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复工、复产、复商的日益推进
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
走出小区，回到工作岗位的意愿
越来越强烈
有的小区
已经复工的人员申请轮换想要回家的
却被拒之门外
有的小区
回家是可以回
回了就不要再出去了
还有的小区
想要出小区没问题
但去复工了
就别再回来了
虽然根据
《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二版）》
对复工人员回小区的已经做出了明确：
封闭生产企业可以向所在区有关部门申请轮换已复工复产人员，相关人员可凭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进小区前加测1次抗原，如阴性可回小区。
但上海人最近
除了看上海发布
还要看居委会发布：
复工者进出的层层阻碍
无疑是上海复工复产道路上的堵点和绊脚石
但为何会出现越往下越层层加码的现象？
居委会或者其他小区自治组织，
有没有权力关上小区的大门？
↓↓↓
类型一：出去了就不要回来
家住嘉定区马陆镇的彭女士日前反映：她的先生在安亭镇某车企工作，从3月底便留守单位进行防疫相关工作，至今已离家近两个月。5月14日左右，彭女士丈夫的公司告知其可以回家轮休，他当时致电所在居委，询问返家所需证明，得到的回复是待马陆镇静默期结束+公司出具的返回证明即可。公司出具了5月16日以后的放行许可后，彭女士本人于5月17日前往居委会询问时，居委会工作人员向她出示了复工人员返家所需的材料。如图所示，上面一列针对的是党政机关的复工人员，下面一列是企业单位的复工人员。我们注意到，相比党政机关，企业复工人员返家所需满足的条件更多，主要涉及的是区防控办盖章材料和复工证（轮换）。
“我当时就问，区防控办的盖章材料具体是什么内容？居委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一份情况说明，盖上区防控办的章。”彭女士回忆，“至于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区防控办？具体联系防控办的哪个部门？这些都没法给我一个回答。”她在网上搜到了区防控办电话，但多次拨打始终无法接通。在拨打防控办电话无果的情况下，她又尝试拨打12345市民热线，市民热线的回复是，让他们找公司协助解决。“我老公的公司在安亭镇，他们已经出具了有安亭镇盖章的返回住地证明，也就是说安亭镇是放行的，但是现在总不能让安亭镇要求马陆镇放人进去吧？”5月22日，彭女士再次前往居委会。“我因为联系不上区防控办，想着已经过了几天不知道政策会不会更新，也许已经不需要防控办盖章材料了？”但居委会再次向她强调，防控办的证明是必须的。记者随后找到彭女士家所在居委沟通时，居委工作人员告知，小区之前有返家复工人员拿到过防控办证明的先例。而当记者告知其上海市政府已有相关人员返家的明确政策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尚未接到上级通知。“我们也不是想投诉，就是希望相关信息可以进行公示，让我们有复工复产需求的居民清楚知道？”彭女士说，“我们也看到疫情期间居委工作的不易，但也希望他们能理解一个家庭正常的诉求。”还有的小区，则明确规定不可返回小区，比如在宝山区的乾溪一村，实行只出不进的政策，在外居民暂时（6月1日前）不可返回小区。除非是医护人员、警察等一线防疫人员，方可每日往返。类型二：回来了就不要出去
而在浦东新区的馨悦名邸和金色雅筑相对宽容一点。居民长期居家后可离开小区，但离开小区后短期内不可再回；或长期离家后可返回小区，但进入小区后短期内也不可再离开，无论居家还是返岗，均要原地观察一段时间，不能短时间内频繁进出小区。无论离开还是返回小区均需持相应证件。离开小区时，居民需持单位证明、48小时核酸证明离开小区。在馨悦名邸，居民返回小区时，需提供单位证明，写明闭环管理的时间地点、核酸抗原等情况，同时持48小时核酸证明，并在小区门口进行抗原自测，结果为阴性后，方可返回小区，一旦返回则短期内不能再离开小区。馨悦名邸暂不接受从其他小区返回该小区的居民。金色雅筑可接受小区、企业等地返回的居民。同样一旦返回则不能在短时间内离开小区。馨悦名邸的居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离开小区居民比返回小区的居民更多。从每日核酸或抗原人数来看，每日离开小区人数不等，对比5月1日与5月27日核酸/抗原人数数据，约有三十多名居民离开小区，有的为返岗有的是返乡。在上述两个小区，医护人员、警察等一线防疫人员可每日往返。居民如有就医需求可以外出。类型三：外地返沪人员被拒之门外
