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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农奴的女儿,因一首歌“火”遍全国!才旦卓玛:忘不了周总理当年对我说的那句话

陈俊珺 上观新闻 2021-05-29
在藏语中,才旦卓玛意为“长寿仙女”从农奴的女儿到人民艺术家从19岁到84岁才旦卓玛曾在盛大的舞台上放歌也在边防哨所、煤矿、病房为普通人歌唱

在前不久闭幕的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她再度唱起《唱支山歌给党听》,令许多人湿了眼眶。

她对党、对国家,对听众的爱,穿越时光,如一首无字的歌,弥久而情深。

5月9日,晚上七点半,才旦卓玛准时出现在了上海爱乐乐团的排练厅。为了第二天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她与歌唱家方琼一起排练《唱支山歌给党听》。

尽管这首歌她已经唱了五十多年,但她依然一遍遍与乐队磨合节奏。指挥家张国勇感叹:才旦老师,您的声音一点没变。

排练结束后,才旦卓玛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就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才旦卓玛在排练现场 蒋迪雯 摄

先要心里有,才能嘴上有

上观:从1958年起,您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了6年多,这座城市有哪些地方令您特别难忘?

才旦卓玛:首先是我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留给我许多回忆。还有一个地方让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浦东。我在上音读书的时候,要定期下乡劳动,我记得学校组织我们坐上一艘木船,过了黄浦江,就是大片的农田。很多年后我又去了浦东,看到那些高楼大厦,真的很难想象,这就是我当年劳动的地方。

上观:沧海桑田,您对上海的感情始终不变。

才旦卓玛:是的,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当年我刚到上海学习的时候,普通话说不好,连别人问我“你吃饭了没有”都听不懂,心里很着急。再加上我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经常感冒。我的老师王品素教授陪我上医院看病,学校里不方便熬药,她就在自己家里熬好中药,为我带到学校里。天冷了,她把家里的棉衣、棉鞋拿到学校给我们几个藏族同学穿。过年过节,她会请我们到她家里去。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恩情。

上观:您是王品素教授的第一位藏族学生,那时候她听不懂藏语,您的普通话也不好,你们是如何交流的?

才旦卓玛:我真的没想到,王老师会跟我学藏语。她说,民族声乐与语言发声是密切相关的,学了藏语,才知道怎样教我把藏族歌唱好。她经常让我去她家里给我加课,让我唱藏族民歌给她听,她把谱子记下来,然后再从声音上纠正我的问题。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练声,在草原上拉开嗓子就喊,王老师为了给我练声,发明了一套特别的方法。她让我先用藏族民歌的某一句来开嗓,然后再慢慢用一般的发声练习来增加声音的灵活性与弹性。我记得她把藏语的“太阳出来了”“月亮出来了”编进去让我唱,我一唱就感觉回到了草原。

除了藏族民歌,她还让我学习陕北民歌、山东民歌、江苏民歌等,她一直鼓励我不要丢掉民族唱法的特色。她还会把一些歌编成故事讲给我听,告诉我唱歌要有感情,不能只追求声音,先要心里有,才能嘴上有。


才旦卓玛与王品素教授(左二)

上观:您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当初是怎么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

才旦卓玛: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农奴,家里很穷。我父亲很喜欢藏戏,带我放羊、放牛时,他经常会唱几段。过去,只有农奴主的孩子才能上学,我们这样的家庭的孩子是不可能接受教育的。我是家中三姊妹里最小的,我和大家一样,觉得我们的命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上观:从什么时候开始,您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可以被改变?

才旦卓玛: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来到了日喀则,我看到部队文工团的人又唱又跳,特别羡慕。于是我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像我们当地的女艺人穷布珍学习唱民歌。1956年,我去拉萨参加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那时候我连演出服也没有,穿着一套借来的牧民服装,上台唱了一首《献给毛主席》。大家听了,说我嗓子好。会议结束后,我参加西藏青年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去参观。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那一次竟然参观了全国十几个省市,最后还到了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我回家那天,家里人差点认不出我了。因为我走的时候人很瘦,衣服很旧,回家时穿着公家给我做的崭新的衣服,人也变得开朗了。我妈妈拉住我,高兴地哭了。我爸妈以前总觉得我一个小姑娘怎么能跑出去唱歌跳舞,当时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姐妹都早早结婚了。但从此以后,不管我去参加什么活动,他们都放心地说,你去吧。

不久后,我到日喀则文工团工作,又被选派到陕西咸阳,进入那里的“西藏公学”学习。从小没有受过教育的我,终于走进了课堂。1958年底,上海音乐学院来招生,我这才有幸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


19岁的才旦卓玛在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上演唱

“为了我的歌,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

上观:到上音民族班学习没多久,您就唱红了一首歌《翻身农奴把歌唱》。这是您最早的成名曲之一?

