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堂骑着摩托车，车保险杠上，印有儿子半身像的旗帜迎风飘扬。24年来，他风餐露宿，只为一个目的——寻子。
2021年7月初的一个深夜，一个爆炸性消息在媒体圈中传开——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被拐24年的儿子郭振已经找到。亲朋、记者，乃至其他寻亲父母纷纷向郭刚堂求证。7月12日一早，“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的儿子已找到”的话题蹿上微博热搜的第二位。在公安部7月1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郭刚堂一家认亲的视频向社会公布。出人意料的是，平时在社交媒体上十分活跃的郭刚堂此时却“消失”了，他的电话关机、微信无应答，几乎没有人能找得到他。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这是郭刚堂保护儿子的方式。郭刚堂开始骑摩托车出发寻子那年，他27岁，儿子2岁半；儿子郭振被公安寻回时，孩子26岁，父亲51岁。父子俩断线的24年亲情将重新连接。郭振是在公安机关开展的“团圆”行动中找回的。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童碧山在发布会上通报，自“团圆”行动开展以来，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61年，侦破拐卖儿童积案147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372名，各地已组织认亲1200余场。就在郭家终获团圆之时，一群还在路上的“失孤”父母挤到郭家小区门口。他们都心怀渺茫的希望：万一远方的孩子能在一闪而过的新闻上看到自己呢？7月11日郭刚堂和儿子相认现场。图片来源中国警察网7月11日，郭刚堂寻子成功消息传开，他的手机关了3天，谢绝媒体采访。7月13日晚上，郭刚堂通过自己的抖音号发布视频，“孩子找到了，我也想尽快回归生活……尤其是我家小郭振，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第二天，郭刚堂在和一家媒体的直播连线里出现了，关于孩子他语焉不详，只是笼统地说：“孩子很普通，和我一样普通；孩子很善良，比我还要善良……”在节目的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有事情请大家找老郭，别让孩子再出面了。”此时人们大概明白了，他这几天的消失或许是出于对儿子的一种保护。在山东省聊城市，郭刚堂家所在的李太屯小区，人潮一拨拨涌来。连续几天，数十家媒体和曾经与郭家有过交集的人赶到这里，希望能见证郭家的团圆时刻。然而，无论是媒体记者还是亲戚，都没能敲开郭家的大门。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也一直无法联系上郭刚堂。郭刚堂的父母年事已高，这些天，老人的情绪一直非常激动，搬到别的地方暂时居住。82岁的陈美荣是郭刚堂的老邻居，她说，几天前，郭刚堂一边朝家里走一边对她和邻居们说“有信儿了”。在郭刚堂的脸上，陈美荣见到了难得的喜悦和轻松。骑行50万公里、骑坏10辆摩托车……这是郭刚堂寻子创下的纪录。寻子路上，郭刚堂总是往人多的地方扎，他会在人群中停下摩托车，摆出寻人海报、躲着城管贴寻人启事。一年有七八个月郭刚堂都在路上，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好像只有在路上，他才能感觉到消息正在流向四面八方，儿子郭振离自己越来越近。今年初春，他来到临沂“拉面哥”家门口，想蹭他的热度以获得更多寻子线索，这一举动引来许多寻亲家长争相模仿。这些年有太多“失孤”父母把郭刚堂寻子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甚至把他当成了自己行动的灯塔。今年3月郭刚堂在拉面哥摊子门口挂起来的寻亲宣传画。图片来自网络截屏2012年，郭刚堂在聊城成立了公益组织天涯寻亲网。2014年，他又注册了聊城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担任会长。这些年，除了自己寻找儿子，他也在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帮助别的父母找孩子。社区为他的志愿者协会提供办公点，很多丢了孩子的家长就把这里当成了寻子的中心据点。协会志愿者起先聚焦走丢的孩子，后来寻找范围拓展到了寻找青春叛逆期离家出走的孩子、患阿尔茨海默病走失的老人、患有智力障碍走失的成年人……锦旗挂满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的办公点。 雷册渊 摄“其实我也不是大善人，我也希望这些受到我帮助的人，以后有机会可以帮我。”郭刚堂说。这个协会曾经为警方提供了几千条寻人线索，但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被拐孩子和父母团聚以后，志愿者是不会继续跟踪联系这个家庭的。“就像我找到郭振以后，难道还会希望别人不断打扰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吗？”这位保护欲极强的父亲问。郭振寻到了，郭刚堂突然从悲剧角色变成了幸运儿，如他自己所说，“老天待我不薄”。而对于许多寻亲多年的“失孤”父母来说，他们远没有那么幸运。此时，他们只能守在门外，或者继续走在路上。7月13日，更多人拥到郭家楼下等待。