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 | 方舱医院最后一个夜班，躺在空病床上到底在想什么？他说：其实我是睡着了
重返武汉，已是半年以后。
回到那些曾经拍摄过的地方，试图寻回当时的痕迹，却发现终是徒劳。一切都恍如隔世。
今年2月7日，我作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特派记者前往武汉疫区报道，在疫情的风暴中心度过了45个日夜。
来时空无一人的机场高速如今车流不息，曾经每天穿越数次的长江大桥排起了长长的车队。
医疗队住过的酒店门前有两匹白马雕塑，那是2月我抵达武汉的那个冬夜里拍下的第一个对象。
2月7日，我随医疗队入驻酒店，三位“迎宾”等待着我们，两位穿防护服的消毒员给每一位进入酒店的队员全身喷上酒精和消毒水，中间的人负责测量体温。
当时让人心生恐怖的生灵，眼下却似乎“活”了过来，每天站立在酒店门口，迎接来来往往的住店旅客。
热干面还是五元一碗的“全城统一定价”，扎马尾巴的小姑娘端着一碗面边走边吃，穿街过巷。老大爷、老太太结成伴儿，随着一支闽南语的舞曲，在江边跳起了交谊舞。一群神采飞扬的大爷挥鞭抽着陀螺，声音越响，陀螺转得越欢。还有那光着膀子的冬泳爱好者，大声吆喝一句，便“扑通扑通”地逐一跳进了深秋时节的滚滚江水里……
10月17日，几名冬泳爱好者在东湖凌波门泳池纵身跃进水中。
或是因为经历过伤痕，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笑容，此刻显得格外珍贵。此次回访，我迫不及待想见的，是那些曾一同经历过生死的武汉朋友。
2月10日，空无一人的武汉光谷，led屏上打出“武汉加油”字样。
10月14日，车水马龙的武汉光谷。
“宇航员”江文洋
3月9日晚，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武昌方舱医院的最后一夜，也是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江文洋医生在方舱的最后一个夜班。他身穿着防护服，在空荡荡的病房里巡查了一圈，然后好像卸下担子的宇航员落了地一样，躺倒在空病床上……
重返方舱，江文洋的第一反应是：“原来这里好小啊……”在洪山体育馆，当初人民医院所负责的病区所在地方，如今已变成了羽毛球馆。
穿过羽毛球馆门前的小客厅，是一个运动员休息区，放着三张不锈钢长凳，两台饮料自动贩卖机。“这里是进入病房的过渡区，当时被分成一排小隔间，我们就是在这里换防护服的。”走到球馆门前，他停下来指了指红色的木门。“穿过这扇门，就进入污染区了。”
江文洋重返洪山体育馆，站在武昌方舱医院曾经的病区内，恍若隔世。
球场内的木地板还和当时一样，只是铺上了羽毛球场专用的绿地胶，变成了6片标准羽毛球球场。人们在场上挥汗如雨，击球声和脚步声在球馆内回响。“当时感觉方舱好大啊，170多个床位，每天早上巡查一次所有病床，要三个小时。”身高一米八的江文洋穿着黑色大衣行走在热火朝天的运动人群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距离他在武昌方舱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已经过去整整7个多月。如同这座经历了残酷疫情的城市，在一切恢复平静之后，看门诊，值班，到住院部查房、会诊，才是江文洋在医院工作7年来的常态。
江文洋在诊室内解答病人的疑问。
10月16日工作日下午4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江文洋的20号诊室门外，拿着胸片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是肿瘤，但还要看气管镜取了活检才能确诊。”“手术不是首选，最好是打针吃药，次选是化疗。”“这是以前做手术的影子，现在已经吸收好了，你才二十多岁不用担心……”
“病人和我相处时间久了，会非常相信我，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包括肺部的问题，或者是别的问题，都来找我咨询。”江文洋说。平日里他除了看病，还有大部分时间是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有的人过来就是找我聊天的，慢慢地，我们就成了朋友。”
门诊下班后，江文洋仍站过道上给一位患者看胸片。
