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冠中工作的长宁区临时留验点位于临空1号公园，紧邻虹桥机场。3月17日，上海调整境外返沪人员隔离观察措施，新增核酸检测环节，各区统一将旅客送至临时集中留验点完成快速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方能开始居家隔离，或前往集中隔离点度过14天观察期。仅3月18日这天，长宁区新增重点国家入境人员就达到214人，每一位入境旅客都需要来到这里，完成长达6至8小时的登记、采样、和检验结果等候。第二天早上6点刚过，吉冠中发出这样一条消息：“凌晨3点送返检测阴性89人，6点送返48人。”这只是这个临时留验点普通的一个清晨。
3月18日晚8时，记者与同样“全副武装”的吉冠中一起，从位于临空1号公园内的长宁区民政局临时办公点出发，步行前往所有旅客抵达留验点的第一站——登记大楼。这里本是公园维保部门的办公大楼，现在作为临时登记点，供旅客进行信息登记、行李存放以及等候街道接送回家。每天晚上8时起，来自浦东、虹桥两大机场3个航站楼的大巴的抵达频次逐渐达到高潮。晚上10时至次日凌晨3时，是留验点工作人员最忙碌的时段。晚上8点半，刚走到登记大楼，吉冠中就注意到，留验点工作组大群中弹出一条信息，“10分钟内将有一辆浦东机场出发的大巴抵达，车上有17名旅客。”果然，10分钟后，一辆蓝色大巴士就抵达现场。最先下车的是身穿防护服的跟车人员，来自长宁区民政局。打开大巴下方的行李舱，他并未急着让乘客下车，而是立即与留验点对接人陈敏捷核对了旅客名单与护照数量，后者同样来自区民政局。两人完成了信息交接，这才示意车上旅客可以依次下车。前往登记大厅进行当晚首次登记，主要核对个人信息和家庭住址旅客排队等候进入大厅时，工作人员对行李进行首次消毒“小朋友，拿好行李往这边走哦。”这一班旅客主要来自日本和英国的两趟航班，17人中有3组家庭都带着孩子。身穿防护的登记点工作人员看到行李数量多、体积大以及有老人、小孩的旅客家庭，都会帮忙拎一把箱子。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旅客们在登记大厅门口排好队，一般一户家庭站一排。而在他们身侧，已经集中堆放到一起的行李即将迎接消毒人员的“无死角”喷洒消毒。伴随着消毒机的马达声响，当晚登记点的负责人吴琼稍稍提高了嗓音，开始向大家说明登记和采样的流程。“现在请大家先站好，我们先消毒行李，然后带着行李去登记台登记；寄存好行李后，再到采样区采样；最后到等候区等待核酸检验结果。”吴琼是长宁区卫健委公共卫生管理科一名工作人员，身穿蓝色防护服的她已经连续两天在留验点驻守。每个班次12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让她的嗓音听起来已经有些沙哑。后排窗户上张贴了长宁区10个街镇的标识，旅客根据所属街道寄存行李。登记点的流程并不复杂，与机场登记点类似，相当于到留验点再完成一次“开学报到”。当晚值班的区卫健委工作人员何隽负责其中一条队伍的登记。核对完旅客姓名、护照号码、手机号、居住地街道和详细住址后，他为这一班车第一位完成登记的旅客贴上了一张红色标记。标记为一式三份，分别贴在旅客护照、采样登记表和行李箱上。每一班车的旅客都用同一颜色标注，车号则按照字母排序，每天第一班车排序为“A”，登记的第一名旅客自然就是编号“A1”。8时40分这班车是当天下午4时以后第七辆抵达留验点的，标注了字母“G”。工作人员用围栏为长宁区10个街镇划分了独立的存放点，旅客找到自己的所属街道，放好行李箱、拿上登记表，就能前往下一站——采样点。“大家不要急，一个一个来。”登记大楼左侧有一排行军帐篷，远看甚是威风，颇有“战时”意味。事实上，记者走近之后，两座行军帐篷前标注的“采样点”字样，也的确让人感觉到一丝紧张感和敬畏。两座行军帐篷分别为采样登记区和样本采集区。当晚负责采样登记的是来自仙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3名医护人员和来自长宁区疾控中心的1位工作人员。旅客们拿着登记处发放的表格来到帐篷前，核对完姓名、护照、航班和联系电话后，都会获得一个编号。