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我国新生儿数量短期内得到了有效增长，但近年来又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在上海，户籍人口出生率则低于全国，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率也呈现出扩大趋势。
这引起了市人大代表、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曾乐才的担忧：“人口出生率低，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家庭结构，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曾乐才看来，人口出生率低与结婚意愿、生育意愿低直接相关。他发现，有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结婚率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适婚人口平均结婚年龄较晚，2019年女性与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2岁，高于全国平均约25-26岁。
同时，上海的适婚人口生育意愿也偏低，不仅二胎生育意愿不高，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仅约25%左右，远低于全国水平。“
此外需要关注的是，结了婚却没有生育孩子意愿的潜在‘丁克家庭’已经占到12.4%，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女性正在拒绝成为母亲。”
低结婚率和生育率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曾乐才认为，高昂的育儿成本、幼托与教育问题，以及女性平衡社会与家庭身份之间的困难等等，都是可能的因素。对不少青年尤其是”新上海人”而言，解决住房仍是头等问题。“与上海本地青年相比，新落户的上海人平均学历较高，但经济基础普遍较差，在没有原生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很难兼顾买房和育儿。”曾乐才建议，为进一步贯彻“房住不炒”定位和相关房地产调控政策，市建租赁住房和保障住房应该配合上海招才引智等相关政策、为“新上海人”排忧解难。曾乐才建议，应进一步扩大公租房社区建设，结合现有的公租房政策，简化流程，缩短排队周期。设立的租赁积分制度，针对将有孩、有孩、有多孩家庭给予较大的不同幅度的积分优惠，同时并对单职工有孩家庭及二孩家庭给予一定幅度的租金减免，后续根据其儿童就学情况，根据需要延长合同租期，保证稳定就学。而从另一角度来看，随着时间推移，“有房无贷”家庭将逐步增加。对此，曾乐才建议要推动住房公积金转型，分步建立育儿公积金，一部分不需要公积金买房、租房的青年市民开始，分步推进住房公积金转型，将“住房公积金”逐步改造成“育儿公积金”，最终实现从“六个钱包买房”到“六个钱包育儿”的转变，在经济上给予青年父母有力支持。此外，我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数量逐年增加，其中女性博士研究生占比也逐年攀升。“根据相关研究，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约为24-29岁，与研究生就学时间吻合。另一方面，在妊娠和哺乳过程中，母亲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很大，在没有外界支持的情况下，女性研究生尤其是博士想要兼顾学业、事业、家庭难度极高。”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考虑，需要重视解决高知女性生育率低的问题，对此曾乐才建议，修订相关法规，保护女性研究生生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