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攘的人群，陈旧的高楼，充满历史感的小铺子，大抵维持着上世纪60年代香港街头样貌。这里是全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据说也是最穷的地方。“我们从这里走上去。”注册社工陈慧灵指着福荣街某号破旧狭窄的门洞，“她家在九楼，冇（没有）电梯。”那天（8日），香港暴发第三轮新冠疫情，其中一宗案例就在深水埗附近。陈慧灵放心不下住在劏房中的黄女士，决定过来看看。“你们一定要戴好口罩。”她郑重提醒边上的我们。通识教材中是这么定义“劏房”的：
一个住宅单位分割出若干个细小的独立单位，多见于唐楼与工业大厦，整体生活设备较差。
这是一幢50多年前建的唐楼（港式旧楼），生锈的信箱、幽暗的楼道、斑驳的瓷砖，每层转角处都堆满垃圾。跟着社工一层层往上走，像“转磨”一样总算爬到第十层（香港第二层算一楼），我倚在墙边，不管不顾地脱下口罩透气。黄女士所租的劏房约有百呎（约10平方米），外人进屋后几无落脚之处。贴着墙壁摆着两张床，上面堆满生活用品，靠近窗口放着写字台，上方空间敲满两排壁橱。房间深处藏着灶台与马桶，彼此仅有一帘之隔。虽然窗式空调在边上嗡嗡作响，但置身满满物件当中，有种难以言说的燥热感。“哗……”黄女士房中清晰传来隔壁劏房冲马桶的声音。这套600多呎（60平方米）的单元房被隔成四间，由于楼层过高且墙壁漏水，房东给了她能接受的房租——每月3000多港币。来自广东的黄女士与9岁的儿子在此蜗居，所谓的港籍“丈夫”早就不知所踪。作为处在政策灰色地带的单亲妈妈，黄女士选择在此“坚守”。没有就业资格，母子俩靠着政府每月4620元救济生活，交完房租与水电费，能留下小几百元艰难度日。陈慧灵把带来的口罩送给了黄女士，并嘱咐她要注意安全。“今天我买了一条排骨，竟然要103元，实在太贵了，分两次给儿子烧冬瓜排骨汤。”这是黄女士去年以来第二次煲汤，平常晚饭就煮点面、烧点粥加些青菜、火腿肠。最近出现疫情，她想给儿子补充营养。黄女士坦言，防控疫情能做的实在有限。她会关照儿子在学校勤洗手讲卫生，回到家后让他一个人去顶楼晒台玩。此外，就是每晚上下20层把垃圾扔到楼下，并在劏房门口贴有告示：“烦多行一步将垃圾放好。晚上老鼠越来越多，难道你爱与鼠为邻？”“不仅是疫情影响，去年也很过得很压抑。”陈慧灵说，由于担心被人攻击，像黄女士这样的内地人不敢发表意见，“她不止一次想回去，但为了孩子还是决定留在这。”“隔壁等了12年，终于轮到公屋搬走了。”黄女士两眼放光，但很快就黯淡下来，因为她可能连排队资格都没有。她更要担忧的，是房东会不会涨价，母子能否继续住在这间劏房。黄女士遭遇只是全港劏房租户的一个缩影。作为主要服务新来港人士的慈善机构，新家园协会助理执行干事、注册社工陈慧灵说，单就深水埗一地，协会就要服务2900多户劏房人家。毫不夸张地说，对于这些人来说，疫情就是场“灾难”。劏房租户大多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比如零售、酒楼、建筑业，都是受影响的重灾区。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入港人数跌99%，三分之一靠境外旅客带动的零售业步入寒冬。略有起色的餐饮业，因为疫情第三轮暴发再度触发政府的“限聚令”。至于建筑行业，由于材料原料运不进来，不少工地处于停滞状态。6月，特区政府公布失业率为5.9%，创逾15年新高。“（劏房租户）很多人收入少了一半以上，甚至零收入。”陈慧灵说。因此，有人连深水埗劏房也租不起，要么搬往更远处，要么只能流落街头。过去，无家可归之人能在麦当劳将就一夜，但疫情期间部分门店不再24小时营业，如此一来连“麦难民”都当不上。即便能继续住在房中，生活也居之不易。丈夫失业困在家中，学校停学孩子留在家中，百呎狭小空间之下，整天窝着一家三口四口甚至更多，压抑、焦虑、失望、无助，负面情绪不可避免越积越多。很多时候一点鸡毛蒜皮事，就能点燃家庭矛盾。所幸，也有家庭互助的例子。25岁的刘源超与母亲、哥哥住在深水埗福华街一间百呎劏房中，月租4500多元。“我自己赚生活费。”在福建华侨大学读研的小伙子说，他用一技之长办了吉他培训班，也在学校附近开过餐馆。目前愿望是，硕士毕业工作后攒到买房首付，帮全家搬出劏房。刘妈妈与黄女士一样，都是从内地过来的新移民。“香港不像TVB剧中演得那么好。”陈慧灵说，协会在广州、深圳、泉州、汕尾、江门都设有内地服务处，主要帮助来港的内地人了解香港实情，其实就是控制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不少姐妹就在劏房中度日。她们说，‘一回罗湖，就重新活过来了’。”陈慧灵很感慨，疫情之下的香港、劏房之中的香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城市的璀璨没有照进底层民众的生活之中。显眼处的两门冰箱，是黄女士劏房中为数不多的新物件。“这是我们协会帮她采购的。”陈慧灵介绍，那天为了搬这个大家伙上九楼，几个人前后忙了一个小时。在深水埗南洋大厦一楼的新家园协会九龙西服务处内，专门设有“关爱基金——为低收入劏房住户改善家居援助计划”填表处。这个由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制定的计划，委托包括新家园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推广。符合条件的劏房家庭可以申请非现金资助项目，比如灭虫灭鼠灭蚁、家具家电维修、购买必要生活用品，数额为一名香港居民最高补贴8500元。借助计划，黄女士在社工协助下申请了一台冰箱。“从7月2日开始，我们收到了60多份申请。”陈慧灵介绍，完成一个case（项目），社工至少要去租户家两次。第一次去是对申请合理性进行评估，看是不是租户最急迫的生活需求；第二次是去检查效果，看能否有效改善生活质量。有了这台冰箱，生活拮据的黄女士可以把买来的排骨冷藏分两次吃，解了燃眉之急。除了做好劏房租户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外，新家园协会还从物质与精神层面予以关爱。疫情刚开始，口罩难买且贵，协会组织一批货源送给劏房租户，还在楼道口摆放搓手液，以及喷涂有效期3个月的抗菌涂层。此外，协会还制作短视频，开设书法、美甲等兴趣班，让孩子在停课之时有事可做，缓解家长的压力。“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受疫情打击最大，但没什么人有耐心听他们的声音。”陈慧灵和社工伙伴们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帮助劏房租户改善生活，融入社会。但也要承认，在目前香港大环境整体不佳的情况下，社工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除了楼层高以外，房子我还满意。”黄女士这样安慰自己，有的姐妹住得比她还小，厕所与厨房还要公用。她不敢有什么奢侈的愿望，只是希望疫情过去粤港尽快开关，人员来去能方便些。
未署名图片摄影：董天晔
离开她家，傍晚的香港街头充斥着烟火气，但一股抑郁感却久久压在心头，无法消散。是的，劏房租户不该在城市艳丽色彩之下，被遗忘于繁华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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