临近中午11点，59岁的姚福吉骑着三轮车赶来。前一天，他顾不上吃饭、睡觉，甚至顾不上暴雨中行车的危险，连夜骑行了300多公里，终于抵达郭家。姚福吉的到来立刻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人们好奇地围拢过去——他皮肤黝黑，架着一副眼镜，贴着头皮的寸头已经花白，脸上的沟壑和粗糙的双手写满沧桑。他的蓝色T恤上，一个女孩的照片和“寻找女儿姚丽”几个字印在胸前和后背。还有他那辆引人注目的三轮摩托车，除了前挡玻璃外，整个车身都贴满了寻人海报，有姚福吉自己的女儿，也有别人家的女儿和儿子。姚福吉说丢了孩子的父母就是“难友”，他的三轮车上贴满了难友们的寻亲海报。雷册渊 摄他不厌其烦地向围拢过来的人们诉说着自己的故事：2008年4月19日，他的女儿姚丽在北京市大兴区太和中学的上学路上失踪，时年14岁，身高1.62米。他们曾在路边找到女儿的一只鞋子，此后就再没了音讯……按照姚福吉的话说，他此行是专门来“蹭郭刚堂热度”的。一天前，他正在山东省东营市找女儿，看到郭刚堂找回儿子的新闻就立刻动身赶来。他想着，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一定会有许多媒体和大V去采访郭刚堂，没准儿他们也会注意到自己的故事。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姚福吉第一次蹭热度了。今年3月初，姚福吉也像郭刚堂一样去了费县，在被媒体团团围住的“拉面哥”家门口停下了自己的三轮车，他希望女儿的信息能被更多人看见。这些年来，只要听说哪里举办寻亲活动，姚福吉都会尽量赶去，即使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谁也说不清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蹭热度就成了难友（寻亲者们自称或互称难友）们寻亲的一种惯常操作。谁家找着了孩子，或者是什么案件有了突破，哪里抓到了人贩子，甚至是跟寻亲、寻子毫无关系的人和事，只要有关注、有流量，就会有难友。与此同时，在北京的瑞安宾馆，公安部正在就郭振案件召开新闻发布会。57岁的四川女人李秀华7点多就守在发布会门口了，她是来寻找自己被拐19年的女儿李静的。虽没能联系上郭刚堂，但她觉得自己此刻应该出现在这里。7月13日在发布会门口守候的一个寻女母亲。杨书源 摄“或许我蹭一点郭刚堂的流量，就能找到孩子了。”李秀华执拗地想。今年5月，郭刚堂帮她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一段寻亲视频，她觉得带来的关注度比自己一个月发的视频还要高。然而，直到发布会结束郭刚堂也没有出现。李秀华木木地站在原地。一连几天找不到郭刚堂，也没有寻得女儿的任何线索，她有点灰心。李秀华的这趟寻女的旅程是从5月初开始的。在路上的两个多月里，风餐露宿是常态，她身上的钱也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她必须要回成都做一段时间保洁工，才能凑到下一次出发的路费。郭刚堂比谁都懂这种漫无边际的等待和不安，在寻子成功后的直播连线里，他鼓励道：“作为父母，我们要相信，孩子只是和我有一段距离而已，孩子可能比我长得还要壮、还要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要有好的念想……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活在当下，善待自己。”在郭刚堂心里，始终有一个滋味难辨的不等式：公安机关9天的突击行动找到了郭振，而在此之前自己苦找了24年。“可作为一个父亲，这是你唯一的选择，其实这些年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这是郭刚堂回首漫长寻子路的内心出口。24年前，技术手段有限、传播渠道尚不发达、人口拐卖问题也远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关注度，作为一个丢了儿子的父亲，郭刚堂能做的就是骑上最经济实用的交通工具摩托车，走尽可能多的地方。2017年，郭刚堂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寻子。那年他偶尔还是会骑车出去，直到一位深圳朋友送了他一辆摩托车，他骑了没多久后发现这辆车很贵，就还了回去。“人总需要一个契机和之前的习惯告别。”郭刚堂说。他终于不再骑摩托车上路了，直到现在他家车库里还停放着两辆以前的摩托车。事实上，如果没有公安力量，寻亲父母和子女即使相见也不一定能相认：郭刚堂曾经骑摩托车路过离郭振养家村子仅几公里的地方，但街坊邻里没人愿意说出实情；另一位寻子父亲甚至把寻人启事贴到了孩子养家门口，孩子看到过好几遍却没意识到寻人启事中的孩子正是自己……“现在要多依靠政府的力量理性寻亲，单枪匹马出去找孩子已经不值得提倡了。”郭刚堂说。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办公室里堆放着协会印发的宣传手册《天下无拐》。 雷册渊 摄20多年过去，寻亲、寻子早已从“千里走单骑”的人找人时代，进入了高科技手段和“线上”“线下”相互配合的2.0时代。直播，就是现在寻亲者们几乎人人都会使用的一种方式。李秀华是从去年开始在抖音和快手上做直播的。她花几百元买下一部二手手机，每天午饭后，她就用两部手机、在两个平台上同步直播，一播就是两个多小时，说的都是些重复的话：“我女儿李静13岁那年在成都市金牛区土桥乡被拐，单眼皮、圆脸、两个头旋，额头正中有个小疤痕，右背下方有个笔尖大小的胎记……”和其他寻亲父母直播时把寻人启事挂在身后的墙上不同，李秀华坚持把带有女儿照片的寻人启事拿在手里，因为她觉得“把孩子的照片挂在墙上不好”。