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储户红码”与“康复者歧视”：疫情之下，技术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
新冠康复者遭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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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一些引发社会关切的事件中
健康码的运用
成为了事件中的关键点
储户被赋红码，是让并无传染风险的普通人承担了出行的不便；而新冠康复者的特殊核酸码被用人单位随意查阅，则造成了隐性的就业歧视。原本承担起提高公共管理效能职能的现代技术，却在某些情况下违背其本意，再一次昭显关照技术运用界限之必要。
健康码诞生后，在信息庞杂、管理相对混乱的疫情初期，有效分担了疫情防控系统工作的压力，避免了人工统计报送信息的繁琐易错。健康码通过智能设备捕捉行迹，并经由大数据平台来将个人健康评估数字化，以低成本、高精度的方式实现了针对病毒防控的高效治理，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依然确保了人员流动的可能性，符合技术向善的伦理逻辑。
但近期出现的一些不规范事件，则提醒了我们，技术一旦越过其使用的权责边界，便可能由好转坏，由便利公众流动的证明、提高管理效能的科技助手，变为权力越界的推手，背离技术发展应当始终服务于人的核心逻辑。
为新冠感染者赋红码，是确立好免疫边界，实现动态精准防治，使未受感染的内部公民不受外部伤害之举；若是为无辜储户赋红码，则是非专业机构的权力越过医疗免疫的社会系统，属于滥用赋码权，是一种严重破坏社会信任的行为。
允许医疗系统查阅新冠康复者人群的特殊健康码或是核酸检测记录，是出于医学层面对患者健康的关注；但招工企业也能随意查阅应聘者的历史核酸状况，则可能带来普遍的就业歧视，让康复者仍保有病耻感，乃至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
技术本身并无善恶取向，是借助技术便民向善，还是走向技术的另一面，个中差别可能就来自适用对象的变更。这份差别，就是技术使用的界限，是技术始终应服务的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
如何保障技术使用不越界、不逾矩，明确原则固然至关重要，但还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此。确认技术为人服务的共识本身并不难，但人文主义的原则往往需要面对现实压力的考验。让技术向善，需要的可能是切实的对使用者权责的划分归位，和对使用者的监督。
譬如，健康码作为显示个人卫生状况的证明，其发放、管理、追溯的权力，理应归为公共卫生系统管理者所有，为的是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实现动态化防治，既最大程度地阻隔病毒传染，也降低社会信任成本，让生产生活顺利继续。对个人来说，这种技术权力不应是剥夺性的，而应是保护性的。而若是与金融信息、非必要招工条件关联，收集个人信息的技术便很可能越界，成为剥夺普通人正常生活权利的存在。如何确保这一越界不再发生，则需要社会监督体系发挥作用，意识到技术也是权力的一种，继而编就对其的监督之网。
现代科学技术是否会成为现代文明的“潘多拉魔盒”，这种忧虑一直存在。传染病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城市的数字化管理进程，也将技术权力更广泛地置于管理者手中。如何让技术向善，遵循技术伦理中的人文主义原则，是现代治理必须关注，也必须回答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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