疫情期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和上海等医疗队支援的武昌方舱医院是最后一个关舱的，3月9日正好是江文洋的最后一班岗。空无一人的方舱医院里，身着防护服的医生如宇航员落地般躺倒在空病床上，那个画面太魔幻了。当时在一旁的我赶紧拉了把椅子站了上去，把这一幕拍了下来。第二天，照片上了热搜，在全网各个平台阅读量累计超过3亿，成为了方舱医院的一个象征性画面。
“你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我是睡着了。”江文洋回忆道。“那晚，方舱里的病人大多出院了，我觉得很轻松，感觉一切终于要结束了。我和队友坐着聊天，聊到了床垫，他们说给病人准备的床垫都是很好的。那时我每天住宾馆，因为不习惯宾馆的床总是睡不好，于是我就躺下来感受一下，原来病人的病床还真是舒服啊，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在这张照片里，有的人看到医生卸下重担后的疲惫，有的人看到方舱空无一人的冷清。曾经的方舱医院很热闹，每天病人会一起做操、唱歌跳舞，就像一个温馨的小社区。
“当时看着人去楼空的方舱会不会失落？”我问江文洋。“医生永远是不希望看到病人的，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让大家都康复出院，都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疫情后的一天，有一位病人特意挂了门诊前来。“江医生，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哭了很久，很心疼你，但又联系不上你，不知道你是否安全，现在门诊开了，我来看看你，带了些水果来给你……”每当遇到这样的病人，腼腆的江文洋总是措手不及。“作为医生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只不过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正好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已。”
年轻时当医生，江文洋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父母希望家里有一个人当医生，看病方便一点，我就去学医了。”但是真正成为医生以后，再苦再累，江文洋总是能从这份职业里收获许多满足感。“当初学医追求的是救死扶伤，然而到了方舱，才感觉到这是一种使命，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往前冲。”
10月16日，江文洋在医院的儿科住院部为一名孤儿诊疗。
傍晚接近6时，看完最后一位患者，江文洋结束了门诊工作，比正常的工作时间又超了半小时。他走出门诊大楼，前往医院的民康楼住院部值班。
值班医生的宿舍位于25楼，一个很窄的小单间，放置了两张上下铺的床，供值班医生休息，床尾就靠着窗边。向窗外望去，一片居民楼毗邻着长江，长江的水就在眼前静静地流淌，左边的鹦鹉洲大桥刚刚亮灯，右边是电视塔，晚霞满天，夜色正好。
在值班医生办公室，江文洋整理了一些病例，上面写满了住院患者需要解决的一些迫切需求，他需要一一去病房和患者对接。“江医生，重症病房有一位牙龈感染的患者需要会诊。”心血管外科医生昌金星打来电话。昌金星是江文洋在武昌方舱医院时的领队，他们一起在方舱医院战斗过无数个日夜。
10月16日，在重症监护室的缓冲区，江文洋再次熟练的穿上防护服。
在重症监护室的缓冲区，江文洋再次领取了防护服，按照步骤进行穿戴。“这不是新冠病房。但按照防疫要求，现在我们进入重症病房还是需要穿防护服，只是防护级别比新冠病房低一点。”说完，江文洋已经熟练地把防护服一层层穿在了身上。
重症病房里，生命监测仪器发出的“哔哔”声在有规律地响着。江文洋检查了那名重症患者，患者因为牙龈感染蔓延到了颈部，胸腔、纵膈都是脓肿，江文洋仔细查看病人是否能做引流，并写下了具体的操作方案。
江文洋在重症监护室为一位病重的患者会诊。
“重症监护室的环境有点像当时疫情严重时候的样子，经常会让人产生一些错觉。但我告诉自己，疫情已经逐渐散去，这里也将会恢复平静。”
2月23日，空中鸟瞰空荡荡的武汉长江大桥。
10月17日，武汉长江大桥底下，挥动鞭子抽陀螺的大爷。
10月18日，东湖凌波门又恢复了往昔的热闹，依然是网红打卡地。
我不是“英雄”
