这是距今不过50天前发生的事，那天我们聊着却觉恍如隔世。
这些天发生了太多事：我们经历了武汉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进入了传说中的抗疫核心金银潭，我们见到方舱在一夜之间建起，又在抗疫胜利的前夜谢幕。作为一名记者，我努力地记录下这些过程，身处新闻台风眼的中心，我让自己不去判断每一个瞬间价值的高低，分量的轻重，而是尽量把他们都记录下来。这些照片终将成为历史叙述的一部分，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的照片，可以让每一位冯亮这样的医护人员，联想起自己度过2020年这个不凡春天时的一些难忘的故事。1月24日大年夜，上海第一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在虹桥机场停机坪准备登机，天气很冷。董天晔 摄
“来武汉第30天，我见证了武昌方舱医院的最后一夜。”
赖鑫琳
3月9日，是我来武汉第30天，也是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前最后一夜。晚上十时，熄灯后的方舱里只有几名患者，大家都睡不着，点着台灯和留守的医护人员聊天。“心里当然是希望它早日关掉的，但真的到了要关闭的时候又舍不得。”医疗队的一位医生跟我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在方舱值夜班。看着空荡荡的床位，心里落寞又欣慰，担子终于卸下，他躺倒在空病床上休息了片刻，然后默默地站起来收拾东西，走出了污染区。我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前后五次进入武昌方舱医院病房采访，但从没有一次，像这一夜般萧条冷清。平日里，比起病房，这里更像是一个热闹的小社区，医护人员来回穿梭，病患与护士们亲切交谈。我看到过医护人员带着患者一起跳广场舞，看到他们交流时真挚的眼神，感受到他们之间没有隔阂的信任。在这个远离家的地方，原本陌生的人成为了彼此的牵绊。那一晚，医护人员和病患互道珍重，相拥而泣。对他们来说，这是永生难忘的瞬间，于镜头后的我而言亦然。一个多月里，我行走在这座被封锁的城市各处，除了记录病房里医患和病魔的搏斗，也记录下封城一月的武汉、大门紧锁的普通小区、流落街头的滞留人员、像鬼城一般的华南海鲜市场……在这座被死亡和病毒笼罩的城市里，很多人的生活仍在继续，很多人仍在坚持，身处其中的我也就更多了一份笃定和勇敢，去记录这些属于生命的微光。华山医院的医生曹晶磊与一名康复患者依依惜别。赖鑫琳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