市民孙女士反映，5月25日，六十多岁的妈妈从河北返沪，带着两个满满当当的大箱子，到达上海虹桥站后，乘坐出租车回到了位于宝山区淞南九村的家。到了小区门口，却被保安拦下，孙女士的妈妈一下没了方向。人在浦东家中的孙女士，急忙拨通了淞南九村居委的电话，居委工作人员表示返沪未报备不让进。孙女士反复交涉未果后，又询问工作人员，“如果不让老人回家，那老人住哪里呢？如果能帮忙联系酒店，愿意自费居住。”居委工作人员除了告知孙女士老人不能进小区，其他一概不知。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婆就这样在小区门口等待、再等待，孙女士的妈妈无奈之下走去了小区附近的派出所寻求帮助。面对老人的无助，警察也只能安慰。此时，孙女士在浦东家中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寻求各个平台的帮助。孙女士的妈妈在派出所停留了一会后，再次回到了小区门口。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婆决定“硬闯”回家，孙女士妈妈带着两个大行李箱直往小区里冲，保安则紧跟在后，劝说其先去居委。于是老人一来到居委就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居委工作人员让老人先坐下，查看了老人的核酸报告、行程码等，打了一些电话后，最终同意老人回家，并要求其居家五天健康管理。虽然老人最终回到了家中，但让孙女士非常气愤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自家小区门门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居委工作人员根本没到小区门口来询问过任何情况，最终还是靠老人“硬闯”才回到了家中。为何进小区这么难？※人大代表观点：防疫要与法治理念相结合
市人大代表，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潘书鸿认为，现在防疫的过程中，小区与小区，居委和居委会之间的操作手法和操作流程存在着差异，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则，让老百姓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最近有市民通过各种途径反映，他们要复工复产，向自己所住的小区居委会申请出门证。但是居委会说，出去以后就不能回来了，何时能回家？说要等到全市解封才能回来，建议他们住到工作单位去等等。然而，复工复产的市民所在单位也有防疫方面的工作要求，所在单位本身也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和冲突，不是说住就能住的，如果那这样还怎么复工复产？”
潘书鸿介绍，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是一个民间的自治组织，它的核心价值是民间依法自治，居委会是基于居民的授权开展服务管理小区的机构，不是行政机关。但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居委会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政府的职能行为。那么，居委会在执行政府职能行为的过程中，首先应当依法执行操作，不能自行层层加码。“比如区里规定静默期为3天，居委会出于防疫指标上的压力，将小区静默期延长到5天，那么多出来的2天就属于自行加码。”他举例说。而在防疫中，辛勤工作的“大白”们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居民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认可。但就“大白”本身组成的身份而言，又有着多重性，有的是警察，有的是居委干部或者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是社区招募的志愿者或物业工作人员等。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岗位、不同领域、不同部门，所以执行防疫任务尺度时会有差别。“我认为，作为“大白”，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还要懂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在执行防疫任务时，要符合防疫管理者或服务者这个主体身份的形象。”潘书鸿说。潘书鸿表示，在防疫的过程中，首先还是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现在居委会的各种做法和规则，到底是基于什么依据，要给百姓一个明白，要赋予百姓基本的知情权，让百姓配合居委会、配合基层部门把防疫工作做好、做实。如果百姓不知道疫情防疫过程中的具体标准或尺度，不给百姓应有的知情权，让他们蒙在鼓里，就容易形成对立情绪和矛盾冲突。”※律师意见：居委无权自作主张，层层加码
