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聪明的大脑们汇聚在一块
都在思考什么？
这些天，在上海举行的
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给出许多答案~
谈科技，话医疗
世界顶尖科学家们金句频出
在世界顶尖科研领域
女性占比如何？
在上海科学会堂
这幢法式经典建筑的门口
墙上有一幅大相框
展示着一张经典老照片：
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与会代表合影这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物理学界全明星峰会上，爱因斯坦处于约30位顶尖科学家的“C位”，而居里夫人也在前排第三顺位左右，却是全场唯一女性。
3日夜，科学会堂卢浮厅里，正开着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之“她”论坛，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美芳也说起了索尔维会议。事实上，1911年首届索尔维会议上，居里夫人就是“独一份”的女科学家。朱美芳展示着新老照片对比，直到百年之后的2017年，同能级、同规格的大会合影里，当代“居里夫人”不再唱独角戏，女科学家大概占到了16%。地球的“半边天”
在科研界能撑多少比例呢？
这一晚，包括3位中国女院士在内的
海内外女性科学家探讨了“她力量”“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经社部发布报告说，国际社会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性别平等的既定目标。”上海市科协主席、上海交大医学院陈赛娟院士援引数据说，就职业发展而言，根据当前的推进速度，使全球女性在职场中平等担任领导职务需要140年。作为3个男孩的母亲，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于盈，也是“她”论坛主持人，她直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指出，科研人员中女性占比仅33%，百年诺贝尔奖只有4%的自然科学奖颁给了女性。朱美芳院士引入更细的统计显示，在诺贝尔化学奖历年191位得主中，有8位女性，占4.2%；物理奖211位得主中，更是仅4位女性，只占1.9%。其中，包括分获化学奖和物理奖的居里夫人。2021年沃尔夫医学奖得主、罗切斯特大学教授琳妮·马奎特（L·MAQUAT）将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领域女性逐渐流失的现象，描述为一根“不断漏水的管道”。她表示，不仅女性诺奖获得者比例低，世界各国女性院士比例也偏低，虽说女性在全球科研人员中占到1/3，而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这一比例只有22%，美国大学的STEM专业有一半女生毕业就转行……有人说，如今大学校园女生很多，甚至“阴盛阳衰”。但朱美芳举数字分析，细分来看，读过大学的女生占科技工作者的54%，拿了本科学位的大概是40%，拿了硕士的只有6%了，而女性博士学位在这么多人群中不到1%，“特别在STEM这个领域的比例，女性确实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女性占比在科技人才金字塔中仍逐级大幅缩减。“女性在科技领域中虽然还存在总体数量不足、顶尖女科学家稀缺等问题，但我们更欣喜看到女性参与科技发展的空间正在日益扩展。”同为女性，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徐枫说，近期，33岁的刘巾杰成了文昌航天发射场的第一位女性“金手指”，她接连按下了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的点火按钮。“她说‘我特别爱哭，但很难被打倒’‘我不坚强，但很坚韧’，这就是新时代科技女性的真实写照和独特魅力，勇于接受挑战、敢于突破自我。”事实上，在中国，全国科技工作者总数上亿，其中女性科技工作者达4000万，已占四成，高于全球比重。“她”论坛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爱思唯尔共建的科研评价实验室，联合发布中国首份女性科研人员生态报告——《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科研人员画像》，从性别维度分析超过16万名中国科研人员在2005年至2019年间的科研产出。女性科研人员“职场天花板”问题正在改善，男女职称晋升中的差异在逐步缩小。2008-2017年，中国正高职称男女数量比，由5.47：1下降至3.92：1，中级职称之比从1.94下降至1.57。具体到不同学科，中国女性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表现优于其他领域，尤其是在神经科学和药理学领域表现卓越；而在物质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女性的学术影响力仍低于男性。有意思的是，女性科研人员的合作“朋友圈”规模更大：这份《报告》显示，女性科研人员的论文合作者数量普遍多于男性，同时由女性主导的科研团队规模也大于男性。而男性科研人员则在国际合作中更为活跃，相较于女性，男性的国际合作率更高。