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幸存者到达美国纽约后，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但6名中国人却在24小时之内被美国驱逐出境。他们的逃生经历几乎不被记录，甚至被刻意抹去。2021年4月16日，纪录片《六人》上映，最大程度还原了6名中国人当年的故事。这六名中国幸存者遭遇了美加排华法案、美国囚禁华人移民的天使岛、英国秘密遣返中国船工等种种惨烈的历史事件。方荣山掉进冰海里，冷到发抖，四周漆黑一片，哭喊呼救的声音不绝于耳。他抓住一块漂浮的门板，奋力爬了上去。他从不认命，也不认怂，就是凭着这股求生的蛮劲，命悬一线的他硬撑到救生艇的到来，成为“泰坦尼克号”上最后一个获救的人。而救起他的，是英国指挥官哈罗德·罗威。
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船难，1517人为它陪葬。1997年，英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以此为蓝本，拍出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所有人都羡慕影片中Rose和Jack的世纪爱情。但几乎无人知道，导演卡梅隆的灵感其实来自于船上这名幸存的中国人方荣山。和方荣山一起幸存下来的中国同伴还有5人。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上所有乘客中最为特殊的——最不受欢迎，并且被美国驱逐出境。即便遭遇如此重大的灾难，死亡近在咫尺，但他们还被当时的西方媒体污蔑为：因贪生怕死挤上妇女儿童的救生艇的中国人。而英美男子让妇孺优先入艇，尽显高贵刚毅之气。对此，这六名幸存下来的中国人一直未有机会辩驳——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缺乏自信，处于某种“种族主义自虐”的状态，海外移民总被排斥和污名化，却无法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多年以后，方荣山和罗威都已不在人世，彼此的后代却因为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见了面，如同一场海上的世纪重逢：“我们很荣幸找到了彼此。”4月16日，这部由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在中国大陆上映。电影揭示了100多年前泰坦尼克号上六名中国幸存者的真实遭遇，以及此后他们在历史洪流中如同云朵般变换的命运。纪录片的调查和拍摄人员发现了方荣山写的诗歌：“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1912年4月10日上午，英国南安普顿港挤满旅客与送行的人群。手握编号1601、价值56英镑9先令11便士的三等舱船票，中国人Fang Lang（后改名为方荣山）和他的七名同伴挨个走上舷梯。登船之前，他们的职业是水手。他们最终在位于巨轮下层甲板的三等舱落脚。两天之后，经停爱尔兰皇后镇（现为科夫）港口后，泰坦尼克号向开阔深远的北大西洋驶去。此时，与8个中国人同在船上的共有一等舱乘客338人、二等舱乘客279人、三等舱乘客704人及船员908人。19世纪中期，在淘金热的吸引下，大批华人来到美国。他们开设洗衣坊、中餐厅、杂货店。30年里，约30万华人移居美国，大多数定居于美国西海岸。据《六人》导演罗飞推测，8位中国人中，Choong Foo最早意识到危险来临，逃离到13号救生艇。资料显示，13号救生艇中有一位东方人，不会说英文。“这符合Choong Foo的特征。他英文特别不好，中文也是写不了字。”包括方荣山在内的6名中国人都活了下来。其中，方荣山没能登上救生艇，而是在大船沉没过程中掉进海里。他用一具浮尸的皮带，将自己绑在一块门板上，就这样凭着顽强意志力，挺到折返的救生艇赶到，成为最后一个被救起的人。而这个情节，正是《泰坦尼克号》剧本创作中，Jack把Rose托上门板使其获救的重要灵感。当时救援方荣山的指挥官哈罗德·罗威回忆，当方荣山发现身边一位船员因劳累过度快要晕倒时，仍旧坚持着接过船桨用力划起船来，“他就像个英雄一般，直到我们被大船救起。”。另两名和方荣山一起掉进大海的中国人不幸遇难，其他5人则凭借自己的航海经验，“反其道而行”，在震耳欲聋的哭喊呼救声中，沿船右弦往船头方向跑。中国乘客Choong Foo率先逃离到13号救生艇。其他4名中国人赶到右舷，在妇女儿童未坐满的情况下，搭上倡导“妇女儿童优先”的头等舱专属救生艇。海难发生后，美国《纽约时报》和上海《申报》都进行了详细报道，而8个中国人幸存了6人这一细节，也引起了两国读者的关注，甚至引发了争议：生还比例如此之高，中国人是否用了“不光彩”的手段逃生？美国的《布鲁克林鹰报》事后报道说：“没人能说清这些华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了救生艇的，但他们确实坐在里面。”很快，西方媒体的报道开始“一边倒”。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中国人假扮女人逃进救生船，藏在椅子下方，并挤占了女性与孩子的逃生舱位”。罗飞查阅资料后，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误会。那时的中国男人留辫子，会让人以为是假扮成女人。此外也有资料显示，C号救生艇并未坐满，也不存在抢占女人与孩子位子的情况。“藏在椅子下方”也被验证并不可行。但在那个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这种说法一度令人深信不疑。6人获救后，和其他幸存者一起被送往美国。几乎所有幸存者被送至纽约港口，接受医院治疗。唯独六名中国幸存者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只能滞留港口，如同被世界遗弃的孤儿。获救后，Fang Lang更名为方荣山，一生都西装革履，追求成为体面商人；Lee Bing辗转到加拿大，开过一家咖啡厅；Ah Lam继续做船员，能查到的最后行踪，是和几千名中国船员一起被遣送到香港或上海；LingHee也一直在海上当船员，最后去了印度，下落不明；Chang Chip在后续的某次航行中染上肺病，病死在英国；Cheong Foo因为同音的名字太多，目前仍未确认身份。这部纪录片最初始于美国海事历史学家史蒂文·施万克的研究。施万克召集来自中、美、英等国的十几人组成调查小组，花费1000多天进行考查取证，努力还原与当年船难现场中国乘客相关的点滴往事。2015年调查刚启动时，施万克和英国纪录片导演罗飞闲聊，将自己手头的课题告知了多年的老朋友。当时，幸存者名单上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汉语名字（Ah Lam,Lee Bing，Fang Lang，Ling Hee,Chang Chip，Cheong Foo)，就是施万克最初掌握的全部信息。“船上有中国人？”罗飞很惊讶。后来罗飞和中国朋友聊天时发现，他们也都不知道这事儿。这反而增加了他拍摄的兴趣，最终决定启动这个项目。“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在如此有名的沉船故事里发现了一段未明的历史，有责任把它拍摄出来。”罗飞说。就这样，罗飞跟随施万克的调查视角进行跟拍。他们辗转多国，阅读历史文献、求助相关专家，甚至通过模拟实验来还原六人的求生方式，力求整个调查客观克制。其间，罗飞辗转联系上《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希望他能给到一些建议。在卡梅隆的电影中，其实有拍摄方荣山获救时的画面。可惜的是，这段画面最终并没有剪辑到电影里。卡梅隆很快回复：“我知道你们这个项目已经好久了，希望能碰个头，我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们。”他对泰坦尼克上中国幸存者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不断问调查团队“你们挖出来什么新东西”。在片中出镜接受采访的同时，卡梅隆还主动提出要给影片做监制。就这样，从最开始的六个英文名，到了解他们的汉字名、出身以及去向，调查和拍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一点点揭开这场20世纪最严重海难里中国人的人生际遇。
本文综合自环球人物、中国侨网综合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周刊、环球网、参考消息网、南方网、羊城晚报、扬子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