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倍剧增！上海居民区、核酸点常见的黄袋子，装的都是…运得走、烧得完吗？

眼下，大家对那个黄袋子不再陌生。

明黄色的医疗废物包装袋大且结实，印有黑色的“医疗废物”标识。大多数时候它被用来装医疗垃圾，也有新冠康复者从方舱医院出来时用它装随身物品，还有人什么也不放，只是带走它作为纪念。

医废车驾驶员李明运了十几年黄袋子。往日，他只去医院拉走装着针头、药瓶、输液管的黄袋子。这两年，需要运黄袋子的地方越来越多。它出现在隔离酒店、方舱医院、核酸检测点，甚至居民小区，黄袋子里面装的东西也各式各样，床单、快餐盒、防护服……什么都有。

2022年3月开始，上海经历了一场持续数十日的疫情，伴随而来的是大量医疗废物的产生。4月14日至5月20日，上海市连续37天医废收运量保持在每天千吨以上的高位。极值出现在4月24日，达到了1419吨，是平时医废收运量的6倍。

进入7月后，上海市日均医废收运量在500吨上下，仍是疫情前2倍的体量。

需要“日产日清”的医废处置既能概括为“拉走烧掉”的单项任务，也可以拆解成包含多个环节的精密系统。当医废产量远超处置能力极限，问题会出现在系统的每一个环节。

破题者必须逐一拆解，使每个齿轮流畅有序，才能协同发力，让系统在风暴中持续稳定运转。

黄袋子

李明比很多人更熟悉黄袋子。这位开了十几年医废车的驾驶员，疫情期间是专门收运涉疫医废的闭环内“1号员工”。

6月末的早晨，暑气蒸腾，李明穿着“大白”走进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医废贮存点。这是一间装着不锈钢大门的密闭房间，左手边是几排已装满的黄色医废周转箱，右侧墙上贴着印有“新冠医废”的纸，靠墙整齐码放的纸箱只占据一个角落。

“现在少多了。两个月前这里全放满了，医废车每天要来四五趟。”韩同生说，他是儿科医院负责对接医废收运的工作人员。

贮存点里，医废被分为两类。普通医废只需将黄袋子密封后装入周转箱，涉疫医废则要用双层黄袋子封装，放入纸箱内封好，有时候纸箱外还会再套一层黄袋子。

“现在涉疫医废明显减少，但普通医废跟以前比还是多出不少。”韩同生指着房间另一侧的黄色医废周转箱说。

普通医废与涉疫医废不能用同一辆车收运。每辆医废车的配置是1名驾驶员加2名收运人员，李明和同事们这趟车专收涉疫医废。

医废搬运上车后，李明用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设备进行信息录入交接。每只医废周转箱都含有芯片，信息系统记录下每箱医废转运的时间、来源、路线和去向。

车开到老港基地，搬运机器人将周转箱放上自动输送线，传到上料机器人面前，由机械臂抓取倾倒。完成上料的空箱再通过升降机运输至自动洗消区清洗消毒。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参与。

老港医废基地内的医废上料运输线  李楚悦 摄

这个建在浦东老港的医废处置基地于2021年投入使用，新增的3条医废焚烧线，将上海市的医废处置能力提高至日均400吨左右。在这轮疫情前，没人想到这样规模的医废处置体系也会捉襟见肘。

平日里，医废的主要来源是手术，一个城市的医废量通常与其医疗资源正相关。但疫情打破了规律。

无论有没有手术，在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各类集中隔离点，所有废弃物全部按涉疫医废处理。黄袋子装的东西越来越多，医废处置系统开始逐渐饱和、过载，直至完全超出处置能力范围。

今年3月11日开始，李明所在的上海环境集团固体废物处置公司（以下简称“固处公司”）从领导层到收运人员全部进入闭环工作。“我们在2天之内把1000多名员工从小区里召回，在基地安顿好食宿。”固处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包海宾说。

年轻时当过5年消防兵的李明，在那段时间又找回了当兵时的感觉。每天5时起床，6时出发收运，全程不能吃喝，也无法上厕所，大家出车时都穿着成人尿不湿。下午回到基地才有机会吃上午饭，之后得继续收运，直至午夜才能返回。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剧增的医废收运及时。

老港医废处置基地的中央控制室内  李楚悦 摄

存得下

疫情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被定为市级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之一。

“那时候南院的医废量增加了七八倍，从原来每天30桶，一下变成200多桶。”仁济医院保障处处长石蔚人说。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放在哪”。

在转为定点医院前，石蔚人将原先的医废暂存点用临时板房扩建了一倍，“实事求是说，还不够”。

一个合格的医废贮存点对温度、密闭度方面都有要求，而这些要求的前提是有足够空间。对原本就场地有限的社区医院、集中隔离点来说，找出适合医废贮存的空间更不容易。

单日医废量接近400吨和555吨时，警报接连响了两次。3月上旬，市生态环境局就成立内部专班，与负责医废收运处置的上海城投集团对接。

到了3月底4月初，浦东浦西先后开始静态管理。医废处置压力进一步升级，市里牵头成立了医废收运处置专项工作组。

“组里人数并不多，但牵涉到各方各面，后来又拉了绿化市容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进来，因为这项工作打的是‘团体战’。”胡颂说。这位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在疫情期间是医废收运处置专项工作组的成员。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在隔离点。”胡颂印象深刻，“几百个隔离点每天医废产量相当于又多出一个上海的日常医废量。”