徐枫女士欣喜发现，目前在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女性项目课题负责人约有6000人，女性项目骨干比例占到27%。当前，世界各国纷纷把性别平等意识上升到国家意识，都在积极致力于为女性施展才华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包括全力支持当下的女科技工作者，同时激励未来的年轻一代。在上海，有一位高中女生谈方琳同学，至今仍是顶科论坛参会“最年轻纪录”的保持者。她两次受邀参加顶科青年论坛环节，与诸多诺贝尔奖、沃尔夫奖、拉斯克奖等获奖者面对面“头脑风暴”，这样的交流机会让具有科学潜质女学生提前“入圈”，世界顶尖科学家的榜样力量也极大地激发了女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热情。当然，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孕育兴起，要在落后、偏远欠发达国家和区域推动性别平等，任重而道远。陈赛娟院士表示，首要是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要扩大女性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的参与，扩大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及高等教育等。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院长黄荷凤院士同样强调，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教育是第一位的，平等的教育能够为性别平等提供最大基础支撑；同时，社会文明应认同男女在家庭责任上平等的观念。朱美芳院士坦言，虽然男女在生理上有一定差异，但在教育中，尊重个体的选择是第一要义，如果每个人都能愉悦地从事自己的职业，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在她的工科科研团队中，女性已超过1/4，“Be her and for her，做好自己也为了更好的她。”有意思的是，作为“她”论坛唯一一位线下男嘉宾和圆桌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研究员张亮分享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不应仅是女性话题，还应当是男性的话题。他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坐在这里，不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这才是最终目的。”未来医疗、制药领域会如何发展？
科学家说：可能要“量体裁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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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解读“第三次药物革命”
“如果说，传统药物是‘均码服装’，一种药物给一批同样的病患服用，那么未来药物则是‘量体裁衣’，针对个人不同基因特征‘私人订制’药物。”11月4日，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实验室专题——药物发现新模式论坛上，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理工学院杰出研究教授阿龙·切哈诺沃这样解读“第三次药物革命”。
一项对患乳腺癌病人的追踪研究表明，使用同样的药物几年后，一些病人去世或病情没有明显好转，而另一群人病情却有好转，有的甚至治愈。“因此我们需要看两个患相同病症的人DNA有什么不同，针对疾病进行基因筛选，就会知道哪些药物能真正‘对症下药’。”阿龙·切哈诺沃认为，通过疾病筛选可以找到人类未来会患何种病症的基因突变，可采取相关措施来进行治疗。
美国著名影星安吉莉娜·茱莉通过基因检测发现，自己体内有一基因名为“BRCA1”，医生预计她原本患乳腺癌的风险为87%，患卵巢癌的风险达50%，而茱莉的母亲就是因癌症在56岁时去世。为尽可能降低自己患病的风险，茱莉自己做出决定，接受了预防性双乳切除术。这种个性化医疗，又称“精准医疗”，是指以个人基因组信息为基础，结合蛋白质组、代谢组等相关内环境信息，为病人量身设计出最佳治疗方案，以期达到治疗效果最大化和副作用最小化的一门定制医疗模式。“个性化医疗是医学的未来。”阿龙·切哈诺沃表示，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以阿司匹林、青霉素为代表的第一次药物革命特点是“偶然发现”，20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末第二次药物革命就是重在化合物的组合和筛选，而以现代基因组学为基础的个性化医疗，则正在开启第三次药物革命的大门。“第三次药物革命是靶向的、个性化的药物，可以针对每个人的基因进行定向治疗。” 阿龙·切哈诺沃说，“现在看似同样的疾病，同样的治疗，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治疗结果，因为我们个体就是不同的，年龄、性别、体重、饮食结构等不同，更不用说基因遗传的不同了。”