居委会是否有权制定小区的出入政策？上海市律师协会行政法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曹竹平告诉记者，严格意义上来说，防控政策应当由市政府来统一制定的，“这肯定不是居委会管的事情。居委会它是一个自治组织，它是根本没有权力来做这些事情的，包括它的上一级街道（镇）政府也是没有权力来制定这个政策的。”曹竹平认为，当前，复工复产是疫情社会面平稳后的头等大事，管理上应当全市一盘棋。“上海每天的发布会都有非常明确复工复产的要求，市里的政策其实已经非常细化了，要求保障复产人员能够顺利进出小区，对于不同行业的人员也提出了不同的核酸抗原要求。在疫情使得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我们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要防止基层行政机关、街道（镇）一级的政府及基层的居委甚至物业、业委会自作主张，层层加码。否则不利于本市复工复产政策的落地和执行。曹竹平举例说，之前，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的决定及有关要求都是由市级政府来发布决定的，它有市人大的授权，符合法律程序。现在上海仍在进行的三区管理也有明确的政策要求。在这个范围里，街道（镇）和居委都不能再加码了，比如设置“每天或每几天里，每户只有一人能出门”的规定，“每隔几天，每家（或每栋楼、每层楼）可以派一个代表出门购物”的规定。“当前，疫情已经在社会面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并非两个月前快速蔓延扩散的阶段了。抗疫不是目的，清零本身也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抗疫的根本目的还是要让广大居民回归正常生活、享受到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基层组织在市政府规定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会削弱老百姓对居委会的信赖，不利于疫情之后居民工作的开展。”曹竹平如是说。
上观评论：都讨厌“层层加码”，靠什么真正杜绝？
5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再度就城市保障人员、方舱工作者和志愿者等遭遇“回家难”现象表示，市防控办已进一步规范、明确相应要求，各区要据此做好政策解释，督促街镇加强对基层的工作指导，“避免出现居村委会、物业阻拦、拒绝上述有关人员返回的情况”。
类似问题，还出现在隔离管控、复工复产、交通物流等多个领域，相应地，“杜绝简单化、一刀切”、“不能层层加码”等明确表态，也曾在新闻发布会等场合屡屡出现。
党中央、国务院和相关部门一再强调，要防止政策执行出现走样变形、“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对于“层层加码”的态度无疑是明确的。
但为何总有“明知不可而为之”？显然，除了亮明不得层层加码的立场，迫切需要一些务实的举措。
撇去个别故意为之的情况，许多时候基层出现“层层加码”，未必都出于自愿。有时候，基层工作者明知层层加码是不对的、不必要的，临到执行，却也自觉不自觉地加上几码。细究起来，无非是目标管理过程中的一种取舍。
手势轻重，往往取决于目标。如果一个目标用较大成本可以实现，而执行层又缺乏相对低成本的选项，或者相对低成本的选择同时伴随着风险，这些风险又无法被有效分担，同时成本又不需要自己承担，那么用“简单粗暴”的高成本来解决问题，就可能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也有些时候，执行过程中的夸张变形，也有工作信号不够清晰、手势不够规范的因素。
疫情吃重时，市委领导曾反复指出，要面向群众“把防疫政策说清楚，把日常防护落到位，把急难愁盼解决好”。其实，面向基层一线的工作者、执行者，也适用这样的要求。在执行许多紧迫任务时，他们同样需要明确的预期和指引，需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具有科学依法严谨执行的底气。
解决层层加码问题，本质上也是为基层“减负增能”的问题，需要给予基层清晰明确的信号，要有“负面清单”，有时也要有“正面清单”。
“正面清单”意味着，在一些特别需要讲求专业、科学，基层未必样样精通，却又需要基层支持配合才能做好的工作，必须尽可能给予清晰的操作规范和手势，让执行层不仅知道为什么“应该做”，更知道“怎么去做”。
“负面清单”，自然是明确什么不能做，并且不只是喊话——对于那些不合全局要求、群众反映强烈、明显属于懒政的“加码”和“一刀切”，应有督查、整改乃至问责的手段。
“杜绝层层加码”，同样应当成为一条清晰、管用、有约束力的“红线”。疫情防控也好，其他各领域工作也罢，都要有这样一条红线。划清了这条红线，解决许多问题，人们会更有信心，更能上下同心。（点击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