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星火日夜”突然打烊！还好是暂时的~沪上唯一24小时营业的老字号被隔离了......

星火日夜实业公司党支部书记胡建和怎么也没料到，24小时营业的星火日夜总店要暂时打烊了。

1月24日上午，黄浦区厦门路243弄、贵西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距离小区220米的星火日夜商店总店（西藏中路店）因防控需要也在隔离观察范围。由于是24小时营业，不仅是早班员工，连同前一夜的晚班员工一共20人，都被大巴带到隔离酒店进行14天的隔离。

胡建和当时在星火日夜的南京东路店值班，听闻消息，立即联系总公司为隔离员工安排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洗头膏、毛巾、消毒纸巾、沐浴露、牙膏……”原本贩售的商品现在留在了员工的手中，“当时走得匆忙，员工的亲友准备得比较仓促，我们先给安排上，以服务防疫大局为重。”胡建和说。

紫色的隔离带围住了西藏中路和北京西路交叉口，“大白”们开始对商铺逐一消杀，最终卷帘门拉上，“星火”的灯光暂时熄灭了。

疫情在黄浦区接连出现，整条南京路步行街的生意都受到影响，星火日夜在此处的分店同样无法避免，“一天只有零星几个客人。”不过，防疫措施却没少，测温、亮绿码的措施又重新安排上。这勾起胡建和对去年疫情的回忆。最让他挂心的还是被隔离的员工们的状态。虽然都是第一次隔离，但好在大家能互相安慰取暖。在“2021星火总店大家庭”微信群里，员工们开始执行盒饭的“光盘行动”，店长李海凤依旧关照大家 “有任何不足的问题，发在群里我们一起解决……”战胜疫情，平安回家成了他们现在共同的目标。

星火日夜商店的名字在老上海人的记忆中无法磨灭。

53年来，“星火”的招牌能够屹立不倒，离不开“星火”在商品背后对“人”的温情关注。尽管“星火”暂熄，但正如隔离的员工们收到的一封鼓励信一样，即便遭遇变化莫测的未知，即便相隔时间和空间，人隔心不隔，“星火”就能心连心。

1973年8月的星火日夜食品商店。解放日报资料照片

1973年8月的这一天，入夜，上海安静下来。唯独在西藏路、北京路及新闸路的交会路口，位于砖木结构的居民楼下，一处六开间的商店里灯火通明。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所深夜商店是当时上海市民唯一的24小时便利店，也开创了全国首家提供24小时服务的先河。它的招牌上用端正的楷体突出“星火”二字，紧随其后的是稍小字号的“日夜食品商店”。

商店一头是琳琅满目的酒水，中间是各色零食，另一头是日用品。柜台前簇拥着男男女女的食客，挑选着红豆糕、牛奶和果脯蜜饯等。突然，一帮穿着白色汗衫的年轻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而来，打破街道的静谧。他们把车停在门口，然后走进店里，围着木桌坐了一圈开始聊天。解放日报摄影美术部的记者在夏夜时分记录下了这一刻。

照片记录中的星火日夜食品商店，曾是上海夜晚唯一的亮色。

1969年2月16日，星火的名字首先出现在《解放日报》第3版。

在这篇名为《日夜商店的日日夜夜》的报道中提到，一天，附近里弄有个妇女一早起来烧菜，可是缺少食糖，她从七点多钟开始一连跑了四次星火食品商店，直到九点半才买到。“她风趣地对营业员说：‘你们这么晚才开门，等买到糖，我们快要吃午饭啦！’”

星火食品商店的职工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虽然当时商店每天从上午九点半开到晚上七点半，营业整整十个小时，但是，“如果我们还是照老习惯办事，就满足不了广大工农兵对商业部门的要求”，“大家初步统一了认识：要办日夜服务商店”。就这样，“星火日夜服务食品商店”的招牌在西藏路桥的南堍一所两开间的店门口挂了出来。

夜晚，店里值夜班的员工经常听到门外有嘈杂的声音，原来是菜农在歇息。当时，苏州河旁边码头有菜运过来，菜农晚上要送菜到城里，骑着三轮车过桥，要经过这里。三轮车上下桥很累，他们往往过了路口就要歇一歇。这批连夜从郊区进城送菜的菜农，在商店门口休息时，常常蹲在外面啃冷馒头，有时请他们进来休息也不大愿意。为此，商店准备了价廉耐饿的面包糕点，并向菜农免费提供开水、热毛巾和自行车打气服务。