现在，全基因组测序的成本已从300万美元将至500美元，测序效率也大大提高，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基因测序，让患者对自己的DNA有所了解，也能方便找出这位患者生病的原因。阿龙·切哈诺沃甚至认为，用一种药品治疗所有人的同种疾病的时代将宣告终结。也就是说，对症下药将变成对“基因”下药。“我们甚至可以针对致病基因，干涉未来可能发生的疾病。”阿龙·切哈诺沃预测，这场革命的速度不会太快，但是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未来医学的几个特点：个性化、预测性、预防性、参与性。不过，基因定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基因同样是不稳定的，像是癌细胞，可能会逐渐地产生抗药性，形成第2次、第3次的变异。所以，病人可能一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会有效果，但是第2次再进行治疗的话，它的效果就小了，这就是肿瘤在变异。”同时，精准医疗还涉及隐私的代价。为了分析患者的基因，需要获得患者本人、甚至有直系血缘关系亲属的基因，这类遗传隐私需要严格保密。虽然有所挑战，阿龙·切哈诺沃乐观表示，未来医疗将更加精准化，更能够治愈更多的疾病，更加有效、同时副作用更小。尽管仍存争议
但科研的每一次进步都值得欣喜
论坛上持续传来科研喜讯
拉斯克奖得主带来喜讯：
药物让老年黄斑变性的致盲比例显著下降
“在丹麦，使用抗VEGF药物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使这一疾病导致失明的比例下降了50%。”今天上午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联合实验室论坛上，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得主纳波莱奥内·费拉拉教授通过视频演讲，向上海观众介绍了他的科研成果。2010年，费拉拉正是凭借发现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以及研制出抗VEGF药物，获得了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联合实验室论坛的主题为“药物发现新模式”。费拉拉的药物发现故事告诉我们，很多原创新药的问世源于原创的科学理论。1971年，美国科学家福克曼发表了一篇基于早期研究成果的论文，推测“抗血管生成”可能是一种抑制肿瘤生长的治疗策略，因为他发现，肿瘤增生过程往往伴随着新血管的生成。如果促进新血管生成的生长因子被遏制，肿瘤细胞是否也会被遏制呢？“做博士后期间，我对血管生成假说很感兴趣，努力寻找福克曼提出的血管生成因子。”费拉拉告诉观众。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他成功分离出VEGF，这是一种内皮细胞特异性促进细胞分裂的生长因子。在此基础上，他带领团队成功制备了VEGF的人源化抗体，它既保留了VEGF的中和能力，又能避免鼠源性抗体带来的免疫排斥反应。2004年，贝伐单抗获美国食药监管局（FDA）批准上市，成为在美国获批上市的第一个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药物。作为一种重组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贝伐单抗能与人体内的VEGF结合，并阻断其生物活性。从上世纪70年代福克曼提出“抗血管生成”假说，到费拉拉找到VEGF，再到贝伐单抗获批上市，这一药物发现过程长达30多年。科学家根据新发现提出原创理论，再根据原创理论取得实验突破，是推动原创新药问世的两个关键因素。“贝伐单抗用于一线肿瘤治疗，目前获批的适应症多达12种。”费拉拉的话语中，透着自豪。令他欣喜的是，源于VEGF的另一款抗体药物——雷珠单抗也已问世。它是重组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片段，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新血管生成，可延缓湿性（新生血管性）年老性黄斑变性的进展。老年性黄斑变性又称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视网膜黄斑区结构的衰老性改变。这种疾病大多发生于45岁以上，其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是导致老年人失明的主要疾病。在演讲中，费拉拉介绍了雷珠单抗在丹麦、英国的两项临床统计结果：在丹麦，使用雷珠单抗使老年人黄斑变性致盲的比例下降了50%左右；在英国，研究显示越早进行黄斑变性治疗，临床效果越好。“有了抗VEGF药物，黄斑变性将不再成为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这类药物对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也有疗效。”费拉拉说。当然，针对老年性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抗VEGF研究远未完成，比如不同地区人群的黄斑变性差异问题。这位拉斯克奖得主希望，这个领域的后续研究能为各地老年人的视力改善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