遍布全市的隔离酒店和临时集中隔离点数量庞大、点位分散，仅靠原先的医废收运网络，无法实现逐一上门收运。疫情日益严峻的3月，在维持满负荷工作的同时，固处公司想尽办法找车、找人。

但医废系统的车与人都不好找。专业医废收运不仅需要具有冷藏密闭性能的专用车，还得配置相应的医废专用桶，一系列囊括跟踪、称重、统计等功能的信息化系统，以及熟知医废处置规范的工作人员。在当时的情况下，车不够、周转箱不够、人也不够。

后来想出的办法是聚零为整。

各区将分散的隔离点医废转运集中到一两个点位，再由固处公司的医废收运人员收运处置。点位选址则由各区想办法，有的选择集中到体量较大的核心隔离酒店，也有的在暂时停工的工地上临时搭建集装箱。

为了防止有限的贮存空间出现积压过多的问题，医废专项小组还得通过数据和现场两方面监控各个环节点位情况。

8时、15时、20时，是每天统计点位清运情况的时间节点。同时，医废专项小组的执法人员，会随时将某个点位出现积压的照片传进群里。固处公司得立刻有所响应，尽快前往加收。

通过这样的动态实时监控，隔离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拉得走

但新的问题很快出现，而且，似乎更为棘手。

4月开始，全市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方舱医院越来越多，产生的医废量巨大，收运处置团队人手再次告急。

医废专项小组收到来自生态环境部的关心——“上海需不需要支援？”胡颂说，最开始他们也想过从外地调拨收运车辆和应急设施。

但大家研究后觉得，这类外借式支援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一是当时道路封闭，各类车辆开过来进入上海都需要层层沟通，时间成本太高。二是车载的应急焚烧设备每天最多只能处理一两吨医废，对于当时的上海来说杯水车薪。

“我们讨论下来还是要解放手脚。在保证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允许采用非医废车进行收运，进入非医废处置设施里焚烧。”胡颂说。

这听起来颇为冒险，但对于当时的医废收运处置系统来说，是最立竿见影的应急方案。

医废收运处置的核心是控制传染风险。胡颂解释，做好源头和运输过程的消杀，采用其他车辆对医废进行及时收运处置，显然比仅用医废车运输造成医废堆积、无法迅速清运的风险低。

很快，医废专项小组以这样的思路草拟了方案。4月上旬，在面向生态环境部的视频会议上，生态环境局和城投集团共同汇报了方案。那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上海的方案获得了部里的支持与认可。

4月8日和14日，上海市先后印发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疫情期间本市涉疫垃圾和医疗废物收运处置工作的通知》《关于调整和优化涉疫垃圾和医疗废物应急收运与处置工作方案》两份文件，对现有医废收运处置方法依法进行调整。

厢式货车、自卸车等车辆在做好“三防（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的前提下，开始加入收运队伍。各区也开始建立应急收运处置体系，就近直运至生活垃圾焚烧厂。

文件下发后一周内，车辆和人员开始不断充实。医废收运车辆从160辆迅速扩充到了546辆，各区也建立了300余辆车的应急收运队伍。

“我们当时还有一个要求是，能机械化的尽量机械化。”胡颂说。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这样的大型方舱医院，专门配置了具有自动装卸功能的铲车，既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也能防止人力运输造成破袋，降低感染风险。

效果很快显现。4月14日至5月20日，上海市连续37天医废收运量在千吨以上。4月24日达到1419吨，突破了最高纪录。但此刻，医废收运系统已经越过高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医废收运量的不断攀升，是收运能力提高的证明。“拉得走”也纾解了医废收运系统上游的压力。14日之后，全市方舱医院、定点医院和集中隔离点的医废临时贮存量维持在贮存能力的10%至20%，医废积压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此刻，距离实现医废“日产日清”只差最后一步——焚烧处置。

烧得掉

“上海的医废处置能力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这是多位业内人士都认可的判断。

优越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起步早。2001年，就有公司在嘉定建了2条医废焚烧线。几年后，嘉定基地由城投集团固处公司接手，并成为上海唯一的医废收运处置托底保障单位。