今年2月12日，我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3号楼20号病区采访，当时胡爱文正在污染区里清理患者前一天留下的医疗废弃物。疫情爆发以后，医院大部分清洁工人都辞职了，留下的清洁工不到原先人数的一半。“你不怕吗？”我小声问她。“当然怕啊……”胡爱文边说边喘着粗气。每天，她都要穿着防护服进出病区两次，每次超过4到5个小时……
再次见到胡爱文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东院上班。当初疫情的突然来袭没有让她退却，没想到疫情消退以后，她反而丢了这份工作。“他们说我没有坚持到抗疫结束。”别人的这句话，一直让她耿耿于怀。
胡爱文不是医护人员，她只是一名清洁工人。在武汉疫情期间，她离家三个月，每天身穿防护服进出最凶险的新冠病房，和医护人员一样接触重症患者，用生命守护了这座城。她不是“抗疫英雄”，甚至，没有人会记得她的名字。
10月17日，胡爱文家中，回忆起7个月前在病区做清洁工的经历，她依然感触良多。
胡爱文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几年前老房子动迁后，搬到光谷的大邱社区，距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只有3公里，她便就近到东院当了保洁人员。
今年1月20日，上完最后一个班头的胡爱文和工友们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过年，却突然接到消息：“新冠疫情爆发，医院病房告急，急需一批清洁工人。”这意味着，他们要在医院里过年了。
那段时间，胡爱文和工友们白天在病区从事清洁工作，晚上就隔离在东院后面临时腾空的一座房子里。“每天下班，我们到指定的地方领了饭盒，就回到宿舍吃饭，洗衣服。”
房间里没有电视机，闲下来时，大家会聊起各个病区的情况。“我们分在不同的病区工作，只要有一个人感染，一屋子的人都会得病。”每个人心里都藏着深深的恐惧，但大家都在默默地坚持，等待疫情消散的那一天。
10月17日，胡爱文和丈夫在家中一起陪孙子看动画片。
每当有病人离世，收拾遗物是她们的工作。“衣服、被子、脸盆等生活用品，全都放进袋子里封好，拿到垃圾桶里丢掉。”但手机，是清洁工们唯一不敢处理的东西。“病房里有一个柜子，病人的手机都放在那里面，每到晚上，手机铃声有时会响起，但从来没有人敢去接电话。”
“我们病区今天有个病人去世了，家属都无法见上最后一面。”每当有人说起这些事，房间里的气氛都异常沉重。“我们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这个病这么严重，如果我们能坚持到疫情结束的那天当然是最好，如果坚持不了，我们和病人一样，回不了家就只能到火葬场……”
“后来，上海和各地的医疗队来了，一切都好转起来，我也不那么害怕了。”在20号病区，胡爱文最常打交道的是上海医疗队的护士们，在污染区如何行动、防护服如何穿脱，都由护士手把手地对她们进行培训，每一次进出病区，都由护士长统一调配和安排。
胡爱文说，经历了疫情的残酷，更知亲情的可贵。
每天，胡爱文要完成病区里17个房间的清洁。有一次她在污染区工作，护目镜起雾得厉害，眼睛完全看不清了，走路时不小心撞到了椅子上。“每进一次污染区都要消耗一件防护服，当时我只剩下两个房间没有打扫了，就想再坚持一下，做完再出来。”这时，上海医疗队的郑吉莉护士长看到了，她连忙扶胡爱文坐下说：“阿姨，您今天不要干了，剩下的活儿我们来帮您做……”
后来还有一次，胡爱文因长期站立，脚趾得了甲周炎，也是郑护士长每天亲自给她消毒换药。回想起那三个月，她说一辈子都忘不掉。“医疗队员们很辛苦，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尽心尽力地照顾病人，我们都看在眼里。”
胡爱文展示儿子在疫情期间做志愿者的纪念证书。疫情期间，胡阿姨的丈夫、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在病房里，胡爱文不敢和病人多交流。病人看她每天都来打扫，有时会问她：“阿姨你累不累？”她摆摆头：“不累。”有的人还会叫她吃东西：“阿姨，你吃个橘子。”“阿姨，你吃个苹果……”在防护服里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胡爱文哭笑不得，但她仍旧只是摆了摆头。病人的好意，她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有病人说：“我们进来是没有办法了，你是健康的人，你来做清洁，万一感染了怎么办啊……”胡爱文什么都没说。
