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语中，才旦卓玛意为“长寿仙女”从农奴的女儿到人民艺术家从19岁到84岁才旦卓玛曾在盛大的舞台上放歌也在边防哨所、煤矿、病房为普通人歌唱在前不久闭幕的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她再度唱起《唱支山歌给党听》，令许多人湿了眼眶。她对党、对国家，对听众的爱，穿越时光，如一首无字的歌，弥久而情深。5月9日，晚上七点半，才旦卓玛准时出现在了上海爱乐乐团的排练厅。为了第二天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她与歌唱家方琼一起排练《唱支山歌给党听》。尽管这首歌她已经唱了五十多年，但她依然一遍遍与乐队磨合节奏。指挥家张国勇感叹：才旦老师，您的声音一点没变。排练结束后，才旦卓玛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就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上观：从1958年起，您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了6年多，这座城市有哪些地方令您特别难忘？才旦卓玛：首先是我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留给我许多回忆。还有一个地方让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浦东。我在上音读书的时候，要定期下乡劳动，我记得学校组织我们坐上一艘木船，过了黄浦江，就是大片的农田。很多年后我又去了浦东，看到那些高楼大厦，真的很难想象，这就是我当年劳动的地方。才旦卓玛：是的，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当年我刚到上海学习的时候，普通话说不好，连别人问我“你吃饭了没有”都听不懂，心里很着急。再加上我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经常感冒。我的老师王品素教授陪我上医院看病，学校里不方便熬药，她就在自己家里熬好中药，为我带到学校里。天冷了，她把家里的棉衣、棉鞋拿到学校给我们几个藏族同学穿。过年过节，她会请我们到她家里去。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恩情。上观：您是王品素教授的第一位藏族学生，那时候她听不懂藏语，您的普通话也不好，你们是如何交流的？才旦卓玛：我真的没想到，王老师会跟我学藏语。她说，民族声乐与语言发声是密切相关的，学了藏语，才知道怎样教我把藏族歌唱好。她经常让我去她家里给我加课，让我唱藏族民歌给她听，她把谱子记下来，然后再从声音上纠正我的问题。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练声，在草原上拉开嗓子就喊，王老师为了给我练声，发明了一套特别的方法。她让我先用藏族民歌的某一句来开嗓，然后再慢慢用一般的发声练习来增加声音的灵活性与弹性。我记得她把藏语的“太阳出来了”“月亮出来了”编进去让我唱，我一唱就感觉回到了草原。除了藏族民歌，她还让我学习陕北民歌、山东民歌、江苏民歌等，她一直鼓励我不要丢掉民族唱法的特色。她还会把一些歌编成故事讲给我听，告诉我唱歌要有感情，不能只追求声音，先要心里有，才能嘴上有。上观：您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当初是怎么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才旦卓玛：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农奴，家里很穷。我父亲很喜欢藏戏，带我放羊、放牛时，他经常会唱几段。过去，只有农奴主的孩子才能上学，我们这样的家庭的孩子是不可能接受教育的。我是家中三姊妹里最小的，我和大家一样，觉得我们的命大概就这个样子了。上观：从什么时候开始，您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可以被改变？才旦卓玛：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来到了日喀则，我看到部队文工团的人又唱又跳，特别羡慕。于是我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像我们当地的女艺人穷布珍学习唱民歌。1956年，我去拉萨参加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那时候我连演出服也没有，穿着一套借来的牧民服装，上台唱了一首《献给毛主席》。大家听了，说我嗓子好。会议结束后，我参加西藏青年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去参观。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那一次竟然参观了全国十几个省市，最后还到了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我回家那天，家里人差点认不出我了。因为我走的时候人很瘦，衣服很旧，回家时穿着公家给我做的崭新的衣服，人也变得开朗了。我妈妈拉住我，高兴地哭了。我爸妈以前总觉得我一个小姑娘怎么能跑出去唱歌跳舞，当时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姐妹都早早结婚了。但从此以后，不管我去参加什么活动，他们都放心地说，你去吧。不久后，我到日喀则文工团工作，又被选派到陕西咸阳，进入那里的“西藏公学”学习。从小没有受过教育的我，终于走进了课堂。1958年底，上海音乐学院来招生，我这才有幸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上观：到上音民族班学习没多久，您就唱红了一首歌《翻身农奴把歌唱》。这是您最早的成名曲之一？才旦卓玛：1959年左右，纪录片《今日西藏》的编导李堃与作曲家阎飞合作写了一首主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他们需要一位藏族歌手来演唱，听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就到学校来找我。那时候我汉语说得还不好，没信心唱好这首歌，王品素老师告诉我：你大胆唱，我一句一句教你。