到了样本采集环节，在第三方检测公司的列表中，每个人的姓名就被这个独一无二的编号所代替。采样点等候区，完成采样登记的旅客在此等候咽拭子采样完成卫生部门的登记，旅客们陆续坐在等候区的折叠椅上，等待进入下一个帐篷，也是整个留验点“危险系数”最高的环节，咽拭子采样。迎接旅客的是来自长宁区卫健委的专业医护人员。身穿二级防护服的他们在旅客摘下口罩、张开嘴后，快速将试纸伸进对方咽喉部位进行采样。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采样过程一般不超过10秒，不少旅客完成采样后，都立即戴上了口罩。也有比较“淡定”的旅客不忘隔着口罩与工作人员道声“谢谢”。而一旁等候测试的旅客，大多站得笔直，静静“围观”其他人的采样过程。采集后的样本统一送至第三方检测机构实验室，经过6到8小时左右，最终得到每位旅客的检测结果。咽拭子采样，采样后的试纸将分批次送至检测机构实验室进行核酸测试9时25分，采样等候区，8时40分这班车次的旅客样本采集工作临近尾声，只剩排在队伍末尾的那户一家五口。“你好，请问做完测试，下一步要去哪里？”说话的是一家人中的父亲张先生，他错把记者误认为了工作人员。看到他神色有些不安，一旁来自长宁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王正宇立即起身，询问对方有何需要。“是室内的，但是可以随时到户外走动，还有躺椅和牛奶、热水、点心提供。”
听到王正宇的回答，张先生的神色明显比几分钟前缓和不少。当他们一家人完成采样后，记者趁着短暂的旅客抵达空挡，与采样点医护人员们聊了几句。暂时处于“空档期”的采样等候区，工作人员仍要持续核对旅客信息，了解后续班车抵达情况当晚负责采样登记的除了王正宇一位男同志，另外三人都是来自仙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小姐姐”，分别是范咏梅、陆晓雯和邓宋清。范咏梅坐在帐篷最靠外侧的位置。在她手里，所有旅客的信息都以航班为单位登记成独立表格，一户人家一张，从姓名、护照号、国籍到家庭住址都一清二楚。他们承担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通知测试结果为阴性的旅客前往登记点取回护照，等候所属街道的工作人员把自己接回家。“‘解放’的消息都是我们这里发出去的，大家应该都想听到我们的消息吧。”目前，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大量医护人员投身于返沪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每天2次的上门测体温工作，因此，留给留验点的人员力量也颇为吃紧。范咏梅他们这一个班次的时长为12个小时，从3月18日晚8时至次日上午8时。而在时不时被晚风“吹拂”的行军帐篷里，并没有可以躺下休息或者“葛优躺”一下的地方，条件只能用“非常朴素”来形容。“车辆随时会到，不能离开采样区片刻。”王正宇介绍，整个临时集中留验点的繁忙程度都是根据上海两大机场进港航班情况而定。航班抵港频次密集，那么留验点无论是登记区还是采样区，都可能忙得一刻不停。“一次最多可能来4辆车，假如每辆都有接近20人，70几个人排队做测试，一个环节衔接不畅，就可能出现人员聚集甚至潜在的感染风险。”而由于浦东机场每天都有数个凌晨抵港的“红眼航班”，从浦东出发抵达位于临空1号公园的长宁区留验点，相当于横穿整个上海，此时往往已过凌晨3点，恰恰是人们最感到困乏的时刻。“旅客可以困，我们不可以。”一整晚都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不喝水、不上厕所，完成每晚超过100人以上的登记采样，让王正宇和范咏梅都“苦中作乐”地感叹，“我们这里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要当‘人工智能’用。”在临时留验点的人，形形色色，有的是还在国外读书的少年。
临近午夜，记者在等候区的长椅上遇到了正在打游戏的盖伊和李锐。两个小伙子认识才不到半天，但恰恰是这半天的“共患难”经历，让这两个同在英国读高中、同住虹桥街道的小留学生很快变成了朋友。