让胡爱文印象最深的是一个30岁小伙子。“那天，他一个人背着个大包进来，里面装着衣服和生活用品。到了病房里，他把行李往床上一丢，坐在窗户边上的一张床上自言自语：‘我这么年轻，怎么就感染了呢？我肯定还能好的……’”
第二天早上，当胡爱文再来时，病房里却没有见到他。“昨天来那个小子，怎么不见了？”隔壁病床的病友说：“（病情）狠了，转病房了，转到那个房间去了。”胡爱文一路搞清洁过去，终于在重症病房看到了他。小伙子插着管子躺在床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感到好心疼啊，孩子这么年轻……”
胡爱文走进病房，看到系在他床头的一个垃圾袋。“我一开始不敢碰，后来他跟我招招手，我就把袋子清走了，又把一个干净的袋子重新系在他病床旁边。他已经起不来了……”胡爱文每天都来给他清走垃圾袋，再把新袋子系上，就像每天一次的约定。就这样又过了二十天，小伙子居然奇迹般地好了。出院的时候，他高兴地来跟胡爱文告别：“阿姨，您辛苦了。再见！”
胡阿姨在展示当时我为她拍摄的照片。
每个从重症病房出院的患者，离开时都会和胡爱文道别。“在污染区，其实我们很害怕流泪，但我实在忍不住眼泪。”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胡爱文陪着这些素昧谋面的患者一起，穿越了生死。“看到患者出院真好啊，感谢我们的医生，是他们不畏艰险，让病人重获新生。”
上海医疗队撤离武汉的那天，胡爱文没有来得及与医疗队员告别。“他们是中午离开的，等我下午再去医院上班的时候，院里的护士告诉我，‘郑护士长给你留了蛋糕，她说舍不得你’……”没有一场正式的告别，但这种一同经历生死的情谊却永远留在了胡爱文心里。
方舱母女
2月26日，武昌方舱医院，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的韩慧（化名）和女儿在病区里重逢。这一天距离她们分别仅过去了一周，但对于这位绝望中的妈妈来说，却如同半个世纪。那天，我拍下了母女重逢的一幕……
在靠近江滩的一处十字路口，远远地就看到身穿牛仔衫的那对母女向我招手。她们戴着大大的口罩，身上背着羽毛球拍，看起来精神不错。
对于单亲妈妈韩慧来说，家，像一个不太坚固的纸盒子，疫情过后，它又向下坍塌了一些。母亲、自己和女儿，全部感染新冠肺炎，那段时间的恐慌和无助，韩慧至今仍不敢去回想。
10月18日，韩惠和女儿在武汉江滩留影。
“妈妈是第一个确诊的。”吹着江风，韩慧半晌才张口说出一句话。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韩慧一家康复出院已经半年，心里的伤却未痊愈。
“2月初，妈妈的症状很明显，发烧，咳嗽，喘不上气，很快就被确诊。”2月10日早上，韩慧和往常一样起来给女儿做早餐，做完就没有力气地瘫倒在床上，咳嗽也越来越严重。作为母亲的密切接触者，韩慧和女儿、爸爸、弟弟、弟媳都去做了核酸检测。不久，她和女儿也被确诊了新冠。“女儿是无症状感染者，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但她的肺部一直没有受到感染。”
2月18日下午6时，社区派车来接女儿送到隔离酒店，一个小时后，她自己则要被送进方舱。车来接女儿时，同车还有一个比女儿大两岁的女孩。眼看着车马上就要开了，韩慧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哭着对女孩说：“妹妹比你小，你照顾一下她，阿姨谢谢你……”
“和女儿分开的时候，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韩慧一个人蹲在空荡荡的街头哭了一阵。七点多，社区工作人员把她送进了方舱。由于病情不同，韩慧和母亲、女儿三个人被分到了不同的医院治疗。每天晚上，韩慧只能通过手机视频来了解女儿的情况。
刚进方舱时，韩慧的状态非常差，白天还能勉强支撑，一到了晚上就开始胡思乱想。“女儿从来没有和我分房睡过，我每天晚上要给她盖被子。她现在一个人在病房，晚上没人给她盖被子怎么办……”由于担忧焦虑，韩慧几乎没有睡过一天觉。
2月26日，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女儿终于被调到韩慧所在的武昌方舱医院。分开一周的母女在病房里重逢。
3月1日，华山医院张继明教授与韩慧女儿的合影。