正式录音的那天，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翻身农奴的女儿要感谢党。“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我是从心里面唱出来的。上观：您第一次听到《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在学校的广播里？才旦卓玛：那天我正从食堂走回教室，手里拿着饭盒，听到任桂珍老师唱的这首歌，我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首歌不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嘛，我很想把它唱出来。于是我就去求王老师教我。王老师问我为什么想唱这首歌，我说，“旧社会鞭子抽我身”，虽然我身上没有，但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藏族农牧民挨鞭子。共产党、解放军来了之后，我的命运被改变了，很多藏族同胞的命运都被改变了，我要把我对他们的爱和感激都唱出来。我记得，刚学的时候，歌词里有一些尾音我咬不准，比如“心”这个字，藏语里没有这样的发音，王老师就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抠发音。在王老师的推荐下，我唱给作曲家朱践耳老师听，朱老师说我唱得不错。才旦卓玛：第一次演唱，是在学校的汇报演出时。当时我很紧张，王老师也有点紧张。当我唱到“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时候，就完全忘记了自己在表演，眼泪不知不觉流了满脸，这首歌打动了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之后这个节目就被选上了1963年的“上海之春”。因为这首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王老师却很冷静，她提醒我说：你没有理由骄傲，荣誉是观众给的，如果你不为观众歌唱，不更加努力，就对不起观众对你的爱。上观：1963年对您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您还演唱了电影《农奴》的插曲，一首《阿哥，你何须说（一支无字的歌）》非常感人。您是如何与这首歌结缘的？才旦卓玛：录那首歌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里非常热闹，当冯光涛老师举起指挥棒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为了我的歌，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这是影片中的兰朵为农奴强巴唱的歌。唱到这一句时，我不知怎么地哽住了，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指挥说，再来一次。录音师说：这样的感情真难得，我有信心把它合成好。后来，这首歌成了我的保留曲目之一。
2021年，才旦卓玛获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特别荣誉奖”上观：1964年，当您接到赴北京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邀请时，是怎样的心情？才旦卓玛：心情非常激动。我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中演唱了《毛主席的光辉》。《东方红》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演员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后。当时，周总理看到了我，告诉毛主席我就是刚才唱“百万农奴站起来”的藏族姑娘。毛主席回过身，微笑着向我问好，然后把手伸向了我，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握着我的手，对我说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我当时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所有演员都争相和我握手。随着《东方红》在全国各地放映，很多人熟悉了这首歌。当时我收到了各地观众寄来的信，他们在信里告诉我自己听了这首歌之后的感受。我还记得有位边防战士在信中说，听了这首歌，感觉就像尝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身上暖融融的。上观：周总理对您的歌唱事业一直非常关心。听说，您曾经随王品素老师去过周总理的家？才旦卓玛：王品素老师曾是邓颖超的部下，20世纪40年代初期，经邓颖超安排，她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边学习声乐，曾跟歌唱家斯义桂学习美声，新中国成立后，她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1964年，王老师到北京出差，很想去看看多年未见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我在一旁听说了，也很想去。王老师告诉邓颖超大姐后，她表示很欢迎我一起去。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了中南海周总理的住所，我记得他们的家非常简单、朴素。王老师和邓大姐讲了许多往事，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邓大姐的眼圈也有点红了。邓大姐拉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们这是高兴的眼泪！”上灯的时候，周总理从外面进来了，他身穿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和我们亲切地握手。周总理问王老师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然后就问了我的情况，问我毕业后工作定下来没有，我告诉周总理，西藏歌舞团要我回去，还有单位想把我留在北京。周总理笑着说，你这高原上的花朵，是不是应该在高原上扎根呢。邓大姐和王老师也说，才旦应该回西藏去。我告诉周总理，我一定会回西藏工作，为翻身农奴歌唱一辈子。