当地时间3月17日晚6时，盖伊和李锐乘坐的国航班机从伦敦盖威特机场出发。直到11小时的长途飞行结束，两人依旧互不认识。航班降落浦东机场后，经过2个小时的等待，乘客们终于下了飞机。此时，已是北京时间3月18日下午3时30分。
采样结束后，旅客需要在公园等候区等待6-8小时获取核酸检测结果
带着在飞机上填写的健康申报表，旅客们先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这在盖伊看来，更像是一次平常的“聊天”，只是对面坐着的是身穿“大白”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完成流调，拿着贴上黄色小圆点的护照和申报表复印件，旅客们紧接着完成体温测量、海关入境和行李提取等疫情期间的“新常规动作”，大约1小时后陆续抵达各区驻机场登记点。
3月18日这天下午，浦东机场登记点排队人数较多。盖伊说，自己等了约45分钟才开始登记，坐上前往临空1号公园的长宁区转运大巴时，已过傍晚5时20分。等候班车时，盖伊与李锐聊上了天。得知到了采样点需要等待6到8小时才能知道结果，两人相约晚上打打游戏“杀时间”。6时45分，班车抵达临空1号公园；7时30分左右，完成测试的两人就在等候区的11号楼找好了座位——两张供旅客休息的躺椅，等待8小时后期盼中的“好消息”。
“学校没有停课，但是已经建议中国学生能回国的就先回国，在网上完成本学期课程。”盖伊告诉记者，从伦敦出发前，家里人已经提前告知他回国的流程，“一切还算顺利。”在勇敢无畏的少年人看来，这趟旅程既有危险，但也因此令人难忘。而在“拖家带口”的旅客看来，能够和家人一起平安到家，已是莫大的幸福。带着一家五口回沪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准备回上海前，他已经请小区物业提前联系所住的虹桥街道，了解自己家的房型是否符合居家隔离标准。“我们一家人都需要隔离，保证14天不出门就行，所以街道说房型也就不用讲究‘一人一户’了。”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的漫漫长夜里，张先生说，自己一心只想着“快点回家，关上门过完14天”。午夜12点过后，记者发现，等候区外依旧有不少旅客在户外散步、打电话，或是静静地坐在长椅上放空。凌晨12时20分，等候区11号楼前台工作人员的对讲机中传来一条通话信息，“有旅客肚子饿，想吃热的盒饭。”虽然已过零点，但对讲机那头仍传来工作人员欣然应允协调的回复。等候区室内休息区域，工作人员正在分装给旅客的零食点心凌晨1时，记者又到等候区的三座大楼分别转悠了一圈。看到身穿“大白”防护服的记者，有旅客上前询问自己的核酸检测结果预计何时出来，也有人冷不丁问记者“厕所在哪里。”此时，等候区3栋大楼的一、二层休息室已经全部开放，每间等候室都摆放了10到15张躺椅，供等待结果的旅客小憩，或是干脆一觉睡醒后再回家。“留验点24小时轮转，街道的转运人员也24小时不停歇。”长宁区民政局局长章维告诉记者，此次长宁区派驻机场、火车站、留验点、集中隔离点的所有110余位工作人员最大的愿望，就是每个居民都能平安到家，遵守好防护要求完成隔离，“不枉大家辛苦这么多天。”在留验点最为忙碌的深夜凌晨，黑夜中仍有几片“彩色”令人印象深刻。在长宁区民政局位于临空1号公园的临时办公点，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一张摆放着塑胶手套等物资的长桌和两张简易行军床占据了室内大部分空间。工作人员穿戴防护服、佩戴防护设备都在这里进行，吉冠中负责的后台数据监控也在办公室窗前一台不起眼的黑色台式机前完成。窗外不远处，灯火通明的一栋2层建筑，就是登记大楼。凌晨2时，记者轻轻推开办公点大门，其中一张行军床上，一位工作人员穿着便服正和衣而卧。行军床的床单和被套花色都是彩色方格，乍一看与留验点稍显紧张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但事实上，这样的小细节在此刻已经无人关心。3月17日新政发布后，上海各区都连夜制定留验点设置方案。境外返沪人员安置压力颇大的长宁区最终将地点选择在远离市中心、靠近虹桥机场的临空1号公园，所有的人员调配、物资补给都要在不到12小时内完成。