才旦卓玛:1959年左右,纪录片《今日西藏》的编导李堃与作曲家阎飞合作写了一首主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他们需要一位藏族歌手来演唱,听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就到学校来找我。那时候我汉语说得还不好,没信心唱好这首歌,王品素老师告诉我:你大胆唱,我一句一句教你。正式录音的那天,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翻身农奴的女儿要感谢党。“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我是从心里面唱出来的。

上观:您第一次听到《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在学校的广播里?

才旦卓玛:那天我正从食堂走回教室,手里拿着饭盒,听到任桂珍老师唱的这首歌,我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首歌不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嘛,我很想把它唱出来。于是我就去求王老师教我。王老师问我为什么想唱这首歌,我说,“旧社会鞭子抽我身”,虽然我身上没有,但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藏族农牧民挨鞭子。共产党、解放军来了之后,我的命运被改变了,很多藏族同胞的命运都被改变了,我要把我对他们的爱和感激都唱出来。

我记得,刚学的时候,歌词里有一些尾音我咬不准,比如“心”这个字,藏语里没有这样的发音,王老师就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抠发音。在王老师的推荐下,我唱给作曲家朱践耳老师听,朱老师说我唱得不错。

上观:还记得第一次正式演唱这首歌的情形吗?

才旦卓玛:第一次演唱,是在学校的汇报演出时。当时我很紧张,王老师也有点紧张。当我唱到“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时候,就完全忘记了自己在表演,眼泪不知不觉流了满脸,这首歌打动了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之后这个节目就被选上了1963年的“上海之春”。

因为这首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王老师却很冷静,她提醒我说:你没有理由骄傲,荣誉是观众给的,如果你不为观众歌唱,不更加努力,就对不起观众对你的爱。

上观:1963年对您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您还演唱了电影《农奴》的插曲,一首《阿哥,你何须说(一支无字的歌)》非常感人。您是如何与这首歌结缘的?

才旦卓玛:录那首歌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里非常热闹,当冯光涛老师举起指挥棒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为了我的歌,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这是影片中的兰朵为农奴强巴唱的歌。唱到这一句时,我不知怎么地哽住了,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指挥说,再来一次。录音师说:这样的感情真难得,我有信心把它合成好。后来,这首歌成了我的保留曲目之一。


2021年,才旦卓玛获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特别荣誉奖”

高原上的花朵,应该在高原上扎根

上观:1964年,当您接到赴北京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邀请时,是怎样的心情?

才旦卓玛:心情非常激动。我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中演唱了《毛主席的光辉》。《东方红》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演员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后。当时,周总理看到了我,告诉毛主席我就是刚才唱“百万农奴站起来”的藏族姑娘。毛主席回过身,微笑着向我问好,然后把手伸向了我,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握着我的手,对我说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我当时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所有演员都争相和我握手。

随着《东方红》在全国各地放映,很多人熟悉了这首歌。当时我收到了各地观众寄来的信,他们在信里告诉我自己听了这首歌之后的感受。我还记得有位边防战士在信中说,听了这首歌,感觉就像尝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身上暖融融的。

上观:周总理对您的歌唱事业一直非常关心。听说,您曾经随王品素老师去过周总理的家?

才旦卓玛:王品素老师曾是邓颖超的部下,20世纪40年代初期,经邓颖超安排,她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边学习声乐,曾跟歌唱家斯义桂学习美声,新中国成立后,她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1964年,王老师到北京出差,很想去看看多年未见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我在一旁听说了,也很想去。王老师告诉邓颖超大姐后,她表示很欢迎我一起去。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了中南海周总理的住所,我记得他们的家非常简单、朴素。王老师和邓大姐讲了许多往事,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邓大姐的眼圈也有点红了。邓大姐拉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们这是高兴的眼泪!”

上灯的时候,周总理从外面进来了,他身穿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和我们亲切地握手。周总理问王老师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然后就问了我的情况,问我毕业后工作定下来没有,我告诉周总理,西藏歌舞团要我回去,还有单位想把我留在北京。周总理笑着说,你这高原上的花朵,是不是应该在高原上扎根呢。邓大姐和王老师也说,才旦应该回西藏去。我告诉周总理,我一定会回西藏工作,为翻身农奴歌唱一辈子。总理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


才旦卓玛为煤矿工人演唱

艺术中的情感是不用翻译的

上观:回到家乡后,您的舞台更广阔了,但有时候演出条件也非常艰苦,您有感到后悔的时刻吗?

才旦卓玛: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是1965年回到故乡的,一别多年,西藏的变化非常大,我很想到各个地方看一看。在拉萨的汇报演出结束后,我第一站就去了昌都,我们坐着大卡车翻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米拉山,沿着一条河,进入森林。一到达驻地,我就一口气为边防官兵们唱了7首歌,看到大家那么喜爱文艺,我就决定一辈子为人民歌唱。

上观:您曾经去过许多边防哨所为人民子弟兵演唱,有哪些令您难忘的经历?