接手后，固处公司在嘉定基地新建了1条医废焚烧线，同时将原来2条线做了升级改造。到2012年，3条线每天共有122吨的处置能力。

“当时甚至担心设施闲置，还得想办法给他们拉些业务。”胡颂回忆道。

2017年，为了适应不断升级发展的医疗资源，上海决定在浦东老港规划建设新的医废处置基地。共设3条医废焚烧线，增加了每条线每天80吨、共计240吨的处置能力。

2021年1月，3条线正式投入运行。上海医废处置能力达到日均400吨左右，包括嘉定基地122吨、老港基地240吨、崇明基地30吨、金山公卫中心12吨。

规划建设老港基地时，为了估算医废总量，市生态环境局曾向市卫健委请教了未来上海医疗资源预估的大致规模。

“市卫健委给出的床位数是18万张左右。我们当时认为400吨的医废处置能力足够了，不光是满足当下，这个规划是按覆盖2035年医疗规模做的。”胡颂说。

2021年，受一些小规模散发疫情影响，上海市全年医废总量在8.5万吨左右，日均300吨不到，完全在能力范围内。

“但到今年年初，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了很大变化。”胡颂说。

春节期间手术量少，因此是医废处置系统的淡季，固处公司通常会选择在春节前停炉检修。但今年从2月份开始，就一直停不下来。

进入3月，医废量迅速攀升。3月1日上海出现本土确诊病例后，日均医废产量在23天内翻了一番。4月，按医废专班当时的统计，全市仅方舱医院就有40万到50万张床位。

4月上旬的两次会议后，通过文件落实了调集非医废车进行收运，解决了收运问题；决定启用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协同处置剧增的医废，解决的是处置问题。

2020年1月28日，生态环境部印发过一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行）》，提出了新冠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技术路线：“各地因地制宜，在确保处置效果的前提下，可以选择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工业炉窑等设施应急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实行定点管理。”

这样的指导路线在上海尤为适用。“上海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城投集团不仅负责医废集中收运处置，城市主要的生活垃圾焚烧设施也都在他们旗下，这在资源调配上就更方便了。”胡颂说。

首先开辟出特殊通道的，是老港紧邻医废处置设施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医废不能停留，通过专用通道随来随烧；也不能搅拌，要避免破袋。通过协调入厂等候时间，错峰进厂，这里每天可协同处置185吨医废。

老港生活垃圾焚烧厂内  李楚悦 摄

不过，老港基地有一个劣势是位置偏僻。从市区前往老港，单程通常需要2小时左右。想要在单位时间内提升收运量，在运输车辆有限的情况下，要靠缩短距离来节约更多时间，只能启用中心城区的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距市中心较远的郊区，医废可以就近直运到区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剩下的中心城区怎么办？

市生态环境局与市绿化市容部门协商沟通后，决定调用一个中型生活垃圾焚烧厂来缓解市区医废处置的压力。“我们选了距离中心城区较近的江桥垃圾焚烧厂。它的位置非常好，从中心城区出发，半小时至1小时就能到。”胡颂说。

至此，疫情期间医废处置最后一环的问题也得以破解。医废系统穿越过这场猛烈的风暴，获得了一次洗礼。

风暴之后

几个月来，医废量的数据曲线以极其陡峭的角度迅速攀升，越过高点后，则以平缓的幅度震荡回落。

进入7月后，随着方舱医院、隔离点陆续关闭，上海全市医废量下降至500吨左右，仍是疫情前两倍的体量。

2022年7月，仁济医院的业务量只有去年同期的七八成，医院里产生的医废量却在增加。“以前病人住进来当天就可以安排手术。现在要经过3天的洗脱期，每天进行核酸采样，确认没有风险后才能动手术。这段时间病房里也会产生各种医废。”石蔚人说。

此外，目前仍有一些隔离点存在，医疗机构的日常诊疗逐步恢复，常态化的核酸检测，都是医废量无法完全恢复至正常水平的原因。

不过，现在再面对日均500吨的产量，医废系统已平和许多。

回头看过去这几个月的经历，胡颂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和不足，再积极地想办法去拓宽思路”。

在他看来，有个观念层面的概念需要厘清。“有人认为只要归为医废，好像就更安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解。”事实上，如果不作区分全部加以特殊处理，特殊本身就失去了意义。除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规定的内容，其他废弃物如果纳入医废范畴，并不符合垃圾收运处置的规律。

医废焚烧炉的设计，炉壁里面的耐火砖材质和承受温度，都与生活垃圾焚烧炉不同。“疫情期间我们最头痛的还是装着剩菜的一次性塑料饭盒。剩菜含盐量高，医废焚烧炉的设计没有考虑这么高的腐蚀性，很容易‘干趴下’。”包海宾说。

如何应对特殊时期的非常规医废，成为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员陈扬曾任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医疗废物可持续环境管理项目的国家政策专家，他认为，医废收运处置不仅需要风险控制，同时也要考虑可行性。

“不是说越安全越好、技术水平越高越好，医废收运处置还要考虑社会的可接受性，考虑成本、管理等各个方面。不论大小、规模、重量多少，最后都用医废专用车并不现实。考虑到风险阈值，这其实是个平衡性的问题，我们要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尽量找到最佳可行方案。”陈扬说。

在老港医废处置基地一面展示墙上，有一项2020年获得的成绩：固处公司参与编写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医疗废物管理培训指南》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采用。

“现在，我们又有了许多新的经验。”包海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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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楚悦

微信编辑：皮小姐

校对：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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