女儿来了以后，韩慧才“活”过来，开始积极治疗，还经常在病区里帮助医护人员和病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满11岁的女儿是方舱医院年纪最小的患者，当时负责方舱医院的上海华山医院医疗队员们经常来关心孩子的状况。“女儿来方舱的第二天一早，华山医院的张继明教授就来看我们，他告诉我孩子的肺部没有感染，让我不要担心。我一辈子不会忘记这份恩情。”
女儿从小喜欢画画，刚开始时在自己小本子上画，医护人员看到了，让她在防护服上画。“后来有一天，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块大画板。”从那天起，母女俩的床边多了一面“涂鸦墙”，孩子每天在上面涂涂画画，灵感就来源于身边医疗队的哥哥姐姐与病友们之间的温馨日常。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韩慧的女儿在武昌方舱医院的白板上画的画，致敬了不起的援鄂医疗队。
3月7日，韩慧连续两次核酸检测转阴，肺部CT显示功能恢复到80%，且体内检测出抗体——这些指标意味着她已经达到出舱标准。但韩慧丝毫开心不起来。“女儿的肺部一直没有感染，一直没有任何症状，但核酸检测的结果却始终是阳性。”
韩慧的母亲从人民医院的重症病房死里逃生后一周，病情又急转直下，被送进了火神山医院。“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想，一个生我的，一个我生的，如果她们其中一个有什么事，我真的活不下去。”每天晚上，看着女儿在身边沉沉睡去，韩慧才开始偷偷掉眼泪。
3月8日，韩慧陪女儿转到了人民医院东院继续治疗，离开了热热闹闹的方舱。“之前在方舱有很多哥哥姐姐陪着，女儿状态还好，转到东院以后，孩子心里也开始有压力，每次看到检测结果是阳性，她也会哭。”
当天做完的核酸检测一般是第二天0点出结果。“每次我都是这么守着，当第一次看到女儿转阴的时候，我抱着女儿，两个人哭了好久，我们终于都快好了……”
3月17日，母女俩出院了。3月18日，韩慧的妈妈也康复出院。三个人被安排到同一个隔离点，再过14天，她们就可以一起回家了。然而就在隔离期快满的时候，韩慧最后一次检测突然复阳了。“一次一次的打击，我感觉我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受够了……”第二天送别了妈妈和女儿，韩慧一个人在隔离点又待了10天才彻底康复回家。
如今母女三人均已康复，但生活却难以完全恢复到从前。疫情前，韩慧自己开了一家时装店，疫情后因经营不下去而关闭。“能活下来，就是最好的。”韩慧说，“我以前忙于工作，很少运动，也少有时间陪家人。我现在每天都背着羽毛球拍，带孩子去打球。”
10月18日，韩慧和女儿在武汉江滩打羽毛球，运动是她们自我修复内心的一种方式。
拍摄一朵紫色的小花。
在一个江亭旁边的空地上，母女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不远处，刚来时看到的几个垂钓者早已带着忙活了一上午的渔获离开，江畔霎时渺无人烟。江风袭袭，长江水一阵一阵地拍打着堤岸，武汉人或许早已习惯了这种波涛的轰鸣。“宝宝，我给你拍个照吧。”韩慧让女儿站在栏杆前摆了个抬头望江的姿势，孩子这才摘下了口罩，露出一张干净精致的脸。
后来，韩慧的“弟弟”也过来了。那是她在方舱医院认的干弟弟。一些曾经要好的亲戚朋友，现在已很少往来，而许多当初和她一起对抗病魔的病友，如今都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韩慧在展示上海医疗队撤离时，送给女儿的礼物。
“现在每次看到关于病毒的负面新闻，心里还是会害怕，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不想别人为我担心。如果说有什么心愿，我希望经历过苦难的每一个人都能彻底好起来，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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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赖鑫琳
微信编辑：胡雨松
校对：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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