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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别人一家人，我难受”，这些等待“被听见”的老人们
丁建云无法不关注门外等候的那位老人：他正来回踱着碎步，看起来焦躁不安，不时向门里张望。
终于轮到他了。他进门、坐下、松了口气，然后一把小刀被掷在桌上。动作很轻很快，像是演练过无数遍。
之后的几秒，丁建云的大脑是空白的。当她逐渐回过神，听见他说了一句：“我不想活了。”这时丁建云才发现，眼前的老人挂着一张胸牌，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年龄，还有电话号码。胸牌的反面列着一连串慢性病，其中一项赫然写着：抑郁症。
丁建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这是她在社区心理驿站问诊第一年遭遇的一幕。她加入的上海心达社区心理咨询服务社是一支中年志愿者队伍，自2018年起在本职工作之余义务开展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团队已在彭浦新村等社区服务过1万多名老年人。
在团队的视野之外，还有着“沉默的大多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公布的数据，65岁以上老年人群体抑郁症的患病率，保守估计达到10%—15%，某些地区甚至高达45%。
近年来，这些中年心理咨询师在陈建萍的带领下，“听见”被忽视的老年人的心理呼声，也想让心理服务民非（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困境被更多人知晓。
2019年初，陈建萍完成了在彭浦新村街道的社区调研，她得出数据：在3200位被调查的老年对象中，有抑郁症状者1414例，其中重度抑郁者有96例。这些老人都缺少专业的心理咨询干预。
这些处于困境中的老人往往表现出失落、焦虑、恐惧等情绪。陈建萍记得，86岁的黎阿姨曾悄悄地问她：“人死了之后火化会痛吗？会不会给亲人托梦？还有灵魂在世上吗？”她每天都觉得自己会离开，但家人没有耐心听这些“奇怪的问题”；66岁的边阿姨每天都在街上捡些不值钱的杂物，就堆在门外的过道上，觉得这样才“有寄托”……
不久后，团队进驻彭浦新村街道的心理驿站。心理咨询师丁建云这时加入团队，并从2020年起为彭浦新村街道的老人们提供入户心理咨询服务。她发现，老人们心里的“结”经常在于疾病、家庭和往事的阴影。
2020年初，丁建云望着眼前沉默了20分钟的王阿婆：面容浮肿、憔悴。她把微胖的身体“嵌”在沙发里，无论丁建云说什么，她的目光始终盯向地面。
看到阿婆的儿子走进客厅，丁建云试图打破僵局：“过来坐坐。”她拉了拉对方的手。丁建云清晰地记得，这时阿婆的目光移动了，五六分钟后她努力把身体挪向自己，小声说道：“我有毛病的。”
抽丝剥茧般，丁建云揭开了阿婆的阴影：十年前患上了红斑狼疮服用激素至今，22岁的自闭症儿子有时会自己打自己耳光，丈夫患糖尿病平常以打零工为主，如今一家三口共处一室，但互相之间没有交谈。
阿婆对丁建云说：“都怪我。”她认为儿子患自闭症是自己的错。她经常在夜里一直睁眼，好不容易睡着，又在天还没亮时惊醒，有时眼泪会控制不住流出来。有一次，她从老家探亲回来，儿子突然不认识她了，她慌了：“此后好久我都感到内心很空很无力。”她不敢出门了。
丁建云观察到，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阿婆进一步把自己“困”在家中，并且更焦虑了：她担心乡下母亲的身体但只能微信视频。她打开电视放了一天的中医节目，偶尔出一次门觉得周围人的眼光“怪怪的”。“她好像永远是独自一人。”丁建云说。
今年3月疫情暴发以来，团队为200多位上海老人开展了线上心理疏导和心理咨询服务。如今，陈建萍还是担心：部分社区活动室等公共场所因疫情不时关闭，会有更多老人无法从社交中得到精神慰藉，加重孤独、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
“老人像是固执的小孩，他们并不愿意轻易改变。”通常，陈建萍一行需要通过居委会多次协调与陪同才能见到一些服务对象。即便如此，有时她们还是会被当作“上门的骗子”。
刘晓燕表示，街道的很多老人听到“心理医生”会心生抗拒，咨询与关怀反而更容易“叩开心门”。
心理咨询师王琛2020年加入团队，至今共服务过3位老人。2020年，王琛见到了大家眼里的“老难题”陈爷爷：在堆砌着杂物和灰尘的木板房里，爷爷站在楼梯上俯瞰着她，一边冷冷哼道：“你们就是换个法子来捉弄我！”老人的儿子入狱、家人离开，还在独自抚养患有网瘾的孙女，居委会和公安曾多次到他家上门询问。但王琛“有些不一样”。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她每次都驱车30公里到陈爷爷位于周浦的家。有一次离开时，爷爷突然跑过来在她手里塞了一沓纸币。王琛有些疑惑，随后才反应过来：爷爷想给她补贴车费。
在陈建萍眼里，心理健康志愿服务和社工最大的区别在于“边界感”：心理咨询师不会过多介入老人的生活，会在咨询时和老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感，同时保护老人的隐私。“他们需要你，但又不想成为你的负担。”陈建萍说道。
胡莺感到张奶奶有些“小心翼翼”，总担心“打扰到她”。她和张奶奶有过一次微信通话，但因为家里孩子要上钢琴课不得不中断。从此之后，张奶奶再也没给胡莺打过电话，一直都是留言，完了还会加上一句“没影响你吧？”胡莺向她承诺：“慢慢来，我会认真听的。”
在“小心翼翼”的边界感中，“润物无声”的亲密关系也在悄然生长。