总理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上观：回到家乡后，您的舞台更广阔了，但有时候演出条件也非常艰苦，您有感到后悔的时刻吗？才旦卓玛：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是1965年回到故乡的，一别多年，西藏的变化非常大，我很想到各个地方看一看。在拉萨的汇报演出结束后，我第一站就去了昌都，我们坐着大卡车翻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米拉山，沿着一条河，进入森林。一到达驻地，我就一口气为边防官兵们唱了7首歌，看到大家那么喜爱文艺，我就决定一辈子为人民歌唱。上观：您曾经去过许多边防哨所为人民子弟兵演唱，有哪些令您难忘的经历？才旦卓玛：有一次我到西南边陲的一个边防哨所慰问演出。哨所设在半山腰，一共只有三名哨兵，哨所前有个小平台，那个小平台对我来说就是一座大舞台。还有一次，遇到大雪封山，我和演员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计划到边防的一线哨所，我就在电话里为战士们演唱。没有麦克风，我心里却很舒坦。这不是我唯一一次在电话里演唱。刚回西藏时，打电话用的是手摇电话机，要由接线员中转。有一次接线员听出了我的声音，先问我有什么急事吗，我说，就是打个长途向上海的恩师问好。接线员对我说，《唱支山歌给党听》实在太好听了，但她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过我的演出，能不能请我为她唱一句，于是我就对着话筒唱了一段。上观：从1974年起，您先后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为什么依然不停地去医院、哨所、煤矿……为普通人演唱？才旦卓玛：大家想听我唱歌，这是对我的奖赏。有一次，去西藏帕里演出，我们去的那个乡处在一个大风口。那天正好是大风季节，观众们早早地在大麦场上等着，大家把听我们的演唱当成过节。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带着青稞酒，有的翻山越岭，有的骑马过河而来。我很感动，几乎是睁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唱了三首歌，唱完之后嘴里全是沙子。在场观众的脸上也是厚厚的一层沙，但大家都笑了。有一年，我到海拔四千多米的昌都马扎拉煤矿为工人演唱。演出间隙，看到当地乡亲们忙着秋收，我们就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当地人叫我们“牦牛”。我白天与农民们打成一片劳动，晚上到老百姓家，围着火炉听他们讲家史、唱民歌，特别开心。上观：那个年代没有“粉丝”一说，但您的“粉丝”非常忠实而真诚。才旦卓玛：是啊。有一次我到甘肃演出，一位基层干部激动地对我说：“我要谢谢你，你的歌声救了我的命！”原来，多年前，他被关在牛棚里时，差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广播中传来了我唱的“为了我的歌，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他告诉我，是这首歌唤回了他对生命的渴望。我很感动，又为他唱了一遍这首歌。我几乎踏遍了西藏高原，走遍了大江南北，也出访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到哪里，观众中总有人能跟着我一起歌唱，艺术中饱含的情感是不用翻译的。上观：近年来，您还一直活跃在舞台上，歌声依然青春。您是如何保持这种状态的？才旦卓玛：唱歌不仅要用嗓子，还要用身体，用心灵演唱，身体就是我们歌唱家的乐器。所以，我觉得，保持好的身体状态很重要。科学地练声是歌唱家一辈子的功课，我很感谢王品素老师当年给我打下的底子，让我既能够保持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不丢掉自己嗓音的特质，又通过科学的训练发挥最佳的状态，练就好的音质。上观：民族歌曲的演唱，应该保持各个民族的特色，不应该“千人一嗓”。才旦卓玛：对。民歌是一个民族的根，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经典的民歌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就是因为这些歌把大家心里的话唱了出来，而且体现了各民族独有的特色。对于演唱者来说，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扎根于民族语言和文化艺术的土壤，才能唱出老百姓的心声。一旦离开民族艺术的土壤，唱出来的歌就会变味。我是上音学民族声乐的第一批学生。前几年，我回到母校，看到民族声乐专业培养了那么多年轻人，水平那么高，我很高兴。真心希望重视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上观：您曾在不少演出中唱过《一个妈妈的女儿》，您对这首歌曲有着怎样的感情？才旦卓玛：“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西藏的今天。这些年，西藏不同风格的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只要我还能唱，就希望能让更多的人通过我的歌声了解今天的西藏。上观：2008年，在《唱支山歌给党听》问世40多年后，您与藏族女歌手索朗旺姆共同演唱了《再唱山歌给党听》。这些年，您也经常与青年歌手同台，您还设立了“才旦卓玛艺术基金”，鼓励新人新作。对于年轻人，您有哪些话想说？才旦卓玛：我年轻的时候，唱歌就像本能，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我从来没想过唱歌是为了什么。我是1958年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后，才知道唱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唱，怎么唱，唱给谁听。当时，王品素老师告诉我，唱歌是为人民服务，是为祖国奉献。我记得她带我去看了电影《聂耳》，让我明白了音乐与艺术是如何鼓舞中国人民共同前进的。对于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既要保持自己的底色，守住自己的特色，更不要忘了我是为谁而唱、为什么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