才旦卓玛:有一次我到西南边陲的一个边防哨所慰问演出。哨所设在半山腰,一共只有三名哨兵,哨所前有个小平台,那个小平台对我来说就是一座大舞台。

还有一次,遇到大雪封山,我和演员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计划到边防的一线哨所,我就在电话里为战士们演唱。没有麦克风,我心里却很舒坦。

这不是我唯一一次在电话里演唱。刚回西藏时,打电话用的是手摇电话机,要由接线员中转。有一次接线员听出了我的声音,先问我有什么急事吗,我说,就是打个长途向上海的恩师问好。接线员对我说,《唱支山歌给党听》实在太好听了,但她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过我的演出,能不能请我为她唱一句,于是我就对着话筒唱了一段。

上观:从1974年起,您先后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为什么依然不停地去医院、哨所、煤矿……为普通人演唱?

才旦卓玛大家想听我唱歌,这是对我的奖赏。有一次,去西藏帕里演出,我们去的那个乡处在一个大风口。那天正好是大风季节,观众们早早地在大麦场上等着,大家把听我们的演唱当成过节。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带着青稞酒,有的翻山越岭,有的骑马过河而来。我很感动,几乎是睁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唱了三首歌,唱完之后嘴里全是沙子。在场观众的脸上也是厚厚的一层沙,但大家都笑了。

有一年,我到海拔四千多米的昌都马扎拉煤矿为工人演唱。演出间隙,看到当地乡亲们忙着秋收,我们就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当地人叫我们“牦牛”。我白天与农民们打成一片劳动,晚上到老百姓家,围着火炉听他们讲家史、唱民歌,特别开心。

上观:那个年代没有“粉丝”一说,但您的“粉丝”非常忠实而真诚。

才旦卓玛:是啊。有一次我到甘肃演出,一位基层干部激动地对我说:“我要谢谢你,你的歌声救了我的命!”原来,多年前,他被关在牛棚里时,差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广播中传来了我唱的“为了我的歌,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他告诉我,是这首歌唤回了他对生命的渴望。我很感动,又为他唱了一遍这首歌。

我几乎踏遍了西藏高原,走遍了大江南北,也出访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到哪里,观众中总有人能跟着我一起歌唱,艺术中饱含的情感是不用翻译的。


才旦卓玛接受记者专访 蒋迪雯摄

不要忘了为谁而唱、为什么而唱

上观:近年来,您还一直活跃在舞台上,歌声依然青春。您是如何保持这种状态的?

才旦卓玛:唱歌不仅要用嗓子,还要用身体,用心灵演唱,身体就是我们歌唱家的乐器。所以,我觉得,保持好的身体状态很重要。

科学地练声是歌唱家一辈子的功课,我很感谢王品素老师当年给我打下的底子,让我既能够保持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不丢掉自己嗓音的特质,又通过科学的训练发挥最佳的状态,练就好的音质。

上观:民族歌曲的演唱,应该保持各个民族的特色,不应该“千人一嗓”。

才旦卓玛:对。民歌是一个民族的根,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经典的民歌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就是因为这些歌把大家心里的话唱了出来,而且体现了各民族独有的特色。对于演唱者来说,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扎根于民族语言和文化艺术的土壤,才能唱出老百姓的心声。一旦离开民族艺术的土壤,唱出来的歌就会变味。

我是上音学民族声乐的第一批学生。前几年,我回到母校,看到民族声乐专业培养了那么多年轻人,水平那么高,我很高兴。真心希望重视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上观:您曾在不少演出中唱过《一个妈妈的女儿》,您对这首歌曲有着怎样的感情?

才旦卓玛:“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西藏的今天。这些年,西藏不同风格的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只要我还能唱,就希望能让更多的人通过我的歌声了解今天的西藏。

上观:2008年,在《唱支山歌给党听》问世40多年后,您与藏族女歌手索朗旺姆共同演唱了《再唱山歌给党听》。这些年,您也经常与青年歌手同台,您还设立了“才旦卓玛艺术基金”,鼓励新人新作。对于年轻人,您有哪些话想说?

才旦卓玛:我年轻的时候,唱歌就像本能,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我从来没想过唱歌是为了什么。我是1958年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后,才知道唱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唱,怎么唱,唱给谁听。

当时,王品素老师告诉我,唱歌是为人民服务,是为祖国奉献。我记得她带我去看了电影《聂耳》,让我明白了音乐与艺术是如何鼓舞中国人民共同前进的。

对于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既要保持自己的底色,守住自己的特色,更不要忘了我是为谁而唱、为什么而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陈俊珺
微信编辑:车车
校对:佳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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