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动迁户给上海副市长写了一封信，半个月后副市长登门致谢

今天的上海，每天有大量人流往返在市区和虹桥国际机场之间，有多种交通方案可选，通勤时间普遍在40分钟。这样的便利，在30年前还是天方夜谭。

“从虹桥机场到市区，只有往返两根车道，单程就要两个小时，实在太不方便了！”当年，外商来到上海时总是这样抱怨，让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十分尴尬。

市区与国际空港之间的交通巨变，是上海城市建设“脱胎换骨”的一个缩影。20世纪90年代，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下，上海用不到10年便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让世界为之惊叹。

负重前行，科学规划

20世纪90年代，上海就像一个十分疲惫的巨人，步履蹒跚。在一些老上海人的记忆中，那时候的上海是这样的：每逢暴雨，大量瓦片房子漏雨，苏州河恶臭不堪。没有越江大桥，一到迷雾天，黄浦江轮渡停航，半个上海都要瘫痪……

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曾引起轩然大波，五个倒数第一中，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城市绿化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和污染排放4项指标都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翻开全球一流城市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当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若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经济就会发展，反之则受到约束。

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给上海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92年，邓小平连续第5年在上海过春节。这一年，他对上海提出了新的期望：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这座城市的奋斗热情被点燃：“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

当时的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处处是短板。可资金和人力都有限，从哪里着手，如何布局，考验着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给出了这样一个方案，第一个三年重点修路，第二个三年重点盖房，第三个三年重点是城市管理和环境建设。

更重要的是，在规划城市建设蓝图时，上海的眼光没有停留在这三个三年。

当时的建设者回忆说，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曾多次提出，要以无愧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要高起点，上水平，和上海国际性大城市地位相适应，真正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

1993年，时任市长黄菊在作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到201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基本形成国际性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基本形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城市格局。

也就是说，上海的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国际大都市去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上海的雄心。

1992年，上海把杨高路改建工程列为市政府“一号工程”。按原计划，改建后的杨高路应有双向4根快车道。项目负责人、原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局长吴念祖告诉记者，经过专家组织论证，杨高路最终改为6根快车道。近30年后，吴念祖回忆起此事时十分感慨，“看看现在的上海、现在的浦东，如果当初没改，肯定满足不了城市的发展需求。”

思想解放，敢为人先

1992年8月17日，上海远洋宾馆内气氛凝重而紧张。宽大的桌面上铺着一叠叠设计图，桌对面是数位西方顶尖桥梁设计专家。他们低声交谈一会儿后，终于提起笔，写下了《专家小组对杨浦大桥设计审查报告》，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大桥的设计、制造、施工都是现代化的；整体结构和局部构造都是安全的。

作为上海内环线工程的两大过江枢纽之一，杨浦大桥对上海城市建设而言意义非凡。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统计，如果只有南浦大桥没有杨浦大桥，到1995年，因绕行和拥堵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每年4474.6万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将是1.8亿元。

设计杨浦大桥的任务交到了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资深总工程师林元培手中。为了尽量减少对黄浦江航道的影响，他大胆地选择了最合理但难度也最大的斜拉桥设计。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后，1993年10月23日，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杨浦大桥正式通车。

杨浦大桥主桥桥面贯通

三个“三年大变样”期间，上海的建设者们攻坚克难，造就了无数个上海第一、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延安高架、南北高架、地铁1号线等重大工程相继顺利完工。

除了技术上的突破，思想上的破旧立新或许更为关键。当时的上海，陷入了一个悖论：大规模城市建设需要海量资金，眼下的财政收入远远无法满足；可若停下建设脚步，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将停滞不前。打破这个悖论，就必须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

为解决资金问题，上海除了争取中央的支持外，还采取了许多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措施。比如，实行土地批租；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一些经营性项目投资，给予它们一定期限的管理和收费权；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适当向区县和街道放权；以未来的城市财政收入为担保，向一些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借钱等。

“建杨浦大桥主要是向亚洲开发银行借的钱，河流污水工程改造借了世界银行的钱，建地铁1号线还向法国借了一点。”吴念祖说。作为出借方，这些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也对施工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才有了多国专家一起审核杨浦大桥设计方案的一幕。客观上，也促进了上海在工程管理方面的规范化、现代化。

“闯禁区”必然伴随着压力。当上海提出实施“土地批租”时，有人提出质疑：“上海是不是在搞‘租界’那一套？”当时，市领导说了这样一番话：“小平同志说在改革过程中允许大胆地试，这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个‘立’成了以后才能‘破’的静态概念。”决策层的表态，给了建设者们最大的支持，孕育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纷纷被兄弟省市借鉴，带动了全国的发展。

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1994年12月19日，31岁的上海寅丰毛纺厂工人杭伟给时任副市长夏克强写了一封信。作为成都路高架（即南北高架）工程的动迁户，他在信中建议，高架通车之前，让动迁居民代表参观工程，同时制作纪念品赠送给每户动迁居民。夏克强立即批转给工程指挥部办理。半个月后，夏克强又来到杭伟一家的临时住处，当面感谢他们为上海交通建设作出的贡献。

据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的建设浪潮中，上海共有140万人因此动迁，不少人为此作出了牺牲：杭伟一家四口人的临时住处十分狭小，晚上得有两人睡在阁楼上；静安中药厂为高架建设让路，搬迁后的临时厂房十分简陋，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这种例子太多了，没有上海老百姓的支持，三年大变样是做不成的。”回顾当年，不止一位市领导如此感慨。为了让工程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在工程建设中，要十分关心群众的利益，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把好事办好。还要让群众知情、理解、参与、支持，为城市建设做贡献。

在市民的参与和支持下，上海城市建设一步步向前推进，市民从中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第二个“三年大变样”中的大规模住房建设，就极大改善了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

那时的上海，即使在市区也有大量“棚户区”。“你们看苏州河边的中远两湾城，是个很大很漂亮的居民区，过去不要太糟糕哦！”吴念祖说，上世纪90年代，他曾跟随吴邦国前往那里的棚户区，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破败不堪的土坯房。

兴建中的中远两湾城小区原址是棚户区

“我们院里同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结婚后也没房子住，两家人蜗居在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时任上海市土地管理局局长谭企坤回忆，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直到搬进动迁房，才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厨房，“谁也讲不清楚，在昔日的旧居中，有多少人因丁点的公用区域引起邻里纠纷，红了一辈子脸。到了新房，总算冰释前嫌。”

亲眼看到城市面貌的变化、生活条件的改善，反过来又激发了人们建设家园的热情。

改革不止，一脉相承

2000年的冬天，上海最后一家市属煤制品生产企业正式转制，这也标志着上海市区居民从此告别了靠煤球炉取暖的日子。

在三个“三年大变样”的收官之年到来时，上海已然初具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雏形：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保持两位数高增长；“上有高架，下有地铁，地面道路纵横交错”的立体交通网逐渐成型；2000多幢高楼、一大批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1.4平方米；大树进城，整治苏州河，城市环境大幅提升。

“三年大变样”为上海今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12月3日，上海赢得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十四五”期间，上海旧改提出了160万平方米的改造新目标；在实现“一江一河”以后，又新增“一带”，即环城生态公园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城市的治理理念也在发生变化。近年来，上海推进从“以建设为主”转向“建管并举、重在管理”，进而迈向 “管理为重”，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重心下移，进一步提升特大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上海今年又启动了第二轮城市管理精细化的三年计划。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为上海的未来勾勒出一幅新的蓝图。一座“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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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戚颖璞 王闲乐 束涵

微信编辑：纳米

校对：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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