“只要现在还在坚持找孩子的，都做直播了。”李秀华说。前两年她曾因为玩不转短视频，放弃过直播，但后来她发现大家都在直播寻亲，就重新装上软件，一点点学起来了。“如果落在了别人后头，对不起女儿。”“现在是下午3点30分，你打开手机，就会看到李翠翠妈妈、李辉妈妈、姚丽爸爸在直播。”李秀华总能准确报出其他寻子父母的开播时间，她偶尔也会去他们的直播间添点人气。这些家长在平台上名字格式很固定，“寻找＋儿子（女儿）某某”。他们之所以对直播如此热衷，与2020年“山西寻子哥”刘利勤的成功有关。他在一场直播寻亲时获得了粉丝留言的线索，最终在离家仅几十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孩子。“别人想多点粉丝是想成网红，我们就是为了多一个希望。”李秀华说。在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中，多次强调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的重要性，如要“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完善‘互联网+反拐’工作模式”“建立健全‘线上’和‘线下’一体的打拐工作网络”等。此外，侦办拐卖儿童案件的“一长三包责任制”、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以及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建设、全国打拐DNA信息库等平台的建设，也为2.0时代的打拐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两年找回来的孩子真的很多，我也会找到的。”李秀华一遍遍对自己念叨着。郭振寻回后，郭刚堂和另一位寻子的父亲申军良发生了分歧。2005年，申军良不满1岁的儿子申聪在家中被抢，此后他便开始了漫长的寻子之路。他曾赴聊城，在郭刚堂经营的纪念品商店里就着酒菜和他聊了一整天，他们的话题只有一个——怎么找孩子。申军良的“幸运”比郭刚堂早来了一年，2020年，在广州警方的安排下，申军良夫妇终于在广州找回被拐的儿子申聪，并如愿将他带回山东济南共同生活。2021年7月17日，申军良借助郭刚堂寻子成功事件的热度，在朋友圈里发布了“建议买卖同罪”的文章。这个月他儿子申聪的中考成绩出来了，上不了普通高中，只能读技校，这和儿子在养家一直是留守儿童、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关。每想到此，申军良意难平，他甚至觉得“郭振能够在养父母那里获得照顾，完成高等教育，是不幸中的万幸”。可郭刚堂觉得，一味追究买家的责任对这些家庭寻子并无太多帮助。“不如考虑下怎么让买方站出来，帮助孩子找家。”据郭刚堂所知，有些养父母已经开始帮助孩子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甚至觉得申军良有些本末倒置，“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去年，申军良找回了正在读初中的儿子申聪，郭刚堂第一时间打去电话叮嘱：“一定要保护好申聪，不能让他因为被曝光而受到二次伤害。”但有的裂痕似乎难以修补。申军良说，申聪是自愿跟他回家的，因为申聪看到，在山东的两个弟弟学习远比他好，也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接受更好的教育。孩子回来后，每周末晚上都会锁上房间门给养家奶奶打电话，申军良不敢仔细过问谈话内容。一位摄影师为一家5口拍了一张只有背影的全家福，申军良想用作自己的朋友圈背景，他小心征得申聪同意后才用了照片。可几天后，申聪放学哭着回来了，“同学们通过背影能看出来那是我。”申军良又撤掉了照片。和申聪同被一个人贩子拐走的孩子中，5人已经和亲生父母相认，但最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只有两个，有个孩子甚至在警方安排的见面会后就把亲生父母的微信拉黑了。郭刚堂也目睹过悲剧式的团圆：他寻亲路上遇到一位重庆兄弟，孩子在山东找到了，警方安排双方相认，孩子也去了。可当亲生父亲再去找孩子时，买家特别排斥，双方发生了矛盾。孩子站在养父母这边，说亲生父母打了他。这些年，孩子只给亲生父母打过一次电话。这些年帮人寻亲，郭刚堂看了太多这样的案例，他意识到，孩子形式上有没有回家其实不重要，关键是血亲之间心的距离。因此，对于郭振最终选择在养父母所在城市生活，他也谈不上怨恨，“无论孩子怎么选都是对的”。“毕竟这些年孩子摔倒了，扶他起来的人不是我们。”郭刚堂说。从有限的信息中，人们了解到，郭振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现在是一名教师，在河南一个小城市生活。让郭刚堂觉得温暖的是，郭振在和亲生父母相认后，喊“妈妈”的频率特别高，而且很自然。“你妈妈在找你的这一路上过得很艰难，她和你的心永远是最贴近的，只要你以后能多来看看她就好了。”这是郭刚堂对孩子的期待。尽管谈到郭振，大部分时候郭刚堂都讳莫如深，但他特别想澄清一个细节：7月11日一家人公开相认时，有人发现郭刚堂和妻子都在痛哭，但郭振似乎没有眼泪。郭刚堂说，当时孩子正在低声安抚双亲。“爸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郭振说。但当时话筒收声不好，众人都没听见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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