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记者从家属方获悉，安徽“试管婴儿被放错胚胎”事件已初步达成和解。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后，不少网友表示疑惑：试管婴儿手术流程是如何规定和操作的，为何会出现此类错误？医院出现此类错误，赔偿之外是否还会在其他方面被追责？医院为何“找不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丛亚丽接受封面新闻采访，针对事件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呼吁增加立法拓宽医疗事故罪范围，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王岳介绍，目前相关的流程规范细则比较少，且内容宽泛。但在试管婴儿胚胎移植过程中，一般有一套操作流程。比如，医用器材要求是单人单管单器皿；取卵、精液优化处理、胚胎培养、胚胎冷冻和解冻等全流程，必须双人共同核对、共同签字；信息核对时，采取人工双核对，或者芯片标签扫码核对，以保障信息唯一性、准确性。“2011年我国正处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发展的初期，确实存在管理制度混乱、违规开展此类技术实践的情况，流程和监管都没有太规范。”王岳介绍，长期一段时间，此类医疗实践相关法规仅有2003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13年、2019年，国家原卫生部和现在的国家卫健委，先后补充出台了相关规定，防范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风险。目前，国家卫健委已经启动了《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草案）》的修订，相关法规正在完善。一审判决书显示，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涉案事件中，诊疗过程、护理过程均存在过错，出现了胚胎冻存标签重复、胚胎解冻登记信息不全、未体现核对过程等问题。“现在不清楚陈冬、王蕾（均为化名）接受的胚胎是怎么移植的。如果确实使用了他人的胚胎，那医院没有及时如实告知胚胎培养不良，也未征得当事人同意就使用其他胚胎，就严重违反了相关标准要求以及当事人知情同意的伦理原则。”本次事件中，当事人提出追查自己的胚胎去向及孩子的生物学父母，被医院告知查不到。丛亚丽认为，“查不到”的说法可能存在两种原因，一种是确实当初管理混乱，10多年之后的今天医院确实没办法追查这两方面信息；另一种原因，可能是涉及伦理困境。“比如正常的胚胎捐赠活动中，会遵照双盲原则，捐赠方不知道胚胎移植给谁了，受赠方不知道是谁捐赠的。”丛亚丽介绍，陈冬、王蕾这种特殊情况，即便医院知道孩子生物学父母是谁，是不是应该让胚胎提供者和受体双方当事人知道，是不是该告诉孩子，还是学界讨论的伦理问题，各个国家的规定也不相同。丛亚丽表示，陈冬、王蕾个人无法追查胚胎去向及孩子生物学父母，需要通过向法院起诉去追查。医院曾对陈冬解释称，把所有的储存罐都检查了，没有陈冬的胚胎，觉得陈冬的胚胎培养得不好（就没有用）。王岳认为该解释不合理，医护人员应该遵循“有利于患者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及时将情况告知当事人，而不是十年后出现意外情况才告知。王岳表示，医院没有按照规范保存胚胎、无法提供有效溯源的病历记录、不能证明胚胎准确性，除了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赔偿，还应接受行政处罚。依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应给予涉事医院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处罚，并给予相关责任人行政处分。王岳认为，“试管婴儿被放错胚胎”事件以及之前的“错换人生28年案”，因为医院一方的疏忽造成了严重后果，他呼吁立法机关通过这些特殊案例增加相应的新罪名，更好的震慑过错方，避免出现此类过错。“现有的医疗事故罪，只针对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情况。错换人生28年事件和这次的事件，都不能构成这一罪名。”王岳认为，此类严重医疗过错没有造成患者死亡或致残，但是对家庭的损伤同样巨大，应该有法可依地去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公安机关可以进行细节的追查。王岳和丛亚丽均表示，本次事件中的孩子与陈冬、王蕾都没有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但在法律上是被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同等享有婚生子女的一切合法权益，包括陈冬、王蕾作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21日，王蕾表示事件被报道后医院约见了陈冬，已初步达成协议，两人对孩子的感情不会改变。“孩子被教育得非常好，只不过我们最初是想要自己的孩子，不是通过别人捐赠胚胎的方式，突然发现被医院搞错了，陈冬可能一时接受不了。”王蕾表示，两人会一如既往对待孩子，陈冬早早给孩子买了房子，事到如今也没打算收回这个房子。21日下午，记者多次拨打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安徽省卫健委电话，电话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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