“有防护物资、有休息的地方就足够了。”吉冠中说。另一片让记者过目不忘的“彩色”，是吴琼向记者展示的彩色标签。为了防止瞬时抵达留验点的车辆过多，造成登记错误，也为了落实好“一车一管”措施，登记点的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红色、绿色、黄色、紫色、橙色等7种颜色的标签。同一班车的旅客使用同一颜色，既便于工作人员区分，也比普通的黑白标签更令人感到舒心。“越是人多的时候越是不能乱。”采访时，吴琼不止一次重复了这句话。每当有2辆以上的大巴同时抵达现场，当下车旅客和硕大的“行李箱们”瞬间让登记点变得热闹时，吴琼和同事们细致到一张标签的工作准备，就显示出了重要性。“不能乱、不会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这无疑是令人无比安心的力量。记者对吴琼的采访其实非常偶然。晚上9时30分，一名中国女子开车来到留验点，试图进入登记大楼。这立刻引起所有工作人员的警觉。原来，这位王小姐的丈夫和孩子当天中午从比利时飞抵上海，傍晚来到留验点，但苦于没有带足御寒衣物和孩子需要的食品，于是打电话请一直呆在上海的王小姐前来送上补给物资。王小姐的丈夫是比利时人，不会中文，更棘手的是，抵达留验点后，王小姐迟迟打不通丈夫电话，因而情急之下差点想要“闯关”，还好被工作人员及时拦在了安全区外。此时已近人员抵达的高峰，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都在进进出出地忙碌着。了解到王小姐的“苦衷”，吴琼马上告诉对方，“不要着急，我们理解，现在帮你找人。”虽然神色依旧紧张，但王小姐没有继续催促，主动告知了工作人员丈夫的航班号，并递上了装有充电宝、衣服和食物的纸袋。“麻烦你们了，谢谢，谢谢！”接过王小姐的纸袋，吴琼正准备递给记者。“不好意思，我把你当成我们小马了。”小马也是留验点一位工作人员，负责登记点到采样、等候区之间的物资传递和人员联络。记者注意到，在登记点和等候区，工作人员们除了顾好自己的分内工作，看到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都会“搭一把手”，比如提醒旅客提前从行李中里取出御寒衣物、水杯、充电宝，做好“过夜”准备，时不时查看垃圾桶是否“满仓”，扎紧已经扑满的垃圾袋，随时提醒等候的旅客用免洗酒精“搓搓手”，看到走到半路、脸上有些“迷茫”的旅客，会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指引对方去等候区休息……“大家在一个地方战斗，工作职责要各自明确，但‘战斗’来了其实不分你我。”吴琼说。凌晨零点30分刚过，又一辆大巴驶入留验点。“同志们，又有车来了，面罩都带好。”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前一刻还坐在椅子上“放空”养神的工作人员，下一秒都“刷”得起身。负责出门迎接的人员前去与跟车员对接，消毒人员背上了机器，登记人员则整理好一叠崭新的空表格，静静等待深夜的旅客们到达。截至3月20日零点，长宁区累计安置重点国家入境人员 2114人，其中中国公民680人（含港澳台）。境外人员中，数量最多的为日本旅客，超过了780人。仅3月19日一天，临时集中留验点就接待了包括中、日、韩、法、德、美、英、瑞典、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0余个国家的入境人员完成检测。记者发稿前最新获悉，针对采样结果等候时间偏长、留验点境内外人士较多的情况，长宁区已联系相关餐饮企业进行调研，计划于3月下旬在留验点提供中西餐的点餐服务，完善留验点的基础配套。“大家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守牢基层防疫闭环，打赢这场抗疫阻击战！”清晨交班时，一名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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