夜晚工作的不仅仅有菜农，还有附近地段医院、轴承厂、电车管线所从事夜间工种的职工。“星火”员工热情地为他们服务，对买半两糖果、一分钱草纸的顾客也都同样热情地接待。

1970年8月16日，“星火”登上了《解放日报》的头版。1972年，“星火”营业员王裕熙在全国商业会议上发言。周恩来总理听闻“星火”的事迹后称赞道：“星火好，星火要燎原，大城市要办，小城市也要办。”

登上报纸的高光时刻

星火瞬间点燃全国。北京办了燎原日夜商店，南北呼应。商业系统不同形式的日夜服务迅速“出圈”：星火药房、星火锅炉厂……仅当时的上海黄浦区，日夜商店增加到31户，早晚服务网点达到259户。

1981年，黄浦区糖业糕点公司招工，19岁的胡建和应聘分配到隶属的星火实业公司，一进店就在烟酒柜台做了三年学徒。

40年过去了，胡建和成了星火日夜实业公司党支部书记。在“星火”，他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转变。“在计划经济年代，有香烟票、糖票、肥皂票、粮票……买什么都要票。”烟酒柜台属于高档货品，工作流程更为繁琐。“一张烟票可以买10包烟。烟票收进来以后，当天要贴好。账要轧平，不轧平不行的。然后交到另一班。业务经理来拿烟票，全部要注销掉，贴好以后要划掉。以100张为单位，贴一大张，再到批发部去进货。”商品的利润也被一律限定。“如果员工私自提价，就是犯错误，是要被开除的。”

改革开放后，企业逐渐有了自主定价权，市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星火”全面经销食品如新鲜面包、鲜奶蛋糕，数百种商品中大部分销售价格低于同行，还引入费列罗、好时、德芙进口巧克力，每年的迎春让利展销期间，几乎每天被踏破门槛，柜台前排起长队。

星火的南京东路店

进入20世纪90年代，“星火”开出了7家分店，为开业以来之最，年营业额一度达到3700万元，这是“星火”第二次高光时刻。

与此同时，联华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出现，逐步占领市场。“星火”意识到，“竞争对手多了”。

竞争速度比想象得更快。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2004年12月11日起，中国取消了商业流通领域中对外商投资地域、数量等限制，零售业全面对外资开放。当年，日本全家便利店在上海开出首家全天候营业门店，立誓2年内在上海拓展出350家连锁加盟店。

市场将“星火”送向一个日益残酷的赛道。如今，“星火”的分店已缩减至3家，仅总店保留24小时营业。但“星火”也在应时而变。

在“星火”的门店，人们能看到一张有50年传统的便民服务项目清单。曾经的邮票、公共电话服务消失，新增了共享充电宝、微波炉加热服务，保留项目是针线、开瓶、地图和急救药箱。“星火”试图与便利店的商品错位竞争，同时又与高档老字号品牌、平价商超、零食专卖店区分，竞争服务与价格。

位于写字楼与居民区之间的西藏中路店，在提供腌腊、生鲜、调味品、日用品的同时，将散装食品压缩，包装食品增加，改成自选方式，增加了进口速溶咖啡和糕点，试图吸引周边白领购买。在游客众多的南京东路店，能看到奶茶、串串等新品类。

店内的上海特产

依然有顾客奔着它的名气而来。

“星火的名字如雷贯耳，年纪轻的时候经常来。”这天，75岁的王老伯和妻子从奉贤南桥转了两趟地铁赶来。在“星火”，他们买了几斤鸡仔饼、黄油曲奇和橄榄。王老伯说，年轻的时候就住在晋元路，“星火”旁边有个澡堂。泡完澡就会转到“星火”买点零食，还是熟悉的味道。

张先生先在“星火”门口的柜台买了真老大房鲜肉月饼，边吃边逛，又忍不住买了一袋奶油话梅，“是小时候的味道。”徐阿姨则在现制现售柜台买了包子和花卷：“店面比小时候丰富，东西也更精致了，服务态度依然很热情。”

“星火”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是因为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工程，“星火”南京东路分店从人气旺盛的南京路步行街路口处让位，迁至四川中路一处居民楼底楼，位置不再显眼。南京东路店迁址后，新店招用的仍是胡建和当年手书的字体，颜色换成了白底红字，希望能发出独特的光亮。

分店店招拆下后，露出了百年前的“CHINA REALTY CO，LD.”（中国营业公司）英文名，引发网友争相考据。

百年前的中国营业公司与“星火”相会，仿佛是历史发送给星火的一份启示：“星火”若能在时间长河中屹立不倒，靠的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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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车佳楠

文字编辑：沈轶伦

微信编辑：泰妮

校对：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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