2020年4月，疫情后刚开始复工的陈建萍正在为本职工作忙碌。刚打开手机，她发现自己的通话记录有十通未接来电，都来自同一个陌生号码。“我想着回一个吧，万一有重要的事。”在几声长音后，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焦急的声音：“是陈老师吗？你们还好吗？我是……”陈建萍这才想到，两三天里多次来电的是团队在不久前服务过的独居老人。几分钟里，老人反复向陈建萍询问咨询师们在疫情里的身体状况。“我们很好，不用担心。”这下对面的“喋喋不休”总算停歇：“那就好，那就好。”挂了电话，陈建萍才猛然想起，老人好像没有一句提到自己需要什么。
5月8日，刚好是母亲节，胡莺的微信里收到一张张奶奶分享的照片：她坐在方舱的病床上，手里攥着一束鲜花，虽然戴着口罩但眼睛里看得出笑得很甜。
丁建云曾是一位医务工作者。2015年，因为身患残疾的丈夫与年迈多病的双亲需要照料，丁建云辞职回家。面对人生角色的突然转变，她感到无所适从：“好像一下子没有人能看到我了。”2016年初，丁建云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陈建萍，无意间叩开了心理学的大门。“你不能一直待在家里。”陈建萍对她说。在对方的引荐下，丁建云进入心理咨询领域开始了专业的学习。“（那时）我只是觉得我需要心理咨询，我从未想过会服务别人。”丁建云说道。
考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后，丁建云参与了一次现场观摩。她看见许多来时眉头紧锁的老人，在进行咨询后，表情舒展了很多。那一刻她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心理咨询师，帮助这些困境中的老年人。她没想到，自己将刹那的“冲动”坚持了三年。
“我觉得自己变得有用了。”丁建云说。她说自己曾经急躁、易怒、语速很快，但如今的她却温和、有耐心。以前她不会用电脑也不会写长篇文章，现在她可以熟练地点开屏幕记录老人们的故事。丁建云能清楚地记起每个咨询对象，但她一直有一个遗憾：没有服务好第一个前来问诊的老人，“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会一本正经地打开本子和“嗯嗯”点头，根本想不起来她说了什么”。
和丁建云有同感的还有陈建萍。
2006年，还在读心理学研究生的陈建萍就萌生了要成立关注心理健康社会组织的念头。她曾从事临床医师工作长达八年，常常面对生命的流逝感到无能为力，学科赛道的转换让她相信：心理学会让有限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但当时成立民非并不容易。2009年，陈建萍研究生毕业后最终进入学校，从事心理健康管理相关工作。“（但）我还是时常会动起那个念头。”陈建萍回忆，高校会有很多党员进社区的服务活动，每次进社区开展心理讲座时她都会发现，需要心理帮助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2017年，毕业十年的陈建萍参加了大学师生聚会。饭后闲谈，陈建萍不经意间提到了“做老年心理健康服务”的心愿。她没想到，同学们认真地望向她：“有什么困难，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陈建萍愣住了，她决定捡起“那个念头”。同年办证，一年后证件落地。“办完证的那一刻，我一下觉得心里有种莫名的东西落地了。”陈建萍说道。
陈建萍提到，团队刚成立时只有五六位同伴。“把家里的亲戚拉进来，然后是闺蜜。”而目前团队里有50多位成员，大部分是“70后”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活跃且稳定”的有30位左右。
不过，陈建萍坦言，团队目前也有“不被看见”的烦恼。
老年心理志愿服务的项目不容易通过立项，这意味着团队的经费会越来越少。“这么多年拿项目其实都靠‘刷脸’。”陈建萍表示，目前社区很少有支持老年心理健康的专项。她每年都会投项目，有一次对面的评委神色严肃，皱着眉问道：“您觉得老人的幸福感可以量化吗？”陈建萍沉默了，她知道，又“夭折了”。刚成立的一年里，团队没有任何收入。而且，这几年社会心理志愿服务关注的重点更多在于青少年，公众与相关部门更关注老年人的生理需要，例如医养结合和长护险等。
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资源也有限。2017年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被叫停，此前拿证的咨询师坚持从事社会工作的数量并不多。因此，陈建萍的团队里多数是40到50岁的中年人。这些咨询师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人到中年需要照顾孩子和家庭……陈建萍能给他们的回报，往往只有微薄的补贴以及案例集的发表等“精神回馈”。
2022年6月20日，国家卫健委印发的《关于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的通知》显示，国家决定2022—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000个城市社区、1000个农村行政村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到“十四五”期末，原则上全国每个县（市、区）至少一个社区或村设有老年心理关爱点。这对陈建萍们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曾经老人照顾我，现在我们照顾他们。”中年心理咨询师们打趣道：“